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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德尔雷 5月份的虹桥火车站有些陌生。站外聚集了一批露营者，他们睡地铺、搭帐篷，寻找停车场和一切具有庇护的地方。虹桥火车站，这个上海的重要出入口，宛如难民营，在5月它见证了徒步20公里的工人、骑行大半个上海的返乡者、习惯了网课的大学生。 一个香港人早早决定逃离。4月初，他骑共享单车奔赴上海虹桥，通过层层检查，绕过铁丝网，穿越溪流与高速，有惊无险地回到香港。 自他以后，数十万人在两个月内离开上海。我的两位室友，一位以工作出差的名义离开上海去成都，一位去到广州。朋友小酒（化名）决定去济南隔离7＋7（因济南有酒店隔离免费政策），再回到故乡。 静默两个月，在我的关注列表中，《端》《先生制造》《极昼工作室》等媒体陆续采访了离开上海的人。他们中有人“带上两个馒头和吃剩的半瓶老干妈，一个黑色的20寸行李箱和一个黑色背包，骑行近50公里”去火车站；有人“扎在桥洞下煮土豆，头发看起来很多天没有洗了，满地都是生活垃圾”；有人“从奉贤区走上近50公里，一路走到虹桥火车站”。 我和女友曾计划待到上海解封，但是在五月中旬，我们仍旧看不到上海解封的希望。五十天的隔离，已经让我们疲惫不堪，夕阳下的租房弥漫着飞舞的灰尘，最终，在焦虑情绪的推动下，我们决定暂时逃离上海。 防疫政策要求：离沪人员需要主动上报信息，取得小区放行证明，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建康码，自主承担7天酒店隔离＋7天自主检测费用。为了取得小区放行证明，我经历了一件宛如“二十二条军规”的事情，小区居委会要求目的地防疫办提供接收证明，才能签发放行证明，目的地防疫办又说没有这种证明，直接来隔离就好，具体到问街道，也是这么个说法，于是出现如下对话： 防疫办: 我们这没有接收证明，你直接过来隔离就好。 我: 我们小区居委会必须要所在地接收证明，才能盖章出行证明。 防疫办: 你跟你们居委会做一下思想工作，就说我们确实没有接收证明。 我: 口说无凭，你不给证明，没有盖章，我说了她不信。 防疫办: 那我也没办法。之前从上海来的，都是搞到小区放行证明的。 我: 问题就在于，你不给接收证明，她不放小区放行证明。 防疫办: 那我也没办法。你们还是待到上海解封吧。 如此折腾了良久，我们才弄到了放行证明和承诺书。为了确保不会出意外，我们需要做连续三天的核酸。期间，我们和负责帮居委会传话的退休教师成为朋友，阿姨是上海人，一头棕褐色卷发，在微信上腔调很官方，私底下却是个乐于助人、说话亲切的长辈，知道我们要走，还送了两套蓝色防护服和N95口罩。那一天我意识到，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的人，现实中也可以很快成为朋友。
拍摄：宗城 五月的上海，大街上打不到车，地铁也尚未开通，我们要去火车站，要么走路，捡共享单车，要么打地下黑车。有朋友坐外卖小哥的顺风车，加价300，后来风险大，小哥不做了。我们提着行李箱，不方便骑车，只有选择走路或搭乘地下黑车。 我被朋友拉进了一个“溜溜群”，那里已经有490人，群里每天交流的都是怎么逃离上海，我听朋友说起一个东北人，他买不到离开上海的火车票，就花了8500块钱买了辆二手车，开车2天2夜回到故乡大庆。 我在群里加了两个黄牛。一个开价900，一个750。作为对比，我平时打车去虹桥价格在60元左右，坐地铁只要不到十元，上海封控后，黄牛开价是正常通勤费用的十倍以上，我向他们议价，他们说，我们也没办法，油价涨得离谱，又要冒风险。 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边是托朋友寻找拼车渠道，一边是等待城市公共交通恢复，终于到22号，直达虹桥火车站的公交车恢复运行，尽管是60分钟一趟，但已经是雪中送炭。地铁3号线和10号线也以30分钟一趟的频次通行，这意味着去虹桥火车站可以节省大笔费用。我们计算了不同方案的性价比，最后为自己拟定三重方案: 1、早上5:30起床，在公交车站等，坐直达虹桥火车站的941路公交； 2、乘坐去往10号线交通大学站的公交，换乘地铁； 3、如果两个方案都不行，再加价打车。 我们在早晨5点40坐上车，大约7点到达，虹桥火车站前来来往往学生的长队，他们大多是上海的大学生，穿着防护服，乘坐学校提供的大巴来到站点。火车站前还有打地铺的人，那是在上海的五月，昼夜温差很大，清晨天微凉微凉的，夜晚颇冷，一个人在外面裹着薄薄的被子，无论如何是会被冷醒的。那时候上海有源源不断的返乡人员，他们睡在地下车库、火车站外和其他能遮风避雨的地方。 一个返乡者到站后发现核酸检测结果刚刚超出48小时，不得不找地方重做一次；一位青年，和恋人在地下车库过夜，只为不错过清早的班车；黑车已经炒到了八九百，农民工没挣到钱，回去路上不想亏钱，于是自己走路或骑自行车，这是他们走得最久的一次返乡路。社区门口，某个本地人举着喇叭说:“上海欢迎你。” 我们来到时离沪潮已经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在公交车未通行之前，一些人徒步数小时甚至半天只为坐一趟离沪的列车。 进站成功需要健康码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倘若核酸证明过期，哪怕仅仅过去一小时，离沪人员都需要重做核酸，等到核酸结果出来才能进入车站。但是等待期间可能会错过列车，车票很难抢，离沪者不惜拜托黄牛，加价150—300抢票，没有黄牛渠道的就只能等待运气，不断祈盼那个抢票成功的一瞬间。 