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性气概与古巴导弹危机：性别作为先发制人的威慑  作者：Lorraine Bayard de Volo,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授。她从事与战争、革命、暴力和社会运动相关的性别研究。 来源：Lorraine Bayard de Volo, 'Masculinit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gender as pre-emptive deterr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98:4 (2022), 1211–1229. https:///10.1093/ia/iiac121 导读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当今国际关系课程中的一个关键案例，但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界。几乎每一位自肯尼迪后接任的美国总统都试图从中吸取教训，关于此次危机的文献指导了对于国家安全的构想和如何做出有效的决策，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古巴导弹危机的一个新颖的视角是，性别动态在安全事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作者认为，性别作为一种先发制人的威慑（pre-emptive deterrent）阻碍了带有女性气质的政治决定和决策；在这个案例中，性别逻辑被带入了相关决策，起到了反作用的威慑力。 作者通过分析危机期间的三位主要人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以及美国总统肯尼迪和他们对于性别威慑的回应，描述了他们的自我表达，以及他们面临的国内外的性别监管（gender policing）。引入性别视角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我们对主导危机处理和外交决策中的关键人物及其受性别特质影响下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和分析，并为促进冲突的解决提供参考思路。 女性主义分析：性别作为先发制人的威慑 性别是一种差异化的实践和过程，反映了交叉与流动地产生身份认同的权力关系。性别是构建权力关系的主要手段；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常通过性别二元论（男子气概/女性气质，masculine/feminine）来定义和描绘权力。性别二元论中产生了多种的二元对立：理性/非理性，理智/情感，强/弱，勇气/恐惧，基于此产生了对于社会不同方面的理解方式和价值观念，包括政治、外交政策、核武器和战争等。性别二元论同样是种族化的，它以全球的南北差异或东西差异为依据，构建了基于两种性别特质内部和之间的不同，这反过来又以加强超级大国的霸权的形式，将身份认同和差异本质化。 作者承担了女性主义的解构任务，目的是颠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文献中“军事化的男性气概的主导声音”。作者研究了性别话语是如何对某些心态和方法起到了“先发制人的威慑作用”，男性气质使某些行动、决定和结果被正常化，并让它们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必要的，而带有女性化色彩的选择——例如合作与谈判——被拒绝或者对公众隐瞒。 三个人的阳刚之气 ：领导者性别化的自我-他者建构 （一） 赫鲁晓夫 西方决策者将赫鲁晓夫视为一个“爱开玩笑、粗鲁、难以预测的农民”，而很多人也将他视为一个暴躁但聪明的领导人；他“大胆，精力充沛，容易夸夸其谈，戏剧化，且经常虚张声势”，决策风格“冲动且反复无常”。赫鲁晓夫本人则形容自己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是深思熟虑的，务实地思考问题，没有被愤怒或过度浪漫化的战争和革命概念所混淆。当苏联的勇气受到质疑时，赫鲁晓夫意识到对懦弱的嘲讽给领导人带来的危险的压力，然而他常用这种嘲讽，即粗俗和有贬低意味的谚语和笑话，对苏联的勇气夸夸其谈、虚张声势，并质疑其他领导人的骨气。 赫鲁晓夫也因美国对战争造成破坏的天真态度而感到不安，在危机期间他反复提及这点。换言之，赫鲁晓夫担心美国不害怕战争。赫鲁晓夫认为拆除导弹的可能性并不表示投降或怯懦，而是实用主义；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警告中提到，如果核战争爆发，它将由感性而非理性的决策点燃。领导人“决不能屈从于令人沉醉和琐碎的激情”，因为战争不是什么胜利或失败，而是“我们的敌人，是所有人的灾难”；战争并没有终点，直到“它穿过城市和村庄，在每个地方播下死亡和毁灭的种子”。这种冲动的、情绪化的、关注人身的“情感意识的话语”说明赫鲁晓夫没有注意到性别叙事中先发制人的威慑力。他从战争边缘让步并进行谈判的意愿也降低了他在国内的男性地位。 （二）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身材魁梧，具有男性特征（他以胡须闻名），穿着他的革命军制服；他表现自己是理性和有纪律的，专注于勇气、尊严、荣誉和独立。肯尼迪政府并没有否定卡斯特罗的男性角色地位，但描述他是危险的，他的“拉丁”族裔也使肯尼迪政府用交叉手段将卡斯特罗与不稳定的（非理性，和威胁性的）男性气质联系起来。以美国为中心的文献同样将卡斯特罗描述为勇敢到不顾一切甚至是精神错乱的程度。 卡斯特罗声称其站在理性决策的制高点; 他一再呼吁并宣布古巴人保持冷静，向他们保证他们在道德上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但其本人并没有扮演冷静的角色，而是采用自信、活跃和愤怒的形象，他的演讲中常嘲笑肯尼迪政府，并引起听众的笑声。对于古巴观众来说，卡斯特罗在提到美国时经常讽刺和批评，尤其将肯尼迪描述为是非理性、情绪化和好斗的。苏联领导层则认为他过于情绪化和理想主义，经常将自己塑造为父亲的形象或具有经验智慧的老大哥式“同志”，以指导年轻、浪漫的古巴革命者。 在美苏的谈判中，苏联同意美国在古巴领土进行巡查，这无视了古巴的主权。危机的解决被标识为羞辱性的背叛、被征服和软弱，所有这些都与男子气概有关。卡斯特罗愤怒地质疑苏联领导人的男子气概，并最终拒绝了美国。赫鲁晓夫后来赞扬了这种做法：“指责苏联的懦弱是一回事；我们是一个大国，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明白，我们没有什么可怯懦的。但古巴只是一个小国。”他的评论表明，性别威慑使某些选项变得不可想象，其影响因权力而异，但这种关系实际更为复杂。虽然苏联超级大国经受住了采取更“女性化”选择的后果，但赫鲁晓夫本人却没有。