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福：天山廊道与唐朝治理西域研究

作者：张安福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6期

背靠天山、处于两河之交的北庭城 郭物提供（图源：光明图片）

天山廊道是指依托于天山山麓绿洲、内部河流、草甸等形成的沟通东西、贯穿南北的交通廊道，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通道。从唐太宗经营伊吾、高昌到此后唐朝进入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楚河盆地等，主要以隋时裴矩《西域图记》所载丝绸之路“三道”中的“北道”和“中道”为导向，全面构建起天山廊道交通路网，经略地域也与天山廊道东、中、西的地理空间格局相呼应。

一、唐朝西域治理的肇始与保障：东天山廊道

唐朝经营西域始于东天山，先后设立了伊、西、庭三个正州，成为唐朝沿天山廊道战略西进的保障基地。

1.“三州”的设置与东天山治理

伊州是唐朝最早设立在东天山的行政建制，因贞观四年（630）唐朝攻灭东突厥后伊吾城主石万年归附所设，成为唐朝进入西域的桥头堡。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平高昌后设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同年，唐朝于可汗浮图城置庭州，控制了东天山北麓。安西都护府统管伊、西、庭东天山三州军事，并直接管理西州事务。这不仅稳定了东天山形势，而且为唐朝经营中天山和西天山奠定基础。

显庆三年（658）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后，在西州同步设立西州都督府直接管理辖区内诸县行政事务。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垂拱元年（685）西州都督府法曹下高昌县符为掩劫贼张爽等事》记载了法曹事下诸县及镇营、市司掩击捕拿盗贼张爽的事宜；《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记载了由于高昌县不能轻易决断修理堤堰，故向西州都督府户曹上牒请示的事情。唐以西州为中心，依靠东天山南北交通网络将“三州”连为一体。《西州图经》载，时有7道交通天山南北，如唐朝设“酸枣戍”“柳谷镇”戍守的“他地道”，《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记载了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作人王奉仙运军需品到安西，在蒲昌县时为追债至“酸枣戍”，由于偏离路线无过所被捉，其正是经行“他地道”；又如贞观十六年（642）郭孝恪出兵西突厥“将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利用“乌骨道”的便捷、奇险达到军事上出其不意的目的；而“白水涧道”是唐代从西州经轮台到庭州的交通大道，诸多大规模行军都经行此处，在显庆二年（657）征伐阿史那贺鲁的伊丽道行军中，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就是经“白水涧道”进入天山北麓。

2.首开屯戍，积累西域屯田经验，奠定物质基础

屯垦戍边是治理西域的千古之策。早在汉代，东天山的吐鲁番盆地就是中原对抗匈奴的屯戍要地，匈奴认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汉与匈奴“五争车师”获胜后，屯田车师为汉朝经营西域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后来新兴的一些屯城如高昌、柳中、蒲昌等地来看，吐鲁番盆地的屯田逐步向东展开。

至唐代，吐鲁番盆地已是规模可观的屯戍区。唐朝平定高昌后，以其地设西州，并开始推行屯戍制度，“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唐朝在高昌城、交河城、天山县等地都设置了大量屯戍，如“天山军，开元中，置西州城内，管镇兵五千人，马五百匹”，天山军于开元中期置于西州城内，有镇兵5000人，有效促进了当地的屯田发展，呈现《唐六典》中所载“天山一屯”的兴盛局面。大量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也记载了西州镇戍、烽铺屯田的史实，如《唐永徽六年（655）某月西州诸府主帅牒为请替番上事》提到因“即时种麦”“种麦时忙”而“请替番上”一事，体现了屯戍政策的落实；《武周天授二年（691）总纳诸色逋悬及屯收义纳粮帐》中记载了西州的屯田收入情况。西州不仅屯田地域广，而且产量高、作物品种丰富，大谷文书3786号《唐开元年代（c.724）西州屯营田收谷计会》中就有关于小麦、粟、青稞等作物的种植情况。西州屯戍活动起始时间早，经验相对丰富，管理制度较为完善，这些不仅为西州农业发展打下基础，而且为唐朝进一步经营天山廊道提供了物质基础。《唐永淳元年（682）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百姓按户等贮粮事》载高昌县太平乡百姓“各贮一二年粮”，由官府亲自查验。永淳元年正值西域多事之秋，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反，安西都护杜怀宝战殁，四月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讨西突厥“师未行，行俭薨”，此时西州百姓依令屯田贮粮，为应对西域乱局提供后勤保障。

