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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芳老师是生活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上海人，七十二岁的王玉芳老师身体很好，她能拎着二十斤白面和一桶豆油一口气上到五楼（她家住五楼，是多层，没有电梯），一天要上下楼好多次。王老师的老伴也是上海人，他比王老师大三岁，他们两人都是六十年代支援边疆建设来到新疆的，已在新疆生活了五十多年。 说起曾经的过往，王玉芳老师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她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亲情和感情，人若没了亲情，感觉活着都没啥意思。今天，咱们就听王玉芳老师给大家讲述她的支边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吧。 王玉芳老师说，她永远难忘1966年的7月，就是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十六岁的王玉芳挥泪告别母亲和十三岁的弟弟（王玉芳六岁那年，她父亲因公殉职），坐上了接送支边青年去车站的大巴车。大巴车开动的那一刻，王玉芳看到了母亲瘫坐在地上痛哭的情景。大巴车拉着王玉芳他们在南京路和外滩转了一圈，直接把他们送到了火车站。 在上海开往新疆的列车上（运送军用物资的列车），王玉芳的眼泪基本流干了，去新疆吃苦受累她不怕，她是放心不下体弱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弟弟。当时国家号召有志青年就要到边疆去，就要为祖国的边疆建设出力流汗，奉献青春。王玉芳在学校时是班委干部，她没有理由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当时还听说去新疆的工资待遇比上海好，她想多挣一点钱，好补贴家用。  资料图片来源网络历时四天三夜，那列运送军用物资的火车抵达了新疆境内的大河沿车站，大家在大河沿住了一晚，第二天又换乘敞篷卡车继续前行。在茫茫的戈壁荒滩上行驶了五天，一路风沙，一路颠簸，大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王玉芳他们分在了地处阿克苏地区的五团场（后来改为二十一团）的下属连队，这茫茫戈壁荒滩，就是王玉芳他们奉献青春实现人生梦想的地方。那一排排土坯房子和房顶上长满野草的地窝子就是战士们的营房。 到达连队后，新来的上海支边青年休整了一个星期，大家都领取了军装（每人一套没有领章和帽徽的绿军装）和劳动工具，大家就要参加垦荒种粮的生产劳动了。王玉芳他们当初所在的连队已有上千亩农田能耕种了，当时播种的是玉米和棉花，还种了几亩菜地。新战士到达连队后，还要继续挖沟修渠引水灌溉压碱（也叫洗碱，就是引用天山融化的雪水反复灌溉土地，淡化土壤中的碱性），垦荒造田。 那天早饭后，就在大家准备出工劳动时，炊事班的周班长问大家：“谁会烧饭？谁在家做过饭？咱们炊事班需要一名炊事员。” 看看大家都不吱声，王玉芳举了举手说道：“我会烧饭。”就这样，刚来到团场连队，十六岁的王玉芳就成了连队的一名炊事员。 当时连队的伙食很简单，早晚就是一锅白菜汤，主食是苞谷窝头，中午能吃一顿菜，菜里几乎看不到一个油花，也可以说水煮菜，菜出锅的时候才淋上一点熟豆油。当时的生活有多苦，没有亲身经历过，真的是难以想象。据老战士（之前到达的支边青年）说，他们刚来到时条件更苦，别说吃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积攒了好几个月的津贴费，王玉芳总算给她母亲寄回去了十二块钱。当时一起来到新疆的支边青年，大家都让上海的父母往新疆邮寄挂面肉松和糖果，唯有王玉芳一个人没跟母亲张过口，她也是唯一一个给母亲寄钱的人。 转眼就到了1969年秋天，团场小学需要一名教师，连长就让王玉芳去团场小学教书去了。在学校教书比在连队参加生产劳动要轻松很多，星期天和星期六下午能休息（当时连队是一个月休息三天，每月的10号、20号、30号休息），还有一样好处，那就是省衣服。 刚到学校教书时，王玉芳教的是三年级和四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当时叫复式教学，就是一个教室里有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王玉芳给四年级学生上课的时候，三年级的学生就上自习课，自己看书写作业。很快，王玉芳就适应了这样的教学工作，她对待教学工作非常认真，对同学们也很好，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1970年1月下旬，团场领导批准王玉芳回上海探亲过春节了，来到新疆三年半的时间，王玉芳那是第一次回上海探亲，之前有一次机会，她心疼往返的花费，主动放弃了回家探亲的机会。 