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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丁杀季历"、“纣囚西伯”是日渐衰落的殷商遏制周族势力发展的结果。以此为契机，周人翦商、灭商活动由半公开转入隐蔽，手法更加高明。纣囚西伯又放虎归山，扩大了文王的政治影响，也加快了其灭商的步伐，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商朝末年纣王囚西伯于羑里，是商周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它标志着商周由时而交恶、时而修好演进到周代商阶段。关于这一事件始末，缺乏较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即或文献所载也存在不少疑点，如纣王为何囚禁西伯，纣王“囚"、“释”西伯对于商王朝的影响程度等。马世之先生在《文王伐崇考》中认为：“纣王若能按照崇侯虎的建议不释西伯，岂能致亡国灭身之祸？由此观之，崇侯一言，可以兴邦。”对此笔者在就教之余，觉得尚存商榷的余地，故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祈望专家、学者斧正。关于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的原因，通常认为是崇侯虎在纣王面前大肆诋毁的结果。《史记·周本纪》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史记·殷本纪》则载，纣王连杀九侯、鄂侯，西伯闻讯叹息，“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麦里。”东汉蔡邕《琴操》卷亦云："文王备修道德，百姓亲附。……是时崇侯虎与文王列为诸侯，德不能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谮文王于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将不利于君，君其虑之。’纣用其言，乃囚文王于羑里。择日欲杀之。”尽管上述文献所记言论有所出入，但都认为纣拘文王是因崇侯虎的挑拨，而实际上西伯身陷囹圄是周族作为商王朝异己力量日益强大而引起商王疑惧的结果。周人是活动于我国陕、甘一带的古老部落。周建国自太王，大约在商王武丁时期商周两大部族开始频繁接触，商代甲骨文中有关“周”、“周侯”的记载都属于武丁时的作品。周对商王负有种种义务，如贡纳、奉命从征、参加田猎等等。殷墟卜辞云：“丁已卜，古贞：周以嫀？贞：周弗以嫀？”（《合集》一0六八正）“贞：周氏（致）巫？”（《乙》七八0一）这是卜问周人是否携秦女、巫师来献；"周入十”（《乙）五四五三版）注明周向商王朝入贡的数目；"辛卯卜，贞：令周从永征？八月”（《林》1.26.16）是商王命令周人随军征战；“已未卜，内贞：周叶禽？”（《乙》五三二九）是卜问周人是否协助商王围猎。可见周是商的附属国，周侯成为商王名义上的属臣，商周之间主属关系十分明显。周人以“有夏”、“小邦周”自居而称商为“大国殷”、“大邦殷”。周人向商王长期称臣，古本《竹书纪年》云：“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匹。”但商周关系也随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而交恶，时而修好。周王季历从商畿娶挚君之女太任为妻，《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这次商周联姻，“周人以同殷商集团通婚为光宠，而殷人亦欲倚重周国安抚西陲，这样的政治结合对双方都有利”。季历在商王朝支持下先后征伐过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这些战争除伐燕京之戎失败外都取得胜利，特别是太丁四年伐余无之戎一战，使“周王季，命为殷牧师”，管理商王国的畜牧业。季历时期的频频征战使周解除戎狄威胁，稳定了后方，拓展了疆域。《诗经·大雅·皇矣》说；“维此王季……受禄无丧，奄有四方。”季历被商王加封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这说明周已成为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但是周族的崛起对商王朝已构成威胁，因此商王竭力抑制周人势力的继续伸展，从而演成“文丁杀季历”一幕。“季历献俘获捷，文丁表面装作很高兴，还以祭祀时使用的、用美玉雕制作盛香酒的圭瓒、用黍和香草酿制的香酒秬鬯赐给季历。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最高的奖赏。”但就在季历准备回国之时，文丁却突然下令将季历执诸塞库，“季历困而死”，文丁杀季历使商周矛盾加剧，是商周关系的一次重要转折。在季历之前商周关系尽管有矛盾的一面，但总的说来尚属正常，季历之死使商周关系中矛盾的一面明显化，周人翦商、灭商之志更加坚定。季历被杀后，文王于帝乙二年岀兵伐商以报父仇，结果大败而归。这次伐商的失败使文王认识到“商周之不敌”，周人势力还不足以同商相对抗，因此文王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秉鞭作牧”，实际上却一直致力于周部族的生存发展。文王治理内部，“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书·无逸》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尚书·康诰》亦云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能“用康保民”，因此文王治周，政修人和，天下归心。《史记·周本纪》载：“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文王治政有善声，与商王的拒谏饰非、奢侈享乐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殷商大臣、诸侯纷纷慕义归周。周族势力的直线上升，引起崇国君长崇侯虎的忧虑。崇是商王朝的一个重要同盟国，《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即今陕西户县与长安县之间。《诗·大雅·皇矣》说“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足见崇防御设施的宏伟、坚固。崇侯虎是纣王亲信系统中的重要成员，据《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引《六韬》云：“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崇侯虎等举五百石重沙二十四人。”周的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已使崇的安全受到威胁。文王和夏人所建的有莘国联姻，是周人势力向东发展的标志。当时莘国势力也不弱，所谓“大邦有子，觇天之妹”，文王娶莘女，“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周、莘联姻同时也是政治结盟，周人势力的扩展对崇构成威胁，因此崇侯虎竭力煽动纣王的敌对情绪，以借他人之刀消除自身的隐患。崇侯虎正是站在保护自身和翼卫商王朝立场上，提醒纣王重视周族势力的增长，并力主纣王囚禁西伯。《淮南子·道应训》载：“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及未成，请图之。’