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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泉岭梧桐河大桥
我长到15岁，独自到场部上初三。在连队的时候，因为我是家里的老三，我父亲起名字也随意，一上学，就叫李三。我小学的同学都喊我“李三儿”，带个儿化音。直到初中，大家都这么叫。可是要去场部上学，要去大地方了，我就觉得这个“李三”太难听了，就想改个名。按我家里的排行呢，到我们这儿是“太”字辈，我的堂兄，他们都叫太和、太平、太山。但我觉得这个字也难听，就跟父母商量，他们说那你就自己改吧，你看自己喜欢就行。我就说这个“强”字挺好，一是好听、响亮，再有就是希望自己能强大。他们也同意了。于是搬到场部上学，我就正式叫起了李强。后来没想到有这么多李强，也说明这个名字好哈，大家都愿意起这个名。李强陶印“十三连小李三儿”，2019年。李强一度在作品上署名“李山”，也是为了纪念最初的这个名字。 其实以前在连队那时候，我学习还很好，到了场部，还分在了重点班。但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主要是没地儿住。有时候跟商店打更的老头住一起，要不就是招待所的哪个房间没人了，就到那住一晚上。当时招待所的一位领导，跟我爸是战友。因为根本没有个安定的环境，也没学习的氛围。后来考的不太好，就上了职业高中。职业高中的三年，整个就是虚度吧，后来想想挺后悔，但也是很快乐的三年。这三年，我们是男生和男生一个班，没有女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当时的校长一直都特别有意见。校长叫闫金锁，因为职业高中嘛，上一届的学生全都搞对象，所以到我们这拨儿了，就分成男班女班，防止接触，大大扼杀了我们青春期的热情。所以当女生班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没心思听课呀，都打开窗户看女生。那时候非常躁动，就是青春期嘛。但又离得特别远，那个滋味，特别难受。后来我的一个机会呢，就是参加了排球队。当时我身体素质很好，在排球队打主攻手，终于和女生在一起打球、比赛。排球打了好多年，我们也代表农场去各地参加比赛，我一直是主攻手。现在我羽毛球打得好，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排球训练，跟那个发力很像，也算那时候的童子功。现在跟球友交流，很多人说我姿势标准，就得益于中学的排球训练。宝泉岭中学生排球队，第二排右一是李强。上面清晰地印着“1985.7.31”。 其实那时候是非常迷茫的。我们在职高是学农机专业，文化课没有什么太多的投入。三年以后毕了业，就给你分配个工作。考大学根本就没想，报名也是没戏，差得太远。记得我们学校只有一个报名参加高考，也是名落孙山。因为那时候文化课没怎么学，再加上都是男生，基本天天淘。一般年轻漂亮的女老师都不敢来，来了以后，一大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这起哄捣乱，没法教，特别尴尬。这三年，我说了，其实我父亲也调来在这个职业高中工作。按那个时候分配的原则呢，一般就是父亲在哪个地方，孩子基本就去哪个口儿。可是恰恰就在我毕业这一年，政策变了，分配我去了工程队。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吧，因为我父亲是在教育口，按理我应该去学校当个校工啊，当个工人什么的。可是老天偏偏给我安排去了工程队，这真是应了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的话。这在我的人生里，也是个历史性的关键选择。宝泉岭农场招待所。李强刚随父亲来场部的时候，一度寄住在这里，还在这儿把从家里带来的衣物都弄丢了。 这样的话，我就去工程队做小工，搬砖啊，挑灰啊，这么一个工作。那时好像是85年，我18岁。干了一年以后，体力透支，基本就干不动了。其间还出了件非常吓人的事。这个事儿呢，也是那时刚去工程队，比较毛糙。大家知道，以前盖房子要用跳板。