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评论的书籍包括：The Political Value of Time: Citizenship, Duration, and Democratic Justice. Cohen, E. 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me and Power: Visions of History in German Politics, from the Thirty Years’ War to the Third Reich. Clark, 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miliar Futures: Time, Selfhood, and Sovereignty in Iraq. Pursley, 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Political Value of Time: Citizenship, Duration, and Democratic Justice. E. F. Coh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me and Power: Visions of History in German Politics, from the Thirty Years’ War to the Third Reich. C. Cla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miliar Futures: Time, Selfhood, and Sovereignty in Iraq. S. Pursl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时间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它是社会性的，因为我们对时间的方向性、它的测量、分配和整体意义的理解是历史和地理上的特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为例，时间并不总是被理解为日、月、年的线性和顺序发展；时间并不总是由钟表和日历来衡量；时间并不总是根据 '工作'和 '生活'之间的区别来分配；时间也不总是金钱。相反，这些时间结构和规范是特定背景下特定历史进程的结果，如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我们生活的时间秩序是由实践和思想结构建构和维持的，只要这些实践和逻辑是集体的或主体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有意义。时间是政治性的，因为这些实践和逻辑是有争议的，经过谈判和重新配置的。事实上，时间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法国革命者颁布了一个新的日历，以标志大革命与过去的断裂（Perovic，2012）；时间表有助于建立社会等级制度（Zerubavel，1985）；国家建设需要时间的同质化（Anderson，2006[1983]）。在工业资本主义中，时间是一种'货币'，在劳动力市场上被交换（Thompson，1967）；国家让某些社会群体等待作为一种征服形式（Schwartz，1974），如非公民获得签证（Parla，2020），工人阶级获得社会服务（Auyero，2012），失业者获得福利项目（Ozolina，2019），这个名单还可以扩展。即使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政治现象的时间方面，作为研究政治、权力关系、社会分工以及政治机构、进程和变化的子领域，政治社会学还没有形成思考时间的词汇。这种缺乏谈论政治中的时间的共同词汇的情况，导致了普遍观察到的关于时间和时间性的文献的碎片化状态。有大量的关于时间的长篇经验性研究，它们彼此交谈，用同一个词来表示不同的东西。以 '时间性'这个词为例。虽然它可以表示个人的时间经验，但它也可以指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何在一个特定的叙述中被联系在一起。这种多义性需要每个作者在每项研究中重新定义他们的术语，或者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来适应他们自己的案例，而不一定能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从而增加了现有文献的碎片化状态。考虑到知识生产的积累和对话性质，以及我们对时间的丰富经验研究，我建议政治社会学家开始从概念上思考时间作为权力的一个维度。我认为概念化是对社会政治现实中观察到的模式进行分类的一种方式（Swedberg，2014），也是将时间维度系统地纳入我们关于权力关系、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理论中的一个步骤。我的论点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组成。首先，我进一步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有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将时间作为调查对象或社会政治现象的解释维度，但这些研究尚未形成概念或理论上的共同点，只有少数例外；其次，我认为开发一个关于时间作为权力要素的概念工具箱将有助于在经验材料和跨子领域及学科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对话。