平时轻而易举的事，这时候就像中了一张幸运彩票。农民工在经历自己的长征，只为从上海回到自己的家乡。 因为疫情，房屋租期是否续约也成为问题。我们是合租房，六月到期，房东催问是否续租，他原本计划涨租大约15%到20%，但赶上上海封控，整个小区都被隔离，就算它挂牌交给中介公司，新住客一时半会也没法住进来，我们考虑到房租水平，就与房东议价。没想到封控持续两个月之久，室友中有一半已经离开上海，只是把行李托管在租房，我们也决定离去，这样实际还住着的室友只剩两人，而大部分人七月后也不续租了，所以当时棘手的问题是——六月要不要续租？续租的话，住客和托管行李者的出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可能与房东协商，讨论一个折中的续签价格？这件事最后得到了解决，但讨论过程一波三折，庶可作为疫情影响平民生活的冰山一角。 在去往杭州的路上，我的耳背有明显的勒痕，这是N95口罩留下的痕迹。视线充满了雾气，呼出的气被口罩折射到镜片上，我仿佛在雾中穿行。离开上海，我们如同逃难者，每一个到虹桥火车站会和的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脸色。 我们在杭州中转地等待了7个小时。中转杭州的人会被大喇叭的声音震慑。杭州东站有专门的“重点人员临时等候区”，从上海来的乘客都要在那里逗留。首先是排队、扫码、做核酸、做抗原、填写承诺书。在那里你会看到有人打地铺，有一块空置的区域，零零散散睡着疲惫的人。他们或是隔夜换乘，或是离开上海又被老家拒收。你做好各种手续，上到二层，密密麻麻的人群胜过你在小区排队做核酸。从上海来的被圈在一个地方，没有餐馆，没有商铺，你需要在那里等到出发指令。 因为我们是中午十二点到的，但去往目的地的高铁最早也要晚上七点，我饿得不行，摸索到了外卖送到的办法，我在美团点外卖时，先给商家留言，备注送到“杭州东站二层出发大厅东入口上海转运隔离点”，如果骑手弄不明白，他会给你打电话，你再告诉他具体怎么走，到达东入口，把外卖交给防疫人员，让后者递给你就好了。 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天，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车站里的喇叭喊得贼起劲: “上海来的乘客过来登记！上海来的乘客过来登记！” 深夜，此地如荒野废墟，我坐上120，去往一座远离城区的酒店，在这里，我将度过7＋7与世隔绝的生活，随后侥幸换得暂时的自由，但到头来，我明白，这不过是又一场侥幸的等待。 5月31号，我在酒店隔离的最后一天目睹上海宣布复工复产。 这一天，上海宣布6月1日有序复工复产，上万人齐聚黄浦江边，庆祝时隔两个月的“解封”时刻。烟花在上海的夜空燃起，整座城市仿佛过年一般，一座休克两个月的城市，突然被要求回到休克之前的状态。 6月1号对上海住客意味着“正常”的回归，虽然，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处于封控之中，仍有小区两月无新增阳性却禁止住户外出。 6月1号出门的人恍然发现，他们目睹那闪耀的一切不过是曾经习以为常的正常，他们感受到灵魂对于正常的渴望，看到多少人被关两个月却对收缴他们正常的人感恩戴德。春天，他们看到勇敢，看到奴性，看到附近，也看到恶之平庸。他们观测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如何一步步演化的，也第一次深切认识到自由之于自我的可贵。 在手机上，在观看新闻和通往外滩的长队中，我们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早知如此是否应该安分守己、静候解封。但很快，现场朋友发送的消息告诉我们，“复工复产”不等于“完全解封”。上海从未宣布封城，也就没有解封一说。而封控区仍在隔离之中，可自由出入小区人员也需要凭借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才能乘坐地铁、公交、进入大型商场。复工前几日，上海朋友普遍反映，做核酸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长队。许多公司害怕二次隔离，暂时还不敢让员工回去上班。紧接着，巨鹿路一带宣布再次封锁，多个地区因为阳性病例的反复也再次开启大规模筛查。有序复工和正常生活之间相隔着大片灰色地带，直到6月中旬，上海仍未真正回到正常生活。 血渍消失，曾经发生过嚎叫、争吵、倒地的地方，阳光下一片清明。夜晚烟花灿烂，昭示城市的新生，却使我想起张爱玲写下的文字：“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人情的梦。” 1952年，张爱玲身穿一袭旗袍，决心离开上海；1949年，顾准与时任上海地政局长王维恒联手，用地产税回收“跑马厅”等大批外商占有的建筑和土地；198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上海是一张王牌；1921年，一场会议在上海悄然召开……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响，人们仓皇地轧上电车，又兀自在车窗看到自己的心惊与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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