那时候跳板不是铁的，而是那种竹跳板。就是把竹子侧立起来，排成一排，然后钉好了，叫竹跳板，很重的。跳板最忌讳的就是你踩到两块之间，那样的话它就会翻起来，人就得掉下去。有一天我就阴差阳错地踩到了两块板之间，一脚踩空了，从大概三层楼上面掉下来，这个跳板也随着掉下来。也是老天关照呀，那个跳板飞下来，一躲，一点都没伤着我。如果稍微偏一点，就得给我拍死，或者拍傻了。真是就差那么一点儿，那个留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所以说这一年的辛苦，和这一次的大难不死，让我对人生有了领悟。因为那时候小，又出了这事儿，我就跟父母商量，不去工作了。相当于停薪留职吧，就在家练字。我真正开始练习书法，其实就是那时候。因为我父母都很朴实，没有什么门路。当时要想找个工作或换个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劳动部门，就是劳资科吧，也不认识人，我父亲也不会去求人，没办法。这个时候才开始发愤练字，觉得这会是条出路吗？也不一定，但实在没别的办法，不然你干嘛？你在家呆着？所以就是练字。我记得当时我们搬到场部那个家，房子非常小，我和我哥一直住上下铺。在那儿没有地方练字，是在我们家那个洗衣机，不，缝纫机上练。没有宣纸，就是拿报纸练。报纸也很少，写黑了以后继续写。八十年代末的宝泉岭农场场部。出自《宝泉岭农场志》，拍摄者是李强的哥哥李伟。 这个房子非常小，那时可以说是人生最最痛苦的一段经历。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做噩梦，就是因为，我大哥去当兵转业回来工作也找不太好，加上我从工程队回来，天天在家呆着。两个大小伙子，加上我，那房子又小，哎，那种痛苦……现在想起来，非常非常艰辛。这个小房子，还是学校临时找了给我们住的。原本是我们学校一个老师的，他有了新房子，就搬走了。不仅小，还是建场时的那种土坯房，但位置很好，就在商场边儿上，属于中心地带。但是搬过来以后呢，就感觉当时的邻居对我们不太热情。后来才知道，这房子原本是这家邻居想要，给老人住的，也跟原房主商量好了。但房主走的时候，说好让他的弟弟再临时用一段时间做婚房。他弟弟也是我们职高的老师，他搬走时，就没跟这个邻居说。实际上这房子当时已经由房管局拨给了学校，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当然也不了解之前的这些情况，就有了这么点误会。但是呢，随着后来渐渐的交往，关系就好了起来。因为他们家是河南商丘的，有这层老乡的情结，就好多了。再就是我们家没有女孩儿，他们家有两个女儿，我母亲特别喜欢。尤其是东北每年年根儿都有包饺子习惯，我家没女孩儿嘛，他们一家每年都来帮我们包。当时东北的习惯，一包就包好几编织袋儿，放在雪里头冻着，过年吃这个就行了。这样一来二去，两家就很亲近了。上初三时，李强随父亲转到宝泉岭农场场部上学，后来阴差阳错地与王辉成了邻居。1984年，王辉和弟弟妹妹与李强在赵尚志公园。“王辉特地离我远远的，那年她才十五岁。” 他们家的大女儿特别能干，而且对她的弟弟和妹妹也照顾得非常好。当时她家条件也比我们好，因为这个邻居，她母亲非常有头脑，当时组织了几个妇女，在河边上筛沙子，卖给城里盖房的。所以很快就成了万元户，那时候的万元户，很不得了啊。后来我们家先买的电视机，是黑白的，当时正在播《霍元甲》。一到放电视剧的时候，我们就在这边敲墙，她们家就过来，来看《霍元甲》。现在想想，非常有意思。后来他家大女儿就去了洛阳上大学。我二哥就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好像是先说了很多家长里短的话，最后才捅破窗户纸，就是希望我们两个进一步发展关系吧。然后二哥又把她的回信转给我。那时候我到了佳木斯了，就和她通信，这样子慢慢儿就联系了。那时候一是互相感觉好，二是我母亲特别喜欢这个老大。觉得这孩子特别懂事儿，又特别能干。就这样一直联系着，到后来真的就成了我的老婆了。就是王辉，现在我的夫人（笑）。因为这个，她父亲说：我们丢了一个房子，但找了个好女婿。后来我们也照顾她父母，照顾了很多。当时崔学路老师的女儿，叫崔峤，她是哈船舶毕业，去了德国留学，特别泼辣的那种性格，她说什么呢：“你这太可恶了，既霸占人家房子，还霸占人家女儿！”