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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11月份，是我人生走向新阶段的一天，也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具体哪一天记不准了，就去了佳木斯。当时报社来了封信，印象特别深，大概的意思是说：李强同志，鉴于你在书法创作上的优秀成绩，我报社拟借调你到《青少年书法报》活动部任记者，请你抓紧安排好个人事务，近几天到报社报到。当时接到这封信，这种心情对我来讲，简直是兴奋得不得了。就是终于利用书法，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道路，通过书法让我走出了这个小地方。
第二届“神龙杯”作品评选留影：前排左起：崔峤（崔老师大女儿）、蒋悦、郭恒、山河、崔学路、王乃勇、赵振宽。后排左起：赵东明、某某、赵金伟、王立鹏、綦宏伟、王守清、王海纯、裴大默、方文举、何昌贵、刘冀龙、王小英、王海平、景老师、谭孟生。
到了佳木斯才知道，青少年书法报社是在一个很小的阁楼上，就是市委西楼阁楼，最上面那一层。非常小的四间办公室，很拥挤。崔学路老师和我们活动部的几个人在一起，我们在这个边上，他这个主编就在我们后面办公，可见当时条件的艰苦。活动部以年轻人为主，七八个都是小伙子。有一个长春的朋友，叫赵金伟，我们俩是一起去的，他也是因为这个神龙杯大赛，获了硬笔金奖。我们在一起战斗过一两年，后来我去长春还找过他，他现在应该在长春老年大学还是吉林老年大学当书法老师，是著名书法家。 因为我是后到报社，没地儿住，办公室也没法住，就睡在走廊里。走廊中间的边上，有一个装裱的案子，睡在那上头。案子大家知道，以前装裱都是水裱，这案子尽管是用红漆漆完的那种，但是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水，我带去的被子又非常非常薄，躺在这上头，后来就染上了皮肤病，就是潮湿弄的。这个病直到现在，有时候春夏之交还痒。 其他同事大部分都是本地的，一下班，他们就都走了。晚上基本就我自己一个人在走廊或办公室里待着。待了有半年，非常寂寞难耐。那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天听齐秦的歌，《外面的世界》还有《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再加上（孤独寂寞），那个印象可太深了。反反复复，天天听，听得我直到现在一听齐秦的歌，就特难受，就想哭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说我最会唱的歌就是《北方的狼》，经常给大家唱这个歌。然后我的外号，大家就叫“北方的狼”了。
20世纪80年代末佳木斯市中山街街景。 那时候我的性格还特别内向，或者说是很自卑吧。因为第一个呢，就是从农场来的；第二个呢，那时候也不自信，也不太写，基本上写得也是刚入门儿；第三个呢，就是初来乍到，对报社的情况，包括工作，还不是太有头绪。当时进报社的大部分都是获奖作者，比如说赵金伟，他就是四届全国展入展。你想那时候，四届全国展，是非常早了啊。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是感觉前途渺茫。 有一次我们吃饭，喝了酒大家就谈论。当时活动部主任叫王海纯，他说：这里头我觉得最有前途的就是赵金伟，最没前途的就李强。这句话，我印象特深，应该说是挺刺激我。那时候确实不自信，而且环境也比较艰苦，感觉特别压抑。记得有一次我去食堂吃饭，是市委机关食堂，轮到我（打饭）的时候，突然卖饭的服务员就把那个橱窗门“啪”的一下子关上了。我觉得他这是歧视我嘛，很生气，就“啪”地一拳把那个玻璃打碎了。当时食堂里很多人，包括市里的领导，都很吃惊：寻思这哪儿的这小子，脾气这么爆？其实当时就是特别压抑，也比较脆弱，说不太清楚的那种感觉。把那个玻璃打碎了，我的手也划破了，缝了好几针。后来就是报社赔偿了玻璃，崔老师也没批评我。 当时出了这个事呢，后来，89年，崔老师酝酿着去北京建记者站。再后来，大概十多年、二十年以后，崔老师回想起我在佳木斯的那段生活，他才特别注意到这个事情，说当时根本就没注意到李强是怎么活过来的，就光知道有这么个人，在这工作，就是吃住基本上也没管。所以很多困难都是自己扛着，一直压抑着，才会出现那种火爆脾气，或者有那样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末的佳木斯松花江沿岸。
