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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焦土政策”这一悲壮口号的提出者和倡导者正是李宗仁将军，七七事变爆发前，李宗仁在一次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中，就阐述了焦土抗战的必要和意义，表现出了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也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一政策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就在武汉失守前，为了不使交通港口等设备沦为敌手，蒋介石曾命令陈诚在部队转移后实行“焦土政策”，由于走漏了风声遭到了各界人士的反对，最终不了了之。  日军占领武汉三重镇后，继续挥师南进，介于武汉和广州之间的湖南长沙原本作为抗战后方，一时间成为了日军的必攻之地，为了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蒋介石下令对长沙执行“焦土政策”。但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一场“焦土”战略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人间惨剧。 由于行动计划考虑不周和实施不当，致使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大量无辜百姓在毫不不知情的情况下，深受其害，而且城内90%以上的房屋被摧毁，千年古城长沙也毁于一旦。这一令人细思极恐的“焦土政策”造成的损失已经无可估量，想想都令人后怕。  白崇禧也是非常赞成李宗仁的“焦土政策”，1939年秋的桂南会战爆发前，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曾对即将在广西登陆的日军做出了判断，并制定好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其中，白崇禧给北海的守备部队下令了死命令，如果日军在北海登陆，北海的守备部队必须奋力抵抗日军，掩护城内百姓和机关安全撤退后，对北海实行“焦土政策”，任务完成之后向廉州转移。 桂南会战爆发前，白崇禧在广西境内可用的只有韦云淞的31军和何宣的46军。其中，第31军驻防在桂平、平南、藤县一带；第46军军部驻扎南宁，驻守在北海的只有一个师，就是第175师，师长是冯璜，由于还在贵州陆大学习，暂由新组建的第19师副师长秦镇任代理师长。  1939年11月14日，驻扎在北海一线的175师524团团长巢威，发现了日军四十余艘军舰正在向北海前进，巢威立即给北海城区内的师长秦镇报告，请求立即转移市区人员并通知驻防在钦州的第19师部做好了应战日军的准备。 在北海登陆的日军只有放了二十余只汽艇和五十余只橡皮艇，175师立即组织奋力迎战，经过短暂的交战至黄昏后，双方进入了僵持状态。但是，日军四十余艘军舰一直在海上徘徊，并没有驶进海岸增援作战。而此时执行白崇禧“焦土政策”命令的部队已经做好了破坏北海城的准备。 处于一线作战的524团团长巢威感觉到日军“醉翁之意不在酒”，北海并不是日军的登陆点，而是想通过佯攻来调动钦州的部队来增援，巢威把自己的判断电告了师长秦镇，并告诫不要对北海城实施“焦土政策”。  但是，对于白崇禧的所下的死命令，由于担心被军法处置而无人敢违抗。情急之下，巢威晚上只身一人回到了师部，立下了军令状，表示“不要重蹈长沙之覆辙，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不要你们担心”，并向军长何宣报告到“北海还在我军控制之下，日军的目的不是北海。”军长何宣向桂林行营说明了情况并下达了延迟执行“焦土政策”的命令。 巢威连夜赶回了北海一线，在黎明过后，日军在距离北海海岸数公里外除了遗留三艘战舰，其余的战舰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巢威立即向白崇禧的桂林行营致电。正是由于巢威正确判断出了日军的作战意图，才能让北海城幸免于“焦土政策”之中，如果白崇禧盲目执行“焦土政策”就中了日军的计，所造成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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