此外，东天山北麓也开始了大规模屯田。东天山北麓长期被游牧族群如匈奴、高车、柔然、突厥等占据，是其南侵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的基地。唐朝在天山北麓以庭州为中心开展屯田，伊吾、庭州、轮台等成为重要的屯田区，呈现“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的情形。《唐伊吾军上西庭支度使牒为申报应纳北庭粮米事》是目前较为完整记载东天山伊吾屯田收获的一件文书：

该文书详细记载了伊吾军屯田收获情况：伊吾军每年纳给北庭4000石粮，伊州仓197石，自留3646石。《册府元龟》所载“（开元）七年二月癸未，敕伊州岁贡年支米一万石宜停”，也体现了伊吾屯田的显著成效。开元年间，东天山北麓屯田规模大、范围广，“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其屯戍经验也为塔里木盆地开展大规模屯戍活动提供了范式，为唐朝经营中天山、西天山奠定了物质基础。

3.西域职官历练之地

西域地处边陲，自然、社会环境与内陆有别，唐朝在开拓天山廊道和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急需大量谙熟西域地方事务、专业素养较高的军政官员，而东天山的伊、西、庭三州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官员历练之地，是唐朝经营西域的人才输出地。

贞观十六年九月，唐朝以原凉州都督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并统管西、伊、庭三州诸军事。郭孝恪因长期在西北任职，熟悉河西、陇右的民情风物，对于落实唐朝法律制度也有章法，其在西州首先进行户籍登记，落实均田制、租调制。大谷文书《唐贞观一七年（643）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辨》记载了安西都护府户曹在西州进行人口清理、调查等审案工作，着重问及俊延妻孙氏在唐灭高昌前后的表现，“破城之日，延阤实在柳中。前责问曰，□□□往在大城。被问，依实谨辩”，这些措施对于稳定高昌旧地的社会秩序有积极意义。阿斯塔那209号墓《唐贞观十七年（643）符为娶妻妾事》《唐贞观年间西州高昌县勘问梁延台、雷陇贵婚娶纠纷案卷》也体现了郭孝恪在户籍登记中核实西州人口、落实均田制的过程。由于郭孝恪管理有方，史称“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西州，孝恪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此后，郭孝恪在唐朝经营中天山廊道的过程中也肩负了重要职责，并培养了一大批有经验、能带兵作战的将领，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

麹智湛则是西州地方行政官员的代表。高昌平定后，高昌皇族及大姓皆被迁往内陆，已迁的故高昌国上层宗族回到西州之地，麹文泰之子麹智湛继任柴哲威的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之职；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往龟兹，西州同时设立西州都督府，“五月，以左骁卫大将兼安西都护天山县公麹智湛为西州都督，统高昌之故地”，麹智湛由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转任第一任西州都督。此外，在西州和庭州历练十余载的袁公瑜先后任西州长史、庭州刺史、安西副都护，其出任西州都督府长史最晚是仪凤二年（677）以前，任庭州刺史则应在调露元年（679）以前。在西州较长时间的任职生涯，使他在处理西域事务上游刃有余，并再度出任庭州刺史并升迁安西副都护一职。

东天山伊州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军事人才。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军伐龟兹的昆丘道行军中，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同时，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伊、西、庭三州当地军队参与唐朝征伐焉耆、龟兹的记载。麟德二年（665）疏勒、弓月、吐蕃联攻于阗，“敕西州都督府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率兵救之”，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麟德二年（665）赵丑胡贷练契》所记，崔知辩所率领的此次行军为“西域道行军”，除了主要来自西州府兵和兵募的兵员，还有部分来自伊州的镇兵，吐鲁番出土文书《麟德安西判集残卷》记载了侯莫陈等伊州镇人向西州都督府“请安西效力”的情形，表达了“弓月未平，人皆夺臂；吐蕃侵境，士悉冲冠。竞愿展效贼庭,用表诚心报国”的宏愿，由此一百余伊州兵士前往中天山参加了收复于阗的战斗。