屈商（纣臣名）乃拘文王于羑里。”而商纣王对于周族势力的强大也并非视而不见，纣王在太行山的黎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其目的在于向周及各诸侯显示军威。由此可见，纣拘文王并非崇侯虎单方面建议所致，而是崇侯虎所言正巧击中了纣王的心病，君臣一拍即合，从而一手导演了这出政治剧。崇侯虎是“纣囚西伯”事件的策划者，但同时也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纣王在释放西伯时告知：“谮西伯者，崇侯虎也。”是纣王推出崇侯虎这个关系人物来顶罪，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对周人表示安抚，另一方面转移周人的视线，将羑里之囚的责任归于崇侯虎，从而消弭政治危机。崇侯虎因“请西伯”而被周人视为仇敌，后来周伐崇既是为了搬掉东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也是为了报文王被囚之仇。“纣囚西伯”是“文丁杀季历''的翻版，其幕后的主使者文丁、纣王都有共同的心态，都是为了遏制周族势力的向外渗透，维护商王朝的统治。然而历史却常常揶揄和嘲笑玩弄阴谋者，“文丁杀季历”不仅未使周人一蹶不振，相反却成了周人“翦商”、“灭商”活动的催化剂。“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是文王不顾国力的仓促之挙，因而惨遭失败，但其急于报仇雪恨的心理由此可见一斑。“文丁杀季历”直接激化了商周矛盾，而“纣囚西伯”更使商周的敌对关系判若泾渭。“文丁杀季历”是文王的心头大恨，但他从中也吸取了惨痛的教训。纣囚文王长达七年之久，文王含垢忍辱，苟顺以求容，借以麻痹纣王，从而免去囹圄之苦。在获释后，文王更是施展屈伸之术，表面上臣服商王朝，如构筑灵台，献出洛西之地，祭祀殷先公先王。1977年周原考古队在发掘岐山凤雏村西周甲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时出土了近三百片甲骨文，其中十一号窖穴卜甲中有文王对商王先祖进行祭祀的记载：“癸子（已），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成唐（汤），（O御）艮二母（女），其彝血牡三、豚三，西（惟）有正。”（H11-1）“禘祭天（大）戍”（H11：82）“O侑大甲”（H11：84）等。上古人“族”的观念极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文王祭祀殷人祖先，是以商诸侯的身份向纣王宣示效忠，从而蒙蔽纣王，博取商纣的欢心和信任。《淮南子·道应训》载：“纣拘文王，文王归，乃为玉门，筑灵台。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吕氏春秋·顺民》亦云：“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为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表面上恭顺服事大邦商，实际上是“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文王采取这种两面手法是为当时形势所迫，“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又）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这里的“时”是指商周大小悬殊，强弱异势，周无法与商相抗衡，因此文王审时度势，一方面制造假象迷惑纣王，另一方面暗中蓄积力量，准备待机而起，兴周灭商。这种斗争策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文王实施巩固后方，再全力向东推进的发展战略，相继消灭犬戎、密须、耆、邘、崇等敌对势力，翦除商的羽翼，特别是伐崇的胜利使周人经济、军事实力为之大增。“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将都城迁于此，周族势力从岐山周原一带发展到丰镐一带。此外周原甲骨中“征蜀”和“征巢”的记载说明文王曾用兵南方，周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到了文王晚年其势力所及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朱注引《春秋传》曰：“文王率商之畔国以事纣”，云：“盖天下归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商周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周人从无力问鼎中原的小部族成长为一个崭新、强大的方伯之国，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纣囚西伯”又放虎归山，其结果比之不囚西伯更糟。它使商周矛盾公开化，周人“翦商"、灭商活动更加隐蔽化。但这并不是对商统治政策的否定，而是商后期统治能力降低，诸侯势力上升的反差效应。商王朝为了有效地控制各方国、诸侯，采取既笼络利用又防范削弱的统治政策。商王关心并保护诸侯、方国，如为方国祈年，卜辞中有“犬受年”、“让受年”的记载，并且关注方国安危。商王曾卜问：“周方弗其亡由？”（《缀合》一八一）诸侯、方国在遭受外敌侵犯时，商王还常常发兵助征，这是因为“侯伯为殷之藩屏，敌国侵扰了侯伯，即威胁了王国”。但商王对于方国中的劲敌或叛商的方国、诸侯，则是进行讨伐，以武力维系主属关系，如武丁平服𢀛方、土方；河亶甲命彭、韦二方伯率兵降邳侯，征服班方、蓝夷，而对于威高震主的诸侯采取囚禁、杀戮的办法，这种高压政策在四方称臣、远近贡纳的兴盛时期确实起到了杀罚立威的作用，但在王朝内部矛盾加剧，诸侯、方国势力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就只能走向其反面。商王朝自盘庚迁殷后走向兴盛，特别是武丁时期国力达到顶峰，而到了祖甲在位时王朝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苦，惟耽乐是从”，过度的荒淫奢侈，使商王体质虚弱，“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就一命呜呼了。商后期统治集团生活糜烂，终日饮酒作乐，“腥闻在上”，西周铜器《大盂鼎》铭文称：“隹殷（边）族田（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酉（酒）”，帝纣更是“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由于商王和大臣们嗜酒如命，致使“智藏O在”，统治能力降低，内部矛盾激化。而诸侯、方国对中央王朝的效忠程度，往往在客观上与其实力的强弱有关。纣王罗织罪名“醢九侯”、“脯鄂侯”，并未引发政治危机是因两侯国势小力微。而“文丁杀季历”、“纣囚西伯”事与愿违，是周人势力日益强大、商周矛盾逐渐公开化的结果。心怀杀父之仇，又遭丧师之辱的周文王，触精图治，谋求发展。“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玉）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武王承受文王基业，怀着杀祖、囚父、辱身的深仇宿怨，伐纣灭商，完成文王未竟之业，商人沦为周人的阶下囚。（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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