刚到佳木斯的时候，觉得很新鲜。因为鹤岗那时候很不起眼儿，也很脏。我们农垦呢，就更加偏远了。佳木斯当时是个轻工业城市，比较新，还有松花江，经常去江边玩儿。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觉得车很多啊，因为在农场没见过这么多的车。再有就是我们最爱吃的一家朝鲜风味，就在报社边儿上。刚去的时候，报社举办的全国第二届神龙杯大赛稿件特别多，还有很多后期工作。另外还开始举办首届全国品段级评定活动，我设计了评定卡片，记录每届的级别，要来回不断地去邮局发信。 当时创办这个报纸，周文华书记和陈雷省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应该铭记他们。还有原来的老地委书记，叫胡绍忠，也出了很多力。我想当时市委西楼这个办公地点，就有可能是老书记帮着找的，这是我的推测。创报的这些元老们，他们经历都非常坎坷。主编崔学路老师，是从佳木斯造纸厂——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造纸厂——调到文联的，然后酝酿报纸的创办。副总编郭恒先生，他是西安美院毕业的高材生，本身就是咸阳人，他是因为文革还是反右，下放到鹤北林业局很多年。当时他五十多，可是看着像70多岁，（显得）非常苍老。
1962年，郭恒在西安美院的毕业合影，后排左四居中戴眼镜者为郭先生。 蒋悦是从佳木斯一中调来的。他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本来是要留校（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他在同学中年龄比较大，专业成绩突出，又是班长，但因为种种原因，没留下。他说当时分配到佳木斯一中，去报道的时候，办完手续，推开宿舍房门，眼泪就流下来了。就是很不甘心吧——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他调到报社，负责美编，这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创见的想法。这么小的报纸，设个美编，当时还很少见。但也恰恰是由于蒋悦的到来，使报纸的版式设计非常精彩，面目非常新颖。加上当时创刊的时候，用的还不是传统的新闻纸，而是一种白纸，很漂亮，非常醒目。后来很多报纸都学《青少年书法报》的版式，就是因为有蒋悦老师。 王乃勇老师是从新华书店，王守清老师是从佳木斯日杂公司，王立鹏是从富锦县调过来的。这些元老，应该说是各地方抽上来的精英，组织起来创办这个报纸。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有崔学路老师这样一个善于开拓、善于创新、勇于担当的领导，所以报纸一面世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青少年书法报》85年创刊，88年的时候，订阅量已经达到20多万份。直到今天，仍是佳木斯非常响亮的一张名片。 1985年8月1日《青少年书法报》创刊号，沈鹏先生题写报名及贺词，头版是郭子绪先生的专题。我非常有幸在报纸最兴旺、最红火的时候来到报社。得感谢崔学路老师和山河老师，他们是我的伯乐。在以前来报社之前，包括刚到报社的时候，也没想到自己有这个天分，也没完全得到大家认可。大家就是觉得这孩子还比较灵，在这方面反应挺快，但是没想到这么有天分吧。最重要的是在报社，我结交了很多很多朋友。那时候自己就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水。尤其是要与全国各地的同道建立联系——那时候都是靠通信——让我结交了非常多的朋友。在当代书坛，如果我说李强的朋友是最多的，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比如现在的报社社长李月贵兄，他要去哪个地方，需要当地人帮助。比如他问：李强，我要到广东啦、四川啦，你有没有朋友？我说你别急，马上就有人来接待你。他说你这太厉害了。五湖四海皆兄弟，都是多年做报纸、搞活动慢慢积累起来的。包括有时候看展览也能认识朋友。当时四届全国书展，在中国美术馆，看完展都很累，在展厅椅子上坐着聊天儿，就认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福建的林坚，他是龙岩人，后来做房地产做得很大；一个是河南的金玉甫，他是安阳师专的，后来到郑州好像什么电力大学，也是读了博士，现在我们都还保持着联系。那时候的这种友情，因书结缘，实际上是非常纯粹非常美好的。这么多朋友，也让我从中增长了见识，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特别感谢多年来各地的朋友，现在提起来，都已经是30年、40年的交情，很令人感慨。所以说我特别感谢《青少年书法报》，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宣传这张报纸。