仪凤年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自号十姓可汗”，联合吐蕃侵逼安西。调露元年，唐廷以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名立波斯，实取遮匐”，行经西州时，裴行俭在短时间内召集了豪杰及安西四镇诸胡子弟近万人，随即率领这支大军突袭西突厥，成功擒拿叛军阿史那都支、李遮匐。裴行俭能有如此号召力也得益于他在显庆二年至麟德二年（657—665）任西州长史时所经营的社会关系；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唐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文书记载了此次行军部分内容，文书中高昌县孙海藏本人被差“波斯道行军”，反映的就是裴行俭西州募兵之事。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唐朝“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结束了塔里木盆地的动荡局面。王孝杰曾在河湟地区与吐蕃作战，在《武周天授二年（691）知水人康进感等牒尾及西州仓曹下天山县追送唐建进妻儿邻保牒》文书中也透露出王孝杰曾于天授二年在西州任职的经历，由此王孝杰得以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军从西州经铁门关西进，大破吐蕃。在此次收复安西四镇的战役中，西州都督唐休璟表现出对四镇局势的敏锐判断力，唐休璟“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吐蕃攻破焉耆后，安西四镇陷落，安西都护府紧急迁回西州，他“收其余众，以安西土。迁西州都督”，并积极出谋划策，及时“上表请复取四镇”，王孝杰出任武威道行军总管正是由其荐举。

综上，东天山伊、西、庭三州培养锻炼了大量军政人才，他们不仅将东天山建设成为经营天山廊道的后勤基地，而且在统一中天山和西天山的进程中，因熟悉西域自然地理、道路交通和边政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唐朝经营西域的军政中枢：中天山廊道

东天山稳定之后，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往“西域之中”的龟兹，并设置龟兹、焉耆、疏勒、于阗镇守军经营中天山廊道的塔里木盆地。中天山由此成为唐朝治理西域的交通枢纽和屯戍中心，安西都护府管理安西四镇，其军事力量辐射天山北麓、葱岭以西至七河流域等地，是唐朝抚宁诸蕃、平定四方的核心。

1.西域军政中心与战略指挥中枢

焉耆和龟兹是分布在中天山廊道的重要绿洲和控扼塔里木北道的中心城镇，是唐朝控制塔里木盆地的关键。贞观十八年（644），唐朝西进中天山，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二年，唐朝西征龟兹；显庆三年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作为经营西域的军政中心。但唐朝早期对于中天山的治理并不稳定，咸亨元年（670），“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调露元年六月，“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垂拱二年（686），唐朝主动弃四镇，吐蕃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而东，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界，当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由于塔里木盆地局势反复动荡，调整天山廊道战略成为唐朝治理西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唐朝深刻认识到西域兵力部署的短板，在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以三万汉兵屯四镇，从此稳定了安西局势，改变了“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的困境。至玄宗年间，以安西都护府为中心的军防得到进一步加强，《资治通鉴》载：“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这些兵员大多是来自内陆州县的府兵，他们按照原籍组成“行营”，如在吐鲁番文书、库木吐喇石刻中出现的“河东郡行营”，其基本建制仍按府兵的团—队—火结构在运转，保证了安西四镇军防体系的稳定。

以中天山为中心的军镇格局基本定型后，唐朝继而成为天山廊道规则的制定者。地处龟兹的安西都护府是唐朝治理天山廊道和整个西域的最高军政中心，管辖整个塔里木盆地、帕米尔地区和七河之地。安西都护府设“都护一员，正三品。副都护二人，从四品上”，功曹、仓曹、户曹、兵曹等皆有设置，管理行政、民事、户口、军事、仓储、屯田等事宜，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的六部。安西都护府上承唐廷中央敕令，下发地方州县符牒，在行政层级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并负责地方军政事务。直至安史之乱后，安西都护府仍然发挥着战略枢纽作用，在悟空归国的贞元年间（785—805），安西四镇的行政和军事职能仍然运转良好。据《悟空入竺记》载：“渐届疏勒，时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留住五月。次至于阗，梵云瞿萨怛那，王尉迟曜，镇守使郑据，延住六月。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镇守使苏岑。次据瑟得城使卖诠。次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白环，正曰屈支城……次至乌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祐，延留三月。”悟空途经安西时，见到了安西四镇的汉军长官“镇守使”，还有“四镇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郭昕以及当地部落首领仍然共同治理天山廊道的情形，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域仍然存在较为完备的军政体系，中天山战略中枢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体制惯性。