第三，概念化可以导致更广泛的理论化，这将有助于(a)社会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杂乱无章的经验进行分类，以更好地理解作为社会和政治现实不可分割的维度的时间的运作，以及(b)从政治上思考时间，通过使熟悉的东西变得不熟悉，从而暴露出社会政治生活中复杂的时间动态中所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在下文中，我将首先回顾关于时间和时间性的社会学文献。然后，部分由于社会学学科最近没有关于时间的长篇著作，部分由于关于时间的讨论固有的跨学科性，我将转向邻近的学科，更详细地回顾三本涉及时间和政治的书，由于其丰富的概念提供，社会学家可以参与其中。最后，根据这些书和我对它们的讨论，我将呼吁建立时间的政治社会学，并提出这一领域的概念或理论工作可以采取的几个方向。从马克思到涂尔干，从齐美尔到阿伦特，从埃利亚斯到吉登斯，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在他们对社会的分析中都涉及到时间。社会学的一些分支领域在他们的研究中对时间范畴的使用比其他领域更具有反思性。其中一个子领域是历史社会学，它对历史和事件的处理是通过与历史学科的密切联系而发展起来的（例如，休厄尔、阿伯特和蒂利的作品）；另一个是性别社会学，特别是在它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使用中，学者们表明了时间在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以及这种性别化的时间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布赖森，2007；弗雷泽，2000；韦斯顿，2002）。工作社会学对时间也很敏感，特别是通过对工作后、休闲、加速和工作的时间性的研究（例如，Hochschild，1997；Sharma，2014）。技术社会学家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一直关注社会时间（例如，Bijker & Law，1992；Wajcman，2004）。记忆研究长期以来对集体记忆的社会政治影响提供了见解，使过去成为焦点（例如，哈尔布瓦赫斯的作品）。除了时间是社会学各分支领域的共同主题外，我们还可以谈论时间社会学，即把时间作为社会理论化的对象和调查的重点。Eviatar Zerubavel和Barbara Adam分别从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领导这个子领域，他们的贡献包括Hidden Rhythms（Zerubavel, 1985）、Time Maps（Zerubavel, 2003）、Time and Social Theory（Adam, 1990）、 Timescapes of Modernity（Adam, 1998）以及其他无数的书籍和文章。从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我们看到时间社会学家越来越关注速度和加速度（Beckert，2016；Martineau，2015；Rosa，2013；Vostal，2016；Wajcman & Dodd，2017），以及时间与技术、数字化和自动化的关系（Bauman，2000；Castells，1996，2009；Wajcman，2015）。总的来说，时间社会学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中的时间，这是当代社会的两个决定性结构特征。由于这些学术研究，以及其他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现在有了一个以时间为导向的理论共同点，可以就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中的加速、速度和技术进行交流。学者们对时间的关注一直在与当代的实地辩论同步发展。例如，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目睹了各种 '慢'运动（如慢食、慢学术、慢城市）、女权主义时间运动（Weeks，2011）、缩短工作周的运动（Coote等人，2020）以及为未来而战的星期五示威的呼吁、出现或重新出现。伴随着这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围绕时间的学术活动，如批判性时间研究、时间使用研究、专门研究时间的会议和网络、专门研究社会中的时间问题的学术期刊（如Barbara Adam在1992年创办的Time and Society），以及非专业学术期刊中许多关于时间、时间性和未来的专刊。
正如这一简要概述所显示的，关于时间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小众话题，而是广泛存在的。然而，在经验层面上，关于时间的学术研究仍然是 '无联系的'、'非累积的'、'零散的'和 '孤独的'（Rosa, 2013, p.1），我们看到无数的、通常是文章长度的、以时间或时间性为主要分析方面的产出，但它们并不相互对话。对话的匮乏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连贯的理论或概念框架，为我们提供一种语言来谈论社会学内部或跨学科的类似现象。如前所述，理论层面的例外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学术研究，它通过速度、加速和技术问题的概念来处理当代社会的时间方面。
