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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要）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极其对抗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的工业集中于城市。资本家首先从乡村买进原料，制成商品，销售给乡村的农民，实现其所剥削的剩余价值。其次，商品的卖出与原料的买进，大都是通过商业资本家进行的。商业资本家常用高价将工业品卖给农民，而用低价向农民买进原料。 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是对于乡村农民的残酷剥削。其三，乡村的金融命脉，操纵在城市的银行资本家手中，银行资本家通过信贷制度，剥削着广大的乡村。所以城市和乡村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贷制度的整个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对农民的剥夺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破产”（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还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压倒了农民的小规模的经营，便得许多小农陷于破产与贫困，而沦为无产者。地主们把从农村剥削得来的地租用之于城市，从不考虑土壤的改良。农业资本家把剥削所得的利润也用之于城市，也不考虑土壤的改良。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日益破坏着土地的肥沃程度。例如就现代的美国来说，在大资本家的掠夺下，使土壤涸竭，并行大量可耕的土地与牧场变成不毛之地，把没有资本恢复土展肥次的大量小农，从土地上驱逐出去，使他们变为流浪者。肥沃可耕的土地，变成贫瘠的荒原。正由于乡村日渐趋于贫困与荒凉，而乡村的文化也远远落后于都市。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态度。”（见前著）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当年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也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乡村中的农民，身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陷于贫困和破产的深渊。 特别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不但通过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猛烈地吮吸农民的血液，并且还用超经济的剥削方法，极野蛮地剥削农民。中国本是农业国家，粮食可以自给，而买办资产阶级每年却从美国输入大宗美麦，来破坏国内粮食市场。当帝国主义者要向中国农村购买某种原料时，官僚资本家们就伸出魔掌垄断这种原料市场。  例如美帝国主义者要收购桐油时，官僚资本家便利用政治力量，将收购价格压到最低，并用日益贬值的伪币支付。结果，农民出售桐油所得的代价，完全不能抵偿一年的工资，被迫着把桐树砍了当柴烧。其他如茶叶和别的农产物的收购，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当年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城市，不但极野蛮地剥削着乡村，并且是极残酷地破坏着乡村。 我们可以说，当年乡里人对于城里人的敌对关系，实际上是农民对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敌对关系。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当时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里面，就已在改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因为工农联盟的革命的友谊，是促进城乡互助的动力。城市和乡村间的对抗的矛盾，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会完全消灭。  斯大林说：“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结果也正是这样。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方面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不断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 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见前著）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城乡间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也会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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