2.屯戍安西四镇，维护塔里木地区稳定

塔里木地区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所在地，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重点区域。唐朝在安西四镇设置屯戍，稳定塔里木地区，并为经营天山廊道提供后勤保障。安西都护是管理四镇屯戍的最高长官和负责人，高宗时出现了“营田大使”“检校营田使”等职官，玄宗天宝年间安西副大都护封常清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安西都护府下辖各州、军镇等辖区的屯田由都督、刺史以及驻军长官等负责，各辖区根据唐制“凡屯皆有屯官、屯副”，屯官大多取勋官五品以上“强干善农事，有书判，堪理务者充”，主要负责“劝率营农，督敛地课”，配备“主簿一人，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形成以安西都护府为中心直接负责的管理机构。

根据库车出土文书的记载，龟兹屯田皆有名称，如伯希和第19号文书载“合当屯”，文书背面有“伊利等屯”的记载，且“一段四顷屯南”“一段廿顷屯”“（得？）守（捉）状为供诸军□”等，说明唐朝对龟兹屯田的分布地段、生产效用以及军防职能的重视。同样，大谷文书8066号《唐掏拓所文书》出现的“大母渠堰”体现唐朝对水利的管理；伯希和D.A.M507号文书《某屯帖》反映的是在屯上未见到“索副计”等渠下人、其中七人未到，因为这件事情而发给邓睹的通知，从中可看出对龟兹屯戍管理的细致程度。

自贞观十四年始，唐朝以天山廊道为依托，以屯田养兵为路径，治理范围不断向西推进，军队屯区逐渐遍布天山南北，逐步实现“以屯田定西域”的目标。伯希和第29号文书载：

 第30号文书载：

从以上屯戍文书可以看出，至开元年间，唐朝在中天山经营屯田并为诸军镇提供后勤保障，实现“西海长清”的治理目标，“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有效稳定了唐朝对西域的治理。

唐朝在安西都护府辖境内广开屯田，至开元年间达到“安西二十屯”的强盛局面，是天山廊道中屯田绩效最为显著的区域，其辐射范围东至焉耆镇守军，西至姑墨州、郁头州一带，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成熟、稳定的后勤保障系统。安史之乱后，安西仍然孤守“飞地”近半个世纪，正是基于天山廊道的屯戍系统所彰显的强大生命力。

3.完善交通路网，保障丝绸之路安全

中天山是丝绸之路“北道”和“中道”经行处，龟兹处于丝绸之路东去焉耆、西通碎叶、西南至疏勒、南去于阗、北达弓月城的道路结点，是天山廊道交通的关键所在。因此，唐朝以龟兹为中心形成的贯穿东西、连接南北的路网，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为稳定西域社会、保障天山廊道安全和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焉耆与龟兹的交通。这条道路是中天山廊道防御最为严密的交通路线之一，《新唐书·地理志》载：“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此六守捉布局严密，相互策应，反映了唐朝对安西都护府东部交通安全的保障。

其二，从龟兹至弓月城的“雀离关道”和“盐水关道”。“雀离关道”指从今库车北上，经苏巴什佛寺遗址，出雀离关后沿库车河经那拉提草原进入伊犁河流域，可以到达唐代弓月城等地。吐鲁番出土文书如《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等，都涉及昭武九姓胡商经弓月城到龟兹的沿途交通情况。

其三，从龟兹西北行到伊犁河流域的“盐水关道”。盐水关地处今库车通往拜城途中却勒塔格山的盐水沟，出盐水关后经今拜城县黑英山乡“刘平国作关城颂”石刻处，北行可至天山北麓伊犁河畔，是从龟兹穿越天山内部廊道的重要道路。这条道路在汉代就是连接龟兹与乌孙的重要通道，今库车境内仍留存有汉宣帝时期修建的克孜尔尕哈烽燧，发挥着扼守盐水沟交通的防御功能。西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亲乌孙时很可能取道于此；出使乌孙的使者常惠也常常经该道往来于乌孙与龟兹之间。在唐代，“盐水关道”也是唐朝与西突厥互市的通道。伯D.A129号文书第7行记有“卖马突厥院：铛一口”，“突厥院”是安西都护府下负责有关突厥卖马事务的机构。开元十四年（726），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前往安西互市，应是经盐水关进入安西境内，体现了该条道路在中天山南北发挥的商贸往来的作用。

