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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国学 1、关于“国学热” 最近大家都在谈国学，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国学院，很多高校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或教学组织，厦门大学则于2006年恢复了创建于1926年的国学院，《光明日报》也开设了《国学》专版……我们称之为“国学热”。最近这些年，我接受了教育部的一项任务，参加编写“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其中，中国历史部分的材料由我负责，每一年的报告中都会提到“国学”一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烟台大学的老师同学也一定能感受到，那就是今天的国学真的很“热”了。我们烟台大学江林昌副校长领导的中国学术研究所是1998年成立的。当时的省、市领导都来参加了研究所的揭牌仪式。当初，曾想把研究所的名称定为“国学研究所”，但我不太同意，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将其定名为现在的“中国学术研究所”。“中国”也可说就是我们的“国”，“学术”就是“学”，所以“中国学术研究所”也可说就是“国学研究所”。这样说来，我们烟台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机构实际是相当早的。 今天，在这里与大家讨论“国学热”的问题，是因为自己有些感受。 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谈起他们对当前“国学热”的一些疑问。比如，当前的国学真的热吗？当前的国学研究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当前“国学热”的实质是什么？将来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等等。关于这些问题，我于2006年12月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一段很短的话①：“国学热”一词已经风行了不少时间，现在有些网站不再说“国学热”，而是称“国学火热”。国学本应是我们这些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人关注的，不过我不得不说，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阐述，就其深度和高度来讲，恐怕还不能用“热”来形容；相反，我担心这种“热”难以持久，甚至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国学危机。目前某些现象的确使我有这样的忧虑。 对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视和强调，是伴随着我们国家和民族走向崛起而来的，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好事。可是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我时常想，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此流传久远？这恐怕是比“李约瑟难题”②更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中国如此久远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断断不能用当前这种浮躁的学风去研究的。浮躁学风的根本在于功利化，正好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精粹相对立。按照这种浮躁的学风去研究国学，恐怕会迷失学术的正路，从而使国学不再有真正振兴之日。 现在出现的“国学热”当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视。但我要强调的是，国学的研究和发展不应当是一种临时的、短期的现象，而应该是长期持久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拨乱反正，纠正“文革”期间的一些偏向，出现了所谓“文化热”。当时的学者们非常热衷于讨论文化史，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由萧克同志主编的101卷《中国文化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它代表了那一时期的“文化热”。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热”转向了深入发展的阶段，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重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国学热”不会是一种短期的现象，而应该是一种长期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学术趋势。 2、国学的产生与存立③ “国学”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中国古代有“国学”，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意思。古代的“国学”就是“太学”，相当于现代的国立高等学校。现在讲的“国学”一词，是相对于非国学即“西学”而言的。特别是晚清时期，由于“西学”的大量传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优劣短长得到大家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提出了所谓国学。因此，今天说的“国学”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现在追溯早期研究国学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也都是清末学者。 国学问题特别被关注的时候，每每就是“中学”、“西学”碰撞最激烈的时候，也是国家命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时刻。关于国学最早的讨论始于晚清至民国初年。这期间清王朝被推翻，新的国家政权建立，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转折时期，出现了关于国学的热烈讨论。国学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是“五四”运动时期，随后北大出版了《国学季刊》，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发展又到了重要的时期，又出现了“国学热”。由此可知，国学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密切相关的。今天我们说的“国学热”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运动后的“国学热”之后，有些学者认为“国学”这个词不可能长期存在，今天我们正好可以对此进行讨论。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许多国学典籍是现在的学者们还经常引用且非常重要的，其中有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最近在清华举办国学研讨班时，一些听课的企业家请我提供两本有关国学基本概况的书籍，我提出的就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和钱穆的《国学概论》，这两本书是上世纪最重要的关于国学概况的专著。