现在的报纸，纸媒，非常艰难，但《青少年书法报》应该说是可以载入当代书法史的一张非常有影响的报纸。另外，它还存在着改制的问题，它的体制现在还是事业编。事业编不像企业，你怎么做都行，它存在着诸多不便，是受到很大的制约的。现在的很多报纸，早已经完成了改制，《青少年书法报》也在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和机遇。我想随着各种条件的拓展，包括企业的赞助，慢慢儿这个报纸还会越来越有影响的。现在报社已经换到了第四任社长，先后依次是崔学路、王乃勇、何昌贵、李月贵。第四任社长李月贵先生非常年轻有干劲儿，这次也当选了中书协理事。我在佳木斯的时间其实并不长，88年11月去的报社，89年5月就来了北京——基本上就在那儿半年。当时崔老师就说，要到北京搞一个记者站。对接的是共青团中央的邹大力老师，他现在也退休了。崔老师当时有个想法，是要成立中国青少年书法家协会，由报社提出方案，与团中央来对接。但这事儿实际上很难，因为在中国成立一个社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一直也没弄成。可是崔老师当时提出这个想法，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他是那种视野宽大、谋略很宏远的人。既然困难大，那就先成立记者站，先奠定一定基础，扩大影响，以后报社再搬过来。那时候佳木斯到北京的火车，都是半夜十二点才到，当时叫永定门车站，就是现在的南站。第一次去的时候，半夜到了，没地儿住，站前有揽客的就招呼说：“我们的旅馆就在站边儿上，大家来住吧。”我们就跟着走了，结果上了车，才说是在丰台，老远了。丰台住了一晚上，就去了邹大力老师给我们租的房子，叫安贞里中学，在北三环。后来副主编郭恒老师来北京，也是半夜下车，没人接站，也没有公交车了，出租车那时候很贵。郭老师心想反正闲着没事，就走吧。他知道我们在北边，就冲着北一直走。早上起来一开门，他已经到我们门口了——从南站到安贞里，他走了一晚上。当时我们到北京来了九个人，应该说是兵强马壮。报社本身没多少人，是以我们活动部为主。蒋悦老师带队，是驻京记者站长，还有一名会计，加上我们几位年轻的记者。当时心情挺激动，还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样儿。另外也比较迷茫，想可能就是在那儿工作几年就回去了。刚到的时候比较艰苦，因为从佳木斯走的时候是发的托运，可能是集装箱那种，反正特别慢。我们到驻地就先买了铁丝的折叠床，也没有被子，当时还比较冷，就先这么住下。在安贞里中学租的是一个大教室，里面住宿，外面办公，那样一种环境。印象里来了没几天，因为报社缺个编辑，我们中的有个叫赵东明，就回报社作编辑去了。剩下的包括王海纯，是办公室主任，还有赵金伟、王海平、郭宏宇等，加上我，我们几个。那时候我们采取值日的方式，就是轮到谁值日谁就买菜、做饭、洗碗、打扫卫生，这都是你的（活）。那时候我们基本都不会做饭，逼着你就得去（学），自己值日得做的像样点儿嘛，这样就学会了做饭，很锻炼人。到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就跟父母说我会做菜了，给你们做个葱爆羊肉吧。那个印象特别深，再后来给我老婆都没做过。北三环驻京记者站期间李强的一张摆拍“艺术照”。画面营造出八五思潮影响下颓废、迷茫和否定的气息。照片下面的空白处，用钢笔写着“《荒诞·忧郁》，1990，蒋悦摄。”
刚到北京的时候，物质还比较匮乏，买肉还需要肉票，而且控制得挺严，大家的工资也非常低。我们没有那个票，买不了肉，就靠团中央的邹大利老师给我们弄票，我们去买。而且那时候我们也没冰箱，用的还是一个电炒勺，就拿这个来做饭。有一天是谁值日，买了几斤肉，因为一次吃不完呀，又怕放坏了，就想把它做成半熟，蒸一下，这样能多放几天。结果呢蒸上以后，人就出门走了，忘了这回事。等回来的时候，满屋里都是一股焦糊的味儿——把那整块肉都给蒸光了，一点儿都没了。也是非常危险，没起火。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几个几乎都哭了啊，好不容易有点儿肉，结果还没存住。那时候正是20出头儿的小伙子，能吃能睡的年龄，都消耗比较大，所以非常心疼呀。