其四，从龟兹西去碎叶的“热海道”。柘厥关是自安西都护府西行的第一关，扼守“热海道”的东西向交通，从龟兹经柘厥关，渡白马河后到拨换城，西北行越凌山经热海，可到达碎叶和粟特之地，向达先生指出这条道路是“古代中西交通上一条最有名、最频繁的大道”。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从龟兹出发取“热海道”，沿途经过“山谷积雪，春夏合冻……暴风奋发，飞沙雨石”的凌山，循热海到达碎叶。

其五，从龟兹到疏勒的道路是传统的商道，汉代是塔里木“北道”的组成部分，唐代的具体走向为“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鬱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

其六，从龟兹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交通于阗的“神山道”。从龟兹沿和田河到于阗是唐代安西都护府连接毗沙都督府的道路，在唐代频繁使用。《新唐书·地理志》载：“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冈，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因该道穿行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了保障交通安全，唐朝更为重视沿途的驿馆设置，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和田出土文书《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编号MIKIII—7587）提到的馆驿有“草泽馆”“欣衡馆”“连衡馆”“谋常馆”四个馆名，总之为“神山已北四馆”。

其七，在以龟兹为中心的中天山道路中，穿越天山内部的交通廊道更为重要，但是由于该条道路为游牧势力所开，汉唐时期在记载该条道路时常常语焉不详。如：“西突厥……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东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师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北八日行得北庭。”根据史籍记载可知，早在隋末唐初时，西突厥的南庭就设在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地区。由焉耆“西北”行七日可以抵达南庭（雎合水北），“北”行八日可至北庭（镞曷山西），此道路正是指天山内部廊道的交通，是连接从西突厥南庭经小尤尔都斯、巴仑台后北越胜利达坂至可汗浮图城（北庭）的重要通道。唐灭阿史那贺鲁后，以活动于天山内部廊道尤尔都斯盆地的西突厥鼠尼施处半部置鹰娑都督府，尤尔都斯河（开都河)即鹰娑川，说明唐朝充分重视西突厥部落所活跃的天山内部廊道。以弓月城为主要贸易聚点的粟特商队，穿越尤尔都斯河谷的道路也是他们的商贸路线之一。从弓月城自西向东穿行于天山内部廊道共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经小尤尔都斯、阿拉沟、托克逊至吐鲁番；二是沿巩乃斯河折向南行进入大尤尔都斯，经巴音布鲁克，翻越天山沿库车河南下至库车。

其八，唐代在今乌鲁木齐附近置轮台城，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天山内部廊道交通的考虑。轮台扼守从吐鲁番盆地出发的“白水涧道”和从北庭出发的“碎叶道”的隘口，同时也负责天山北麓的道路税收，开元七年（719），“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若从轮台沿乌鲁木齐河向南越胜利达坂到达焉耆以北巴仑台，继续西行可到达弓月城，这条道路穿行在天山内部，是今天连接乌鲁木齐与伊犁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

4.西域军防重地及唐朝逐鹿中亚

安西都护“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保障西域军事安全。在唐朝有效经营西域的百余年间，以安西都护府为核心的中天山廊道不仅是唐朝应对外敌侵犯的军防重地，也是唐朝与大食、突骑施、吐蕃等势力逐鹿中亚的保障基地。

吐蕃是较早进入塔里木地区并与唐朝展开角逐的势力之一。麟德二年，“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咸亨元年，“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同时因唐在河湟谷地的大非川之役中失利，此后“自是吐蕃连岁寇边”；“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西域局势渐趋紧张，唐朝逐渐认识到吐蕃是西域大患。为了应对吐蕃侵夺并阻隔其与西突厥势力联合，调露元年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叛乱，设碎叶为安西四镇之一。这样，碎叶在北、疏勒在中、于阗在南构成了一道防御吐蕃的壁垒。同时，驻扎碎叶的唐军可以更好地管控西突厥诸部，并阻断西突厥和吐蕃的联兵；唐朝在长寿元年之后加强四镇军防部署，仅于阗一地就分别在五处驻守，以强化唐朝在塔里木南道的防务，拱卫天山廊道。开元十年（722）吐蕃军队为打开前往塔里木盆地的通道，夺取了小勃律的九座城池。其王没谨忙求救于北庭，时张孝嵩任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领北庭节度使，“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协助小勃律大破吐蕃，复九城，共保“唐之西门”。唐朝同时加强对葱岭地区的防御，在破喝盤陀国后，置葱岭守捉，建构“安西极边之戍”。由此可见，在天山廊道尤其是塔里木地区，唐朝最棘手的敌人是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林冠群认为：“吐蕃于唐高宗时期以降，成为李唐最大边患之情况下，将李唐之注意力大部吸引至西陲地区。”弓月、突骑施、葛逻禄等突厥部落都曾一度附于吐蕃，因此塔里木地区是双方的主战场，是唐朝稳定西域的关键区域。