那次回上海，王玉芳给弟弟带回去一套崭新的军装，给母亲买了新疆的葡萄干和大枣。回到上海，她母亲看她黑了瘦了，母女俩抱头痛哭。从上海返回新疆时，王玉芳留下回新疆的车费，把兜里多余的钱都给了母亲，她只带了几斤上海的奶糖，其他什么都没带。她母亲想给他买一些糕点和肉松什么的，王玉芳说新疆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她啥都没要。 一晃又是三年，王玉芳在团场小学教书已经三年多了。那年秋天，校长突然找到王玉芳说：“王老师，你已经二十三岁了，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咱们团场机耕连三排的排长也是上海人，我想介绍你俩处男女朋友。”“校长，我的年龄还小，我想晚两年再考虑个人问题。再说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得跟我母亲商量一下呀。”王玉芳本想用这句话搪塞一下校长，没想到校长却笑着说：“那是应该，你给你母亲写信吧，我等着你的消息。” 看校长总是催问上海回信了没有，实在不好再搪塞，王玉芳只好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二十多天后，王玉芳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她母亲说，在新疆要是有合适的人选，是该考虑个人问题了。她母亲的意思是尊重女儿的选择，希望女儿能找个好对象。 就这样，在学校校长和团场领导的关怀和帮助下，王玉芳和比自己大三岁的上海支边青年陆卫平谈起了恋爱。陆卫平个头虽然不高，可人很好，很善良也很诚实，是机耕连三排的排长，他是1963年来到的新疆，比王玉芳大三岁。陆卫平家的条件也不好，他十一岁那年母亲病逝，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七岁，陆卫平来新疆的前一年，他哥哥就结婚了。 经过近一年的接触了解，王玉芳和陆卫平彼此都有好感，在组织上和相关领导的多次关怀催促下，王玉芳和陆卫平在1974年8月1日举行了婚礼，那天有好几对上海支边青年举办了婚礼，他们也是在团场领导的关怀下和组织的安排下结合在一起的。举行婚礼的前一天，王玉芳收到了她母亲寄来的一对枕巾和一床毛毯，她母亲来信说，家里条件不好，这权当是母亲送给女儿的嫁妆吧。  资料图片来源网络婚后的生活虽然很简单但很快乐，结婚后的第二年初秋，王玉芳就生下了一个男孩，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女孩。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王玉芳和陆卫平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幸福快乐。 1977年初冬，王玉芳的公公病逝，她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从新疆赶回上海料理公公的后事，料理完她公公的后事，陆卫平的大哥对陆卫平说：“卫平，反正你也在新疆安家了，家里的房子你就别和我争了，我给你二百块钱，老弄堂的这两间房子就归我吧。”考虑到都是一奶同胞，陆卫平啥都没说，他接过了他大哥提前就准备好的那二百块钱，递给了王玉芳。 第二年（1978年）秋天，王玉芳的弟弟结婚，陆卫平就把他大哥给的那二百块钱让王玉芳带回上海给她弟弟，小舅子结婚，当姐姐姐夫的怎么也要随一份大礼啊。当时因为秋收，陆卫平实在走不开，他就没能回上海给小舅子操办婚礼，为此，陆卫平愧疚了好久。 王玉芳的儿子十七岁那年，她看别人家的孩子都把户口迁回了上海（当时有政策，当年支援新疆建设的上海青年，在新疆结婚成家的，孩子年满十六周岁的，允许一个孩子的户口迁回上海），她也想把儿子的户口迁回上海。陆卫平也同意把儿子的户口迁回上海，他就给他大哥打长途电话，说想把儿子的户口落在他大哥家，让他大哥做他儿子的监护人。没想到他大哥一口拒绝，说监护人要担责任的，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看丈夫生气了，王玉芳劝说陆卫平：“大哥不让落户口也许有他的道理，你犯不上生气，这样吧，我带着新生（王玉芳的儿子叫陆新生）回上海，看能不能把新生的户口落在我弟弟的户口上，让我弟弟做新生的监护人。” 那年年末，王玉芳带着儿子和女儿回到了上海，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一共才回过两次上海。回到上海，王玉芳跟他弟弟说了想把儿子一个人的户口迁回上海的事情，她弟弟说没问题，他是孩子的舅舅，做孩子的监护人理所当然。 那天半夜，王玉芳听到了她弟弟和弟媳的对话，只听他弟媳说：“你外甥的户口不能落在咱们的户口簿上，你姐姐这是没安好心，她是想让她儿子回来分房产的。”她弟弟和弟媳的对话，王玉芳的母亲也听到了，王玉芳的母亲当时就哭了。 