那个年代在北三环，我们周边没什么饭店。那时候北京的北三环也非常偏呀，交通不是很方便。90年亚运会以后，北边儿才逐渐发展起来，变得繁华，现在的北三环当然了不得了。当时我们在北三环住了有两年吧，用的通讯信箱都是安贞里中学一甲一号，多少多少那个。后来又搬到北四环，现在又搬到北五环，不断往边上运动。其实就因为我们报纸是从黑龙江来的，在北京发展呢，就受到很多制约。比如说创建青少年书协，现在看在当时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对书法在青少年群体里的普及和提高是很有意义的，应该得到支持。这个提议被搁置，造成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一个推动青少年书法的组织，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书法的传承不能只注重最上面的一端。像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中国足球，之所以陷入这样一个尴尬的境遇，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缺少一个一槌定音的球员，或者说整体水平的下滑，就是在青少年里面没有梯队，没有完整的训练与完善。青少年书法也是这样，大家只看到国展，只关注每届各省的入展获奖人次，却忽略了自下而上的人才培养。2015年8月，在《青少年书法报》创刊30周年庆典上，右起崔学路、郭恒、马力军。
现在号称书法进教室，但实际上各个学校的（师资）配置非常不对称，基本上就是用美术老师去（教书法）。一方面说全国对书法教师有很大的需求、很大的缺口，另一方面，很多书法专业的毕业生又没机会进入这个体制。有时候是因为编制问题，有时候是需要持教师证才能上岗，总之阻碍很多，很麻烦。其实有的学校自己没有专职书法教师，完全可以聘请，这很容易。聘个老师每周来上几次课就行了，上多少课给多少钱，定一个长期的合同，既省了学校的编制，也可以请到真正优秀的书法家来。就怕找不到真正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误导学生。经常听身边的家长或者学校说，我们的孩子都会写“五体”啦。这很可笑，他根本不理解什么是书法，都是在照猫画虎，会写八体也都没什么用。但现在社会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缺少职业道德的老师，这么去骗人。后来我们第一批到北京的这些同仁多数都走了，各种原因吧：有的是回家结婚，有的是因为这边比较艰苦。蒋悦老师后来也走了，他是调回了市文联，然后调进（黑龙江）省美术出版社，到后来做了出版社的副社长，又到广东美术馆任副馆长，他是这样一个过程。蒋老师我们感情很深，现在还联系非常多。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是著名的画家，外号“老土豆”。前几年我们还一起搞了个展览，叫“东北乱炖”。2019年11月，《东北乱炖》展上，蒋悦、李强、刘春杰合作的《半熟的苹果》。水墨纸本，67*46cm蒋悦走了以后呢，就由我来担任这个驻京办主任。这期间也来了两位外地的朋友，一个叫李家原，一个叫肖华，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搬到北四环边儿上，在黑龙江农垦驻京办事处，在这儿大概有四年，很多活动都是在那儿举办的。到了95年，搬到我们新买的房子，就不再租房子了，我们就在家办公。在报社驻北京这些年，应该说是为青少年书法的普及和繁荣做了一些事情。当时全部的精力，基本天天就琢磨这些事情。比如办各种大赛，以前叫“神龙杯”，后来又有“中日青少年书法争夺赛”。另外还开展了全国最早的青少年书法品段级评定，当时的工作重点就是推进这个活动。一是颁发品段级证书，另一个就是通过这个渠道来巩固《青少年书法报》在全国的影响。现在的很多书法同仁，还都留有这个证书，都说是当年某某老师签发的，很珍惜。我记得那时候每年都得通过邮局发5万封以上的信，给全国各地的书法老师，联系开展活动。所以很多朋友当年都收到过我写的信，这么多年，回过头来还反馈说有李强老师的信呢。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再有就是举办了应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书法高级研修班，应该是在91年，叫“中国书法创作高级研修班”。请了刘正成、崔志强、林岫、张荣庆、柯文辉、刘绍刚、蔡祥麟等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老师来授课，在全国招收了20多名学员。后来，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办的高研班，很多都是受我们这个的启发。这在当时也是得风气之先的一个想法。
1991年，青少年书法报社活动部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书法创作高级研修班”毕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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