唐朝、吐蕃、大食三大强权与几个突厥部落联盟之间的合作、对抗让“8世纪初的中亚成为亚洲的火药桶”，“由于巧合，唐朝、吐蕃和阿拉伯人几乎同时作为强权而兴起，几乎同步走上了扩张和征服的道路”。墀松德赞成为吐蕃赞普后，吐蕃再次统治了吉尔吉特地区，使得吐蕃可以通过喀什噶尔明铁盖地山口到克什米尔和印度河谷地，并直接与塔里木地区的突厥诸部和中亚地区的阿拉伯人接触。由此，就唐朝建立在葱岭以西的军防格局而言，吐蕃是唐朝在中亚博弈大局中的劲敌之一。

拔汗那之战体现了唐朝逐鹿中亚的决心。拔汗那之战是大食东进、吐蕃染指、唐朝维护传统管理范围的一次战争，此次战争意义重大，是唐朝、吐蕃、大食在欧亚大陆中心的第一次聚集。开元三年（715），在吐蕃的怂恿下，大食扶植的拔汗那王阿了达（干）进攻原拔汗那王遏波之，遏波之兵败奔安西求救，巡视安西的监察御史张孝嵩高度认识到拔汗那对唐朝的重要性：不救拔汗那，就无法号令西域，唐朝的威信会一落千丈，“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根据谢济世《戎幕随笔》的记载，丁谷山千佛洞（库木吐喇石窟）仍然保存着张孝嵩破大食的纪功碑，“塔下旧有两截碑，文字可辨者三之一，唐开元三年安西都护吕休璟为监察御史张孝嵩平阿了达干纪功碑也。孝崧（嵩）以奉使至，愤吐蕃之跋扈，念拔汗那之式微，以便宜征兵戎落，出安西数千里，身当矢石，俘斩凶夷”。

高仙芝远攻小勃律、争夺中亚。天宝六载（747）安西行营节度使高仙芝率领万骑讨伐小勃律，“自安西过拨换城，入握瑟德，经疏勒，登葱岭，涉播密川，遂顿特勒满川……分军为三，使疏勒赵崇玼自北谷道、拨换贾崇瓘自赤佛道、仙芝与监军边令诚自护密俱入，约会连云堡”，最终大破小勃律，改其国名“归仁”，并修筑要塞，派一千名士兵驻守； “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充分发挥了安西军快速作战的能力，“虏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还”，小勃律这一险要之地又重归唐朝手中。天宝九载（750），高仙芝攻打石国，阻击吐蕃在该地的势力，擒获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等。在此次争夺中亚的过程中，唐朝完全控制了葱岭地区，并进而扩展到阿姆河流域，由此高仙芝威震西域，成为继突骑施苏禄可汗后又一位令阿拉伯人害怕的对手，并称呼高仙芝为“中国山地之王（Sahbibgibal al—Sin）”，高仙芝俨然成为中亚的总督，是唐朝经营西域力量的化身。而就在高仙芝讨石国后，石国王子逃至大食，与诸胡“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安西都护府很快做出反应，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天宝十载（751），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罗斯城，与大食遇”，此次战役由于葛逻禄的叛变导致唐朝失败，但唐朝在中亚的经营没有停止。怛罗斯之战后，在战役中表现突出的李嗣业晋升为疏勒镇守使，继续强化对安西四镇的军事防御；天宝十二载（753），安西四镇节度兼伊西北庭节度瀚海军使封常清讨大勃律，在帕米尔高原、粟特、吐火罗之地扩大天山廊道的战略纵深，充分体现出中天山廊道在逐鹿中亚中发挥的战略中枢作用。

三、唐朝经略西域的信息前沿：西天山廊道

西天山廊道是指“热海道”以西、以碎叶镇为中心的天山西部地区。西天山地区商业发达，多元宗教盛行，历来又是各方势力聚集之地，信息情报密集，是中央亚洲政局变化的风向标。碎叶处于天山南北廊道的西部交汇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朝以碎叶为中心，以广大羁縻府州为依托，将西天山打造成为伸入西突厥、昭武九姓、波斯、吐火罗、大食等地的信息触角，不仅发挥了西天山的军事防御职能，同时打通了连接中亚、西亚的信息渠道，使远在葱岭以西的信息可以尽快直达唐廷。