钱穆在《国学概论》一书的“弁言”第一句话就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他说学术本来是没有国界的，现在讲的“国学”以前没有传统，将来恐怕也不存在，只能是短时期内存在的一个名词。这一问题是很值得现在的学者来思考的。“学术本无国界”这一说法并非从钱穆开始。1911年，罗振玉主编《国学丛刊》，王国维在序中提出：“吾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这可以说和钱穆“学术无国界”的观点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国学呢？如果我们仔细体会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从具体的知识来看，中西都是科学、史学、文学，可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和西方的所有学术都是一样的，至少史学、文学是有明显差别的，这就是文化传统的不同。实际上，钱穆本人后来出版的大多数学术专著都是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学无中西”。例如他的另一重要著作《国史大纲》“引论”中便讲：“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因此，国学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国学”一词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所”的“中国学术”，“中国学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个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说学术没有国界，而是有国界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称之为“国学”。 3、“国学”的特点 学者们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学有什么特点？有学者提出，国学的分类与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学科分类有所不同。例如，当前对学科主要的分类有文科的文、史、哲，理科的数、理、化，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类就不能如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曾对此提出过看法，他认为“我们完全无法用现在文史哲的学科去涵盖”中国传统文化。从学术史来看，国外学者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年的讨论。例如，西方学者曾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因此反对在高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这是不是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污蔑呢？其实不是，因为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是从古希腊语来的，“哲学”是以希腊为起源，以欧洲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的哲学与此相比则完全不同。因此，不同的传统文化始终并存，把中国的“学”用西方的文、史、哲来分类，是不尽恰当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也就不能完全按照当今以西方为主的学科分类方法为准。有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按“经、史、子、集”来分类，这也有问题，因为“经、史、子、集”只是一个图书目录的分类方法，而不是对学问的分类。因此，有关国学的发展脉络、范畴及分类等问题还需要特别讨论。 4、国学的内容 最近关于国学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国学的内容应该放在中国整个传统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意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其文化传统是长期吸收各民族、各地区，包括境外的各种文化综合而形成，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讲国学，不能排斥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各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所谓“三教九流”都应该包括在内。国学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广博的，比章太炎、钱穆所论述的国学内容还要广泛。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有自己的“中心”和“重点”。比如，所谓“三教九流”中的“三教”即儒、佛、道，这三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同，其中“儒”是起主导作用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章太炎、钱穆所讲的国学史基本上就是儒学的发展史，对佛、道所述甚少。儒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经学。尽管有人认为经学不切实际，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其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整个儒学中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国学研究最中心、最关键的所在。如果不对经学做深入研究，就无从把握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的特点。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著名学者虽然主张不同，但都要通过经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能离开经学的研究，但对经学的研究正是今天国学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前所谓的“国学热”虽然形式繁多，但对其核心内容——经学几乎没有多少研究，这种情形必须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对国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终究是不够的。 二、如何研究国学 1、摆脱清代学术的门户之见 研究国学必须摆脱从清代以来的学术影响。清代学者对于整个学术史发展的看法有门户之见，分门分派。清代学术与宋明不同，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以下的学者，有意对宋明理学彻底否定，提出所谓“宋学”与“汉学”的区别，其代表作就是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他将汉、宋经学分开，也就将清学与宋明以来的学术对立起来。此后，一批学者又将汉学分为东汉与西汉，所谓西汉的“今文经学”和东汉的“古文经学”。所以，虽然清代学术非常博大，成就也非常突出，但其学风始终体现出门户之见，且越分越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有专门论述。清代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对后代学术思想的影响甚深。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其门户之见确实有一定的狭隘性，他们所举的许多事例，今天看来都不是很公允的。