尽管现有的关于时间的研究充满了政治问题和过程，但政治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权力体系的子领域，还没有巩固一个研究政治现象的时间词典。政治社会学中关于时间的小块研究围绕着作为社会秩序实践的等待（Auyero，2012；Ozolina，2019；Schwartz，1974）和抗争政治的时间动态，特别是抗议事件和未来想象（Della Porta，2016，2020；Gillan，2020；Mische，2009，2014）。这个子领域与该学科的其他领域一样，有大量使用时间或时间性的实证研究，但通常不能建立对话。在理论层面上，它也缺乏对政治结构的明确的时间性方法。即使性别、技术、资本主义等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但明确的政治过程、机构和结构的时间导向的理论还不存在。在这篇评论中，我呼吁建立时间的政治社会学，并认为概念层面可以成为跨越经验材料和跨学科的连接线。概念使我们能够对杂乱无章的经验进行分类，并巩固未来理解社会的政治结构的理论尝试的基石。从政治上接近时间作为权力要素的时间政治社会学将帮助我们把握当代世界时间结构的政治化性质，从专制到民主，从选举周期到政治危机。在下一节中，我回顾了来自不同领域和学科的三本书，以找出被广泛使用但未被充分概念化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为建立时间政治社会学的时间词典提供了途径，甚至更多。Elizabeth F. Cohen（伊丽莎白·科恩）在The Political Value of Time: Citizenship, Duration, and Democratic Justice（《时间的政治价值》）中研究了时间在权力行使中的作用，将其主要学科贡献置于政治学和政治理论中。该书简明扼要，论点清晰，分类明确，并将时间作为具有政治价值的主要因素置于政治进程的核心位置。从第一页开始，科恩就明确指出了时间指的是什么。'科学测量的持续时间'，即 '明显的线性'和 '由钟表和日历测量'（第1页），而不是社会历史的时间概念化。根据时间是所有政治程序和权力行使中固有的观察，本研究的指导性问题被列为：'持续时间是如何构建和分配政治权力的？为什么在授予、拒绝和行使权利的政治程序中如此频繁地插入持续时间？我们如何评价国家支配其公民时间的方式所产生的规范性影响？(第3页). 那么，时间被理解为一种 '在国家背景下被创造和管理的物品'（第4页），特别是在民主国家、自由民主或程序性民主中，在本书中可互换使用。本书的目的是要说明持久时间是如何成为一种政治物品的，并探讨 '国家如何对待和应该如何对待公民的时间'（第5页）。因此，本书对政治学、自由民主理论做出了贡献，并通过其规范性的见解，对公共政策学术和当代社会正义理论做出了贡献。在划定民族国家、人口和国家内部公民的边界的政治过程中，历法时间显得非常重要。通过 '最后期限'，科恩将时间边界与备受研究的国家空间或领土边界相提并论。从最不民主到最民主的时间边界设计，我们确定并阐述了三种不同的最后期限：固定的单一日期的最后期限，例如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倒计时的最后期限，例如在某个时间点到期的临时签证或工作许可；以及反复出现或重复出现的最后期限，例如程序性民主国家的选举。在写到重复的最后期限之间的持续时间的民主潜力时，科恩讨论了古代和现代的政治哲学家，详细讨论了18世纪的数学家孔多塞的 '民主科学'（第81页）。围绕 '匆忙的民主'的陷阱和孔多塞对 '缓慢的民主'的制度规定的讨论，对于思考当今加速的社会中的民主特别有意义。尽管如此，更多的当代民主理论和替代性的民主理论（除了程序性和代表性民主）在讨论中明显缺失。专注于民主也削弱了该书的相关性，甚至对我们这个时代的 '既定'民主国家也是如此，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些民主国家倒退到右翼民粹主义或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该书通过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来解释时间的政治价值。科恩列举了五个原因，说明为什么时间是自由民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发生在时间内：它的位置性、可量化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平等主义，以及它同时出现在位置和客观上的能力。时间的这些特点使它具有工具性和代表性的价值，因为持续时间对民主进程至关重要，而且时间也可以作为那些在民主国家具有政治价值的审议或成熟过程的代理。在这里，时间扮演了一个相称的单位的角色。科恩将这种'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比作马克思，工人在生产中花费的时间成为他们获得报酬的尺度。对科恩来说，政治中的时间也有类似的功能。通过接近政治程序所需的过程，持续的时间授予或拒绝某些人的某些权利。时间在政治中的核心作用导致科恩讨论了时间上的不公正和这项研究获得的规范性见解。
Christopher Clark（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Time and Power: Visions of History in German Politics, from the Thirty Years' War to the Third Reich（《时间与权力》）与科恩的《时间的政治价值》在主题上非常相似，因为它们都是在严格的政治领域，在国家层面上解决时间问题。然而，与科恩仅基于时间数量的相对狭窄的分析相比，克拉克采用了更广泛的时间概念化。