1.中亚形势及军事情报传播

7世纪的西天山面临着大食东进、波斯亡国、突厥分合以及吐蕃北上等复杂的局面，这些势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对于唐朝经营西域至关重要，因此西天山各方势力的动向成为唐廷获取军事情报的重要内容。

第一，关于大食东进的情报。早在永徽年间，大食征伐中亚的消息已经通过该地使臣传至长安。“永徽中，其国（康国）频遣使，告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永徽五年（654）“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至屈底波担任呼罗珊总督期间（704—715），大食对中亚诸势力展开了全面进攻，粟特诸国频频遣使上书告急，但唐朝并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昭武九姓诸国皆屈服于大食。至开元初，“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大食）之，其境东西万里，东与突骑施相接焉”。对于8世纪中期的九姓胡来说，主张联合突厥对抗大食，似乎是争取“诸国自然安帖”的唯一策略。穆格山A—14文书载：“爵爷，给可汗和给拔汗那王的信我通过那位拔汗那都督之手给拔汗王送去了……从吐屯和从'副王’那儿我收到了信件和答复。”该文书为片治肯特城主戴瓦什提契夫派遣使臣联络石国国王的求救信，写于公元722年。此时被大食军困于片治肯特的戴王，处境越来越艰难，试图将自己的现状反映给北方石国的副王，戴王与他有金钱往来，可能主要用于筹措给援军的兵饷。副王也可以在朝贡时将其与大食的战况报告给唐玄宗。大食不断东进也牵动着唐廷敏感的神经。自显庆三年以来，粟特、吐火罗地区羁縻州设置以后，中亚诸国正式被纳入唐朝版图，中原王朝对天山的管理更加系统，西天山的信息得以更加便利地到达长安。至玄宗时期，昭武九姓入贡达到高峰期，体现大食对昭武九姓地区侵夺之凶狠，中亚诸国频繁朝贡，期待唐朝在对抗大食方面有所作为。但唐朝意在通过使臣了解大食动向，而对昭武九姓的求援只采取安抚手段，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第二，大食与唐朝合作，共享应对突骑施的情报。随着苏禄可汗建牙于碎叶，实力逐渐上升。唐朝虽然给予其守备西天山的期望，但苏禄的“叛服无常”，数次联合吐蕃军入侵安西，对唐朝边境造成严重威胁。同时，突骑施在河中地区的战争中屡挫大食军，突骑施成为大食和唐朝共同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大食与唐朝决定合作对付突骑施。开元二十二年，突骑施大军进攻北庭，玄宗一方面调动河西陇右诸军支援北庭，另一方面“宜密令安西，征蕃汉兵一万人，仍使人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取叶护勃达等路，入碎叶，令王斛斯自领精骑，取其家口”。密派使臣张舒耀等前往大食呼罗珊总督诃密处，及时传达唐与大食双方的信息。不久后，玄宗又敕：“得卿表并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诃密表，具知卿使张舒耀计会兵马回。此虽远蕃，亦是强国，观其意理，似存信义。若四月出兵是实，卿彼已合知之，还须量宜与其相应，使知此者计会，不是空言。且突骑施负恩，为天所弃，诃密若能助国破此寇仇，录其远劳，即合优赏。”唐与大食的联兵确实对突骑施造成了严重打击，大食呼罗珊总督府从木鹿迁移到了缚喝，以便配合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开元二十四年，盖嘉运成功攻破突骑施。苏禄又受到大食军在河中战场上的压力，被迫于开元二十四年八月派使臣胡禄达干等人求和。开元二十六年，粟特人和穆斯林结盟，在哈里斯坦战役中战胜突骑施，可汗和突骑施汗国强盛时代结束。由于唐朝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可较为迅速地获取信息情报，因此对于大食东进、突骑施入侵等紧急情形多能及时应对，以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军事行动。