那次回上海，王玉芳听弄堂里的邻居说，她弟媳经常骂她妈，有人还看到她弟媳动手打过她母亲，她弟弟却躲在一边不管不问。王玉芳把她母亲领到一家饭馆，等吃过午饭，她问她母亲：“妈，你说实话，我弟媳骂过你没有？”“她不光骂我，还打过我好几次，你弟弟也撵我去新疆……”王玉芳的母亲话没说完，已是泣不成声。 王玉芳去街道找了街道干部，街道干部说：“我们没少批评你弟媳，可她横竖不讲理，胡搅蛮缠，还骂我们街道的工作人员。你弟弟太软弱，听他老婆的，你妈妈可受了不少委屈。”听了街道干部的话，王玉芳呜呜痛哭，哭得很难过，一想到自己的母亲年轻守寡还受儿媳的欺负，她心里就像针扎一样疼痛。 在上海待了九天，王玉芳打电话征求了丈夫的意见，她带着六十六岁的母亲回到了新疆，她说宁肯带着母亲在新疆吃苦受罪讨饭吃，也不让母亲受弟弟和弟媳的窝囊气。 来到新疆后，陆卫平对王玉芳的母亲特别好，只要有时间，他就给岳母做好吃的，还跑几十里路去给岳母买鱼吃，只要他在家，做饭洗碗的事情陆卫平从不让岳母和爱人动手。看看女婿比亲儿子还要孝顺，王玉芳的母亲感动哭了好几回。 1994年秋天，王玉芳的儿子考上了新疆大学，第二年秋天，王玉芳的女儿考上了新疆师范大学，一双儿女都成了大学生，王玉芳和陆卫平都很高兴，王玉芳的母亲更高兴，她说她做梦都不敢想，外孙子和外孙女都能考上大学。 2005年秋天，王玉芳的弟弟突然打来电话，他说他们居住的那两间老房子要拆迁，街道要求他母亲回去办理拆迁手续。当时王玉芳的母亲已年近八旬，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了，王玉芳和陆卫平都不同意老人回上海，王玉芳的母亲却说：“我不回去，你弟弟拿不到拆迁款的，当年我来新疆前，街道干部帮我写了一份遗嘱，我百年之后咱家的那两间房子由你姐弟两人继承。没等我百年之后，房子要拆迁，我不回去不行啊。” 2005年中秋节前夕，王玉芳陪着母亲回到了上海。王玉芳的弟媳听说要把拆迁款分一半给王玉芳，她当即就发火了，大骂王玉芳的母亲吃里扒外，骂王玉芳的弟弟软弱无能，还说谁也别想拿走一分钱。 半个月后，王玉芳的母亲和拆迁办达成了协议，她领取了全额拆迁款。在街道干部的调解下，王玉芳的母亲才同意给她儿子儿媳一半拆迁款，要不是街道干部做工作，王玉芳的母亲一分钱都不想给她儿子儿媳，她说儿子和儿媳都不孝顺，她伤透心了。 就在王玉芳准备带着她母亲返回新疆时，她母亲突然去世了。料理完她母亲的后事，王玉芳独自回到了新疆。离开上海那天，她原计划请弟弟弟媳在饭店吃一顿饭，没想到她在饭店等到下午两点，她弟弟和弟媳都没到场，直到她离开上海，也没见到弟弟和弟媳的人影。 回到新疆后，在丈夫的劝说下，王玉芳又把母亲给她的拆迁款寄给上海的弟弟一半。她弟弟收到汇款后，竟然连个电话都没回，是王玉芳打电话过去确定弟弟收到了汇款，她才放心了。 2008年秋后，退休后的王玉芳和陆卫平来到了乌鲁木齐，他们在女儿女婿居住的小区买了房子，王玉芳和她丈夫在小区干了几年保洁，后来年龄大了，人家物业公司不让干了，她老两口才算正式退休了。 最近几年，每年秋天，王玉芳都会给上海的弟弟寄上五斤葡萄干和五斤大枣，前几年她弟弟的儿子买车子时，王玉芳还借给她侄子四万块钱。时间过去了好几年，别说还钱了，她侄子一次电话都没打过。王玉芳年年给她弟弟寄新疆特产，却从来没接到过弟弟的电话，有时她打电话过去，她弟弟也是敷衍两句就挂断电话，从来没有一句问候的话语。为此，王玉芳心里很难受，她说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夫妻感情和亲情，要是连亲情都没有了，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呀。王玉芳老师还说，可能是年龄大了，她最近总是思念亲人，思念当年的同学和战友。在新疆生活了五十多年，她还常常思念上海的老弄堂，思念上海的那轮明月。  资料图片来源网络 讲述完自己的支边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王玉芳流泪了，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是两个孩子都有出息都很孝顺，两个孩子是她的骄傲和自豪。她这辈子最欣慰的就是找了一个好丈夫，两个人幸福生活了一辈子。最令她难受的就是弟弟一家人，弟弟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她一直都想不通。别人都劝她不要再和弟弟一家联系了，他们一家人根本就没有亲情。王玉芳却说，不管弟弟一家有没有亲情，她作为姐姐，是不会和弟弟断绝来往的，毕竟那是自己的亲弟弟，一奶同胞的亲弟弟。说到这里，王玉芳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又说道，她说弟弟是她这辈子永远都放不下的牵挂，她恨弟弟，她更爱弟弟。 最后，我想说一句，王玉芳老师的亲弟弟，当你看到了这篇文章，你会有何感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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