后来我儿子也说，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儿啊，还找自己邻居。1990年，李强和王辉在龙门石窟。 现在看来，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会有很美好的事情发生，也是一种难得的机缘吧。以前她弟弟妹妹，包括她，一直都管我叫三哥。现在我们成家很多年了，她弟弟妹妹还是我叫三哥，从来都不叫我姐夫。我们之间是一种非常了解，非常熟悉，应该说是包含了亲情的那种感情吧。可能是一般做母亲的，都想得比较远。因为我是我们家老小，毛病比较多吧。她是她们家老大，非常能干、贤惠，也会照顾人。后来事实证明母亲这个眼光还是很准的——王辉确实能干，对我也好。比如我们在北京买房子，后来回宝泉岭买房子，都是她张罗装修，我不用操心，她一个人就照料得特别好。同时最让我高兴的，是她对我父母特别孝敬。这个就是老人的眼光，想得远，也看得准。王辉和李强的母亲，1987年。 那时候的第一本字帖呢，是偶然碰见一个朋友，他拿了一本《乙瑛碑》。后来我就听说这个碑好，大家就说你从这个碑开始。但没有这个帖，他那个帖呢，他也不会给你。后来没办法，我就双钩。拿一个透明的那种钩画纸，把它钩下来练，那是我第一本字帖，是真正学习的一个字帖。在这之前呢，也有接触，我们的邻居，就是张增寿老师，当时是来这儿教书法。他是教柳体，我去学了一阵，实在学不进去。怎么也写不好，不符合（我的）性情。柳体其实很难，后来好多孩子学书法，我都告诉他们不要学柳体，太难了。因为我亲身写过，根本写不了，写得别别扭扭，怎么写都不像。后来这个碰见这个《乙瑛碑》，就开始正式地临帖。《乙瑛碑》我练了半年的时候，我父亲以前学校的一个老师，叫王英祥，他后来调到佳木斯，在农垦总局机关上班。有一次他顺便来看我父亲，就见我在写字，他说你喜欢书法？我说是。他问有老师吗？我说没有。他说我给你介绍个老师吧。介绍的就是农垦总局史志办的，朱玉生老师。朱玉生当时是北大荒书协的秘书长，是天津知青。后来又通过朱玉生介绍了山河老师。两个老师，山河老师指导得更多，朱玉生呢，性格比较内向，好像对人不是很热情。后来认识的山河老师，是真正让我走上书法学修的道路。我就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山河老师。他的祖籍，是山东黄县，现在的龙口市。实际上，黄县的名字在八十年代被龙口取代，是很多人感到惋惜的事。因为黄县历史特别悠久，据说秦始皇设郡县时就有了，应该说是中国最早的县吧。再就是黄县人经商出名，而且闯关东的很多。但山河老师呢，是那种书香门第（出身），他的远房亲戚里，有个叫丁佛言的，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也是非常有名的甲骨书家。他的一个表哥（堂兄），已经去世了，叫山之南，大山的山，也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对篆书特别有感觉。我的这个山河老师，也是对篆书非常有感情。丁佛言（1878-1931），山东黄县丁氏家族光裕堂第15世孙，近代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耽于篆籀，著有《说文古籀补补》《古陶初释》《说文部首启明》等。 山河老师人很慈祥，也特别有学问，是佳木斯第一个中书协会员。你想啊，佳木斯那么偏远的城市，他大概在八几年，就入选了中国书协，所以号称“佳木斯书法的太阳”。他的学生，几乎佳木斯学书法的，都可以说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指点。他是从东海舰队转业，来到北大荒，也去过大兴安岭。因为他是唯一的中国书协、也是最早的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所以后来他就做了“北大荒文工团”的团长。他说当年在东海舰队——东海舰队就是在上海、浙江一带吧——他在创作室，已经是有些影响的书法家了。说当年呢，有一个年轻的海军小战士来请教，他觉得这小伙子不错。