2.商队与情报传播

西天山在信息搜集和情报传递中独具优势，与该地的商业使团游走东西有关。商人和商队为利所趋，对于各地社会政治形势和物品价格差异非常敏感，他们会对不同地区的商业环境做出客观研判，使得这些与社会现状相关的信息也成为情报信息内容。在唐代，粟特商队是丝绸之路贸易的垄断者，从河中地区到中原的相关信息大多由粟特人传送。“在粟特第一汗国统治下的粟特本土，粟特人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他们可以自如地游走于各大政见不同的政权之间，也更便于传播情报。粟特商人从中亚出发，不断向四方扩展商路。商人们以家属和亲戚再加上同一个城邦国家的同乡一起，组成一个团队相互帮衬提携，将自己的家属安置在绿洲上的移民聚落里，才有可能先是短距离继而发展到中长距离，不断进行商品的中转，最后发展到进行长距离移动的贸易，形成“粟特网络”。碎叶城就是由商业市井之地发展起来，成为西天山重要的信息汇集中心。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各大强权如柔然、突厥、吐蕃以及中原王朝，都希望能利用“粟特网络”来搜集政治情报。

中原王朝对于粟特商团的信息传播优势早有关注。裴矩撰写《西域图记》时就利用了大量来自西域商胡提供的信息，“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依据“周游经涉”的“富商大贾”之口而成书，成为隋唐之际人们了解西天山最核心的资料。当时西域诸国虽欲与中原王朝往来，但因西突厥控制了天山廊道，东西受阻。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们暗中派遣商团前来争取与隋交往，“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显庆三年，唐击败阿史那贺鲁后，于粟特九姓之地遍设羁縻都督府，将“昭武九姓”置于安西大都护府的管辖之下，为粟特商人前往唐朝提供了极大便利。粟特商人以使团的名义前往唐境非常频繁，“当时朝贡中国之使臣，其未著王名者，似皆有为商队冒充国使之可能”。唐中央还为在内陆活动的粟特商人提供了诸多政策上的扶持，所以以粟特为主体的西天山商人团队，在东西方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唐朝的很多政治事件，甚至“安史之乱”这样影响唐朝国运兴衰的转折点，都与粟特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3.僧侣队伍与情报传播

僧侣是求法传教之人，四处传经布道，少有秘密可言，所以僧侣队伍是信息传播最为畅通的一个群体。西天山地处丝绸之路枢纽位置，是宗教汇集和传播之地，历史上的祆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曾经流传至此并传布四方。教团和神职人员既是宗教传播者，也是丝绸之路重要情报和信息的携带者。唐初玄奘沿天山廊道西行时，对沿途的风土人情、政治派别多有记载。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国面圣，太宗就急切询问西域地理信息之事，并敕命玄奘将沿途的山川地理、人情风物记下来，在太宗的督促下，玄奘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土著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记》，勒成一十二卷”，系统记录了隋末唐初天山廊道包括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的粟特地区、西突厥部落等地的交通信息、政治形势、山川地理、人情风物等，使得《大唐西域记》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提供给官方的西域情报辑录。唐代慧超法师，新罗僧人，曾游历五天竺，于开元十五年（727）到达安西，其著述《往五天竺国传》也有许多关于西天山廊道的信息：“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食国……又小拂临国，傍海西北，即是大拂临国。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食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又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螺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食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而能自护。” 8世纪上半叶正值唐朝与大食、突骑施等诸势力在中亚斡旋、较量之时，僧侣通过西域陆路前往中亚各国非常困难，很少有文字记载能够留存下来。僧人慧超的记述对于唐朝了解当时大食、粟特、吐火罗的动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其中关于大食入侵波斯、印度等地的记载尤为珍贵。

结  语

天山廊道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通道，其交通路网的畅通不仅是唐朝经营西域的航标，而且促进了唐朝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彼得·弗兰科潘在谈及罗马文化及其对周边影响时认为，“它与东方紧密相连并在许多方面受到东方的影响。古代社会确实是我们今日社会的原始模板：充满生机，竞争进取，成熟高效，精力旺盛。一个布满了城镇的区域带，形成了一个横跨亚洲的锁链。西方开始注视东方，东方开始注视西方”。

同样，罗马注视东方的时候，唐朝也一直关注着西方，并且甚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唐代正是充分利用天山廊道实现对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楚河盆地等地的经营，并由此连接西亚波斯、大食等地，天山廊道成为“亚洲文化的传输器和永动机”。天山廊道连通东西，游牧与农耕文明交往于天山南北，开拓了唐代以西域为中心的对外交往的繁荣局面；由此，唐朝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通过天山廊道与世界连接在一起，成就了大唐帝国在东方世界的中心地位。

作者张安福，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