当今如果要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排除这种门户之见。 2、国学研究的新途径 下面我们通过一些最新的发现，谈一下究竟如何排除门户之见，研究和发展国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有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可称得上是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的简牍帛书，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世典籍，都是秦始皇焚书之后，经过汉代学者整理，以及二千多年间多次传抄、删改之后流传下来的。还有更多的古书佚籍没有流传下来。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书籍，尤其是新近出土的战国简帛，是汉代学者都不曾见到的。我们可以借此看一下前代学者的有关论证是否准确，这就涉及到一系列学术问题的讨论。 在新近发现的一系列简帛书籍中，有两批是最重要的——郭店楚简与上博楚简。 第一批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的。出土地点是楚国郢都外的墓地，属于战国中期后段，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1号墓并不大，从墓中所出刻有“东宫之师”的漆耳杯和两根鸠杖可知，墓主应当是当时楚怀王太子横即后来的顷襄王的老师。郭店1号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典籍，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公元前300年是孟子的晚年，他不得志，便与公孙丑等弟子共同著书，《孟子》七篇的成书当在公元前290年左右。因此，郭店楚墓出土的儒家书籍应当就是孟子当时可见之书。庄子的生年比孟子要晚些，郭店楚墓出土的道家书籍也是当时庄子可见之书。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重大发现研究孔孟之间以及老庄之间的学术承传关系。由此足见郭店简在中国学术史研究中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另一批是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被盗掘流失的楚简，这批竹简可能也出于郢都一带，正在陆续整理出版之中。从目前研究来看，上博简的年代或许比郭店简稍晚一些，但不会太晚，因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已占领楚都郢城，楚人逃亡，不会再有重要楚墓存在了。 这两批竹简的出土给了我们很多过去完全不知道的新知识。例如，郭店简中有一组儒家著作，共六篇④，其中两篇明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子思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子思作《中庸》，郭店简《缁衣》也为他所作，见于《礼记》。郭店简《五行》篇以前无人见过，但根据《荀子》的记载，也是子思所作。这六篇著作的内容之间相互关联，均系子思或子思的弟子所作，属于学术史上的思孟学派。在孔子——曾子——子思以至孟子的学术传流中，子思是最关键的环节。通过郭店简，我们看到了子思一派的著作，对思孟学派有了更多了解，进而对儒学的核心——经学也有了进一步认识。 另一方面，我们说郭店简的发现非常了不起，还因为它的出土地点是在楚国。这是个非中原国家，非齐鲁可比。如果说战国时期山东邹鲁、包括孟子在内的齐国稷下等地儒学昌盛，不足为奇。但楚国被称为荆蛮，楚太子的老师居然拥有这样一些阐释高深哲理的书，如《性自命出》、《五行》当中的“慎独”观念等。“慎独”是在《大学》和《中庸》里出现的。《大学》为曾子一系所作，因为其中有“曾子曰”，曾子可能是子思的老师。无论如何，这些出土典籍证明了《礼记》中《大学》《中庸》等这些为宋儒十分重视的典籍确是与思孟学派有关联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前不久在济南召开了一个有关思孟学派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郭店简和上博简出土的简牍帛书中，儒家典籍占了主要部分，而儒家思想的主干是思孟学派，这说明清代学者从门户之见，一定认为宋学没有根据的看法是有误的。现在看来，宋学是有根据的，就是以《四书》为基础，而《四书》就代表着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这一学术承传系统，思孟学派肯定是在孔子之后儒家学术中最主要的学术流派。韩非子曾说“墨分为三，儒分为八”，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思孟学派。 汉朝学术是讲究师传家法的，汉代学者在训诂、义理等方面对经学做了许多的工作，使我们至今从中获益。但整个汉代，学者对儒学尤其是经学的研究，并没有提高到很高的哲理层次，这是其局限性。唐朝产生了《五经正义》，对经学做了一次总结，学者们逐渐从哲理的角度来看经学。到了宋朝，学者们不满足于过去的局面，进一步直接从儒家典籍中去寻找哲理，也就有了《四书》的产生。 现在大家都在引用宋代大儒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代表了宋代学者们充满哲理的胸襟与境界，其来源是孔子的弟子子游。《礼记·礼运》是子游学派的著作，记述了孔子与子游的谈话，所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与子思《五行》篇的思想完全一致。郭店简《性自命出》中“性自命出，命由天降”，同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也与此有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也就是“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希望在座的诸位同学以后有机会来探讨这一问题。 其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对我们还是有相当的现实教育意义的。“为天地立心”中的“天地”是物质的世界，而人和人的精神是整个世界进化的尖端，人所起的作用就是人作为“天地”之“心”所起的作用。认识“天地”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和谐一致，也就是“天人合一”，所以“为天地立心”是为了“为生民立命”。要达到这一点，是由于人有其精神主观上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学”。人一定要将“学”继承下来，就要进行文化的积累，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学”并不仅指个人学习到知识，只顾个人。宋代学者之所以反对佛道，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佛道的教义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宋代学者主张“继绝学”，不仅为了人，更为了整个天地，所以才有“为万世开太平”。 注释： ①李学勤：《我看国学——致刘梦溪先生》，《中国文化》第二十四期。 ②“李约瑟难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提出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可是为什么现代科学不是在中国出现？ ③参看李学勤：《国学的存立》，《年度国学2006》，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3页。 ④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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