这个人当然不错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韩天衡先生，后来号称是中国篆刻的三驾马车之一。当时他们的交往，我想也不会很多。但确实有这么个事情，因为韩天衡先生，大家也知道，他是当过海军的。山河老师，因为他是南来的干部，或者说家学的渊源。他对中国古代书画是非常非常精通的。那时候他就有很多很多收藏，我印象里在他家就看过甲骨，是真的那种小骨片。他第一次拿给我看，从抽屉里拿出来，我很震惊：哎呦，这是真的甲骨！还在他家里看过唐伯虎的画。他的东西非常多。后来《青少年书法报》创刊、办报，他也帮助过很多。崔老师、郭恒老师，他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真正带领李强走上书法道路的老师山河（1929—1989），原名昌文，字心佛，生于山东黄县，幼承家学，嗜金石书画。1947年参军，1958年转业赴北大荒。历任北大荒文工团团长、北大荒文联副主席、北大荒书协常务副主席。 所以后来为什么说我对《乙瑛碑》和《张迁碑》这么感兴趣，或者说这么有感情呢？《乙瑛碑》因为我是从这里开始入的门，开始起步，慢慢慢慢再走向别的帖。《张迁碑》呢，是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后来我喜欢《张迁》，当时把临的《张迁碑》的作业给山河老师看。山河老师看了，说写的不错呀。他就又让崔学路老师看。崔老师说：诶，这孩子写的好，有点天份，有点才情。那时候我还在农场，其实学书法的时间并不长。后来，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参加了《青少年书法报》举办的第二届“神龙杯”书法大赛。第二届“神龙杯”大赛我获了银奖，去领奖的时候，经过朋友介绍，他（崔学路）知道这个作品是我写的，又通过跟山河老师聊，就决定把我留在报社。所以说我对《张迁碑》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应该说是《张迁碑》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人生。也由此更加感激山河老师和崔学路老师。后来进了报社，又到了北京，我经常跟崔老师说：特别感谢您给我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不然我还在家乡那个偏远的地方，不知道在干啥。后来崔老师说你不用这么老说感谢，我也给了别人很多机会，但多数人都没抓住。你抓住了，这就是你的命。2006年，和蒋悦拜访崔学路先生。 有时候不得不说，是老天爷给你的饭吃，不得不相信才情或者天分的因素。其实我学书法，前面说了，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形下，拿起毛笔。当时朦朦胧胧觉得这可能是自己的一条出路，后来学了一两年，去投稿，就开始获奖。包括自己最早发表作品，是哪儿的杂志我忘了，叫《中学生文史》。记得我写了“集思广益”四个字，应该说是自己的处女作。我印象特别深，还寄给我四块钱稿费。四块钱呐，后来有朋友开玩笑说：哎，一个字一块（钱）啊！（笑）那个年头，四块钱也不少啊，能买不少字帖。我还有本那个时候在武汉买的字帖，才几毛钱。写了没两年就开始获奖，后来湖南那个“中意杯”全国大赛，当时我印象中，是个影响挺大的赛事。我就跟朱玉生老师一样，都获了佳作奖。当时他也很震惊，说你这才练几年啊，就获奖了，出手就挺有感觉，有这种书法的天分。我想这大概都是父亲的遗传，让我很快就在这个路上崭露头角。李强二十岁时展露天分的作品。这件对联当时获得了1987年北大荒书法大赛的优秀奖，收入《北大荒书法篆刻集》（1988）。 当时随着信心的增加，我还想搞一个全垦区的青年邀请展，记得还收了作品，但因为没有场馆条件，后来没展成。就是当时就有办展的这种热情。文字整理：姜勇 王百策 图片处理：丁艺璐 责任编辑：王百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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