两年后，他被推翻，部分原因是在危机中羞辱了苏联；相比之下，卡斯特罗又统治了古巴 46 年。 （三）肯尼迪 如果说赫鲁晓夫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中是一个恶棍，卡斯特罗（当被提及时）是一个流氓，那么肯尼迪则是著名的英雄。关于导弹危机的共识主要是由肯尼迪政府构建的，它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解决，通过肯尼迪冷静、理性、稳妥的边缘政策（brinkmanship）避免了核战争。肯尼迪政府将苏联的导弹部署描绘为无缘无故的和不诚实的，是“我们喉上的匕首”，而肯尼迪挺身而出，对抗咄咄逼人的苏联。 然而原始资料，最近的学术研究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ExComm，美国政府机构，在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召集肯尼迪总统提供建议）成员的反思揭示了肯尼迪对古巴的过度关注和对卡斯特罗的深刻个人敌意，这与他冷静理性的形象不符。肯尼迪热衷于一种竞争性的男子气概——证明自己和评判他人，这往往通过在面对困难时的强硬态度来表达。历史学家Garry Wills确定了卡斯特罗造成了对肯尼迪的“几乎令人发狂的影响”背后的性别逻辑：因为卡斯特罗在缺乏资源和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成功挑战了美国，他一定比肯尼迪更为强硬。'这是大男子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的对抗，而[卡斯特罗]更像个男人，更有胆量，这使肯尼迪家族每个人的战斗本能被激发出来。’ 性别化的关注为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主要文件显示，肯尼迪对清除卡斯特罗进行了情感上的投入，这种紧迫感常常通过他对卡斯特罗和其他古巴领导人展现出的男子气概的评论来表达。在肯尼迪的领导下，强硬和竞争性的阳刚之气渗透进政府中，并为构思不全的猪湾入侵行动奠定了基础。但这也与来自国内的压力有关。美国的大部分选民对古巴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对一个“三流”国家能够成功地挑战他们而感到愤怒。美国公众并不打算让肯尼迪放弃他对古巴采取强硬措施的承诺，甚至有时会采取嘲弄肯尼迪的男子气概的方式以要求对苏联和古巴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导弹危机，男子气概的危机：行动中的敌意 肯尼迪对强硬的承诺限制了政府的选择；他对强硬的追求在他的政府中表现为不妥协和缺乏能动性。例如驻联合国大使Adlai Stevenson曾建议肯尼迪从关塔那摩湾撤军并保证古巴的领土完整以换取对导弹的拆除，但肯尼迪认为他的提议过于软弱而将它边缘化。在一些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边缘政策下，美国进入自动行驶的状态并拒绝谈判，任何主动行为（被理解为投降）都必须来自苏联方面。这样，美国的叙述中往往表明苏联和古巴领导者是情绪化和非理性的，他们最终要对发生的一切负责。总之，肯尼迪在感情上对古巴很执着，在他与卡斯特罗的“大男子主义竞争”和国内压力的推动下，世界被推向了核战争爆发的边缘，尽管肯尼迪本人其实并不认为古巴导弹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性别作为先发制人的威慑，让肯尼迪只愿意进行非公开的秘密谈判以解决导弹危机，这一事实几十年来一直不为人所知。所以许多人，包括后来的美国总统，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导弹危机叙事中得到的教训是，边缘政策——强硬和升级到战争边缘，以使另一方让步的政策，是有效的。赫鲁晓夫呼吁肯尼迪从战争边缘退后时使用情绪化即女性化的语言，以及他最终愿意谈判并拆除导弹的决定，导致他在许多人眼中失去了合法性。“作为一种排他性和监管过程” 的女性化运作，为危机带来了解决方案，但也导致了赫鲁晓夫下台。而肯尼迪对谈判保密，以此保证他的男子气概不受损害，在这个过程中，一种不准确的、危险的大男子主义边缘政策形成，并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教条。 总结 本研究将重点扩大到对三位领导人共有的男性理想和表现进行批判性分析，揭示了他们在自己身上接受某些男性特征但在观察对手时情绪激动的动态。性别对一系列可能的选择和结果起到了先发制人的威慑作用。 理想化的领导特质——包括力量、勇气和理性——与男子气概相重叠。性别分析突出了领导者对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关注。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寻求继续掌权，但也有证据表明，保持尊严，避免屈辱，不仅是保持权力的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在决策过程中，领导人通过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考虑国民、盟友和敌人以及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 对安全研究的学者来说，本文为如何在其他情况下有效地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解构安全事件的性别化语言是挑战理性驱动的边缘政策的一种手段，也是将国际关系中的性别化权力关系，和那些限制给有男子气概的人的选择权非自然化的手段。从这个案例也可以得到当代危机管理与外交的教训，它展示了男性地位如何产生利己的、情绪化的行为，从而破坏冲突的解决，甚至刺激侵略。它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可以轻松地发现对手的男性化姿态，但也要求我们对性别逻辑如何在自己和自己一方偷偷带入适得其反的动机具有更强的自我察觉。 词汇积累 先发制人的威慑 pre-emptive deterrent 性别监管 gender policing 边缘政策 brinkmanship 译者：周谷子，国政学人编译员，曼彻斯特大学和平与冲突专业，研究兴趣为安全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校对 | 汪佳镕 高湑喆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沈䶮 王佳怡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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