克拉克的《时间与权力》是对不同政治制度的历史性的描述，特别是对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如何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克拉克通过研究四个世纪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个不同政权，按照时间顺序组织，从17世纪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到20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作为一部历史作品，这本书更多的是描述性的，而不是概念性或理论性的，也没有以一个具体的理论框架来展开。相反，克拉克回顾并参考了历史研究中关于时间的工作，从传统时间性到现代时间性的过渡，以及关于权力体制如何通过日历和时钟干预时间秩序的研究。尽管《时间与权力》没有将书名中的两种现象理论化，但它是对这些文献的时间导向的分析性贡献，也是研究时间和时间性、历史性、未来性等问题的比较和/或历史社会学家的优秀辅助资料。克拉克对历史性和时间性进行了区分，这两个词在文献中的定义都很模糊，增加了时间研究的碎片化状态。他们遵循弗朗索瓦·哈托格对历史性的定义，'表示一套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何联系的假设'，而不是'一种关于历史意义的学说或理论 '或'一种历史学实践的模式'（第1页）。时间性被用来'表示一个政治行为者对所经历的时间结构的直观感觉'，它捕捉到'对时间运动的感觉'（第6页）。这些特征的模糊性使其具有灵活性，对于旨在探索历史和未来想象的经验导向的研究来说是有用的，而对于其他更注重理论的研究来说则更具有暗示性。克拉克在书中研究的第一个政权是三十年战争后的勃兰登堡复合君主制。克拉克将这个政权描述为'历史机器'，政治权力被看作是'一台时间机器，一个让历史发生的引擎'（第64页）。'历史机器'指的是国家在其 '前进的、创新的、打破传统的力量'（第86页）。国家是在与其他内部和外部力量的互动中被感知的，这些力量的行动是不可预测的，选帝侯是解决不确定的、无期限的未来以塑造它的决策者。带着这一历史使命行事，'意味着抛弃传统，领悟可能的未来的多重性，识别每一种未来带来的威胁，并在其中进行选择'（第64页）。传统形式的过去越来越多地被未来的强加所克服，通过必要性、迫切需要、紧急情况和迫在眉睫的危险或威胁的说法。选举人垄断了决定何时需要维护传统和法律，以及维护多久的权力。必要性最终'从对中央权力临时干预的特别论证转变为'在时间上被拉长。它越来越少地提及明确而现实的危险，而越来越多地提及一种永久的预测性姿态，一种专注于未来突发事件的安全装置'（第40页）。机构是建立在这些永久的预测性姿态和未来的突发事件之上的。
Sara Pursley（萨拉·普斯利）的Familiar Futures: Time, Selfhood, and Sovereignty in Iraq（《熟悉的未来》）是一本非传统的、有分量的、多层次的书，打破了学科界限。它的非传统性在于其折衷的方法，对历史文件和著名事件的重新解释，以及其非线性和非同步的论证结构。它的分量很重，因为该书在保留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复杂性的同时参与了多种研究课题。普斯利探讨了 '20世纪中期伊拉克的社会历史或话语时刻，在这些时刻，性差异和/或家庭生活是以国家主权和发达的未来的名义进行改革的特别重要对象'（第27-28页）。主要的主题是对发展的项目和理解，在行使权力时对时间和性别叙事的部署，以及在后殖民伊拉克历史的不同时刻如何理解时间本身。因此，本书通过对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未来性、性别和革命的精辟分析，对伊拉克历史、发展和殖民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该书打开了政治和时间的范畴。在这本书中，政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或国家官员，而是在夫妻家庭、教育系统、农业项目、改革举措等方面被发现。普斯利允许时间这个范畴具有多种含义，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点与克拉克很像。但与《时间与权力》不同的是，《熟悉的未来》将对时间的不同处理和理解固化为无时间性、革命的时间或性别化的时间等概念，可以在书的直接语境之外进行转移。现在我将谈谈其中的几个概念，它们可能有助于为时间的政治社会学打下基础。普斯利的前提是，在后殖民时期的伊拉克启动的发展项目通过各种时间动态强化了一些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例如，在1958年的革命之后，起作用的时间动态一方面是jumud，意味着经济的'冻结状态'或停滞，另一方面是tajmid，意味着政治动员的 '冻结'或暂停（第154页）。对伊拉克国家来说，结束经济停滞需要政治停滞。政治活动可以在 '发展 '的名义下被'暂停'，'扩大社会领域的工作'与'同时将人民主权或民主推迟到一个不断退却的未来'并存”（第154页）。对民族主义的前瞻性、面向未来的时间性的关注表明，发展/现代性/资本主义的无限或永恒的未来是如何以一种推迟要求改变的方式得到加强的。这种推迟也是由性差异和婚姻家庭驱动的，这使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国家的线性历史性、同质性时间的论点变得复杂。家庭作为一个稳定的结构单元，使国家的前进轨迹得以实现，而儿童则承担着推迟的未来的负担。一些妇女（农村，在私人领域），与生物时间和周期性重复相关，成为传统、停滞和落后轨迹的代表；其他妇女（城市，在社会领域）被视为摆脱了过去，但 '被困在它（国家）的未来'（第12页）。普斯利对未来性的关注不仅揭示了民族主义、性别和发展的新方面，而且对未来性如何去政治化、性别化和繁殖不平等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三、结论：时间的政治社会学的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