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覃昨天写了《“朱毛之争”过后两个月，朱德哀叹说：离开了毛，朱就过不了冬了》一文，文中提到，陈毅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新前委书记后，并没能彻底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无奈之下，他让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一职，他本人亲自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并向中央寻求帮助。 关于陈毅到上海寻找中央的过程，老覃在早年写的《曾任蒋介石侍从官的国军中将，为陈毅之兄，一心为国，活101岁》一文中有过介绍。 陈毅的胞兄陈孟熙是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少将，时为驻上海的代表。 在胞兄陈孟熙的掩护下，陈毅顺利地找到了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李立三。 关于李立三，老覃在多年前写过《他投身革命，屡历奇险，曾开四次追悼会，是有名的“半个朋友”》一文，该文其实就是李立三“小传”。 李立三是湖南省醴陵人，1915年，他在长郡联中上学，偶然在长沙南城门看到一则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手刻油印征友启事，一时好奇心大起，前去应征。这“二十八画生”就是毛主席当年的笔名。毛主席当时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有感于国危民艰，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向全社会“征友”。结果，一共征到了“三个半朋友”。而李立三，就是那“半个朋友”。 李立三在1921年与赵世炎等人一道组织劳动学会，赴法勤工俭学，和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人成为了同学，在旅法中国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活动。 该年10月，他和蔡和森等人受法国当局迫害，被遣送回国。 回国后不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的毛主席的委派，赴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说起来，李立三不但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还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是鲍罗庭指定五位中央常委之一，其他四人分别是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周恩来，共同代行政治局职权。 从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 在1930年，他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制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他的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 话说回来，在1929年8月25日，他见到了从江西历尽艰辛来到上海的陈毅。 陈毅详详细细地讲述了红四军目下的情况及七大会议的结果。 李立三一边倾听，一边用心作笔记，之后，与陈毅一起把谈话内容整理成书面材料，上交中央政治局。 8月27日，陈毅根据整理出来的书面材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汇报结束后，陈毅口头补充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中央一定要派一个政治能力强的人去”苏区。 老覃在上周写的《1929年，毛主席想让两人来接替自己和朱德的工作，彭德怀强烈反对》一文中已经说了，红四军党内之所以出现了这样一场巨大的风波，主要还是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在其中起到了坏的作用。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结束后，中央根据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29年2月7日起草了“二月来信”，对革命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悲观估计，要求毛主席和朱德离开红军队伍，返回中央，而红军队伍化整为零，就地解散。  刘安恭就带了“二月来信”于4月3日来到了红四军，当上了临时军委书记。 彭德怀看了“二月来信”后，对中央提出要毛主席和朱德调离红四军的意见是非常不满的，他写信给中央，说“中国革命需要红军的存在，红军的发展和壮大需要朱、毛两人的坚强领导”，即红军不能解散，毛主席和朱德不能离开红军。 陈毅与彭德怀不同，他赞同中央的意见，主张毛主席和朱德离开红军，让能力更强的人来代替他们两人的工作。 周恩来和李立三等人听了陈毅最后的补充要求后，感到事关重大，让陈毅上交更完整、更全面的材料，以供8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陈毅为了让中央派人换掉毛主席在红四军工作，一口气捣鼓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 他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朱毛去留”的问题，他给出意见是：中央最好是派两个人去接任他们两个的工作，让他们两人同时早日离开；如果中央人手紧缺，实在不能同时派出两个人去，也可以先派一个去担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也就是说，陈毅是极其希望毛主席离开红四军的。 中央政治局准时在8月29日召开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 这个向忠发，老覃早年在《毛主席专门针对此人签署了一道通缉令，必欲除之而后快，原因何在》一文中介绍过他，他是工人出身，湖北汉川人，文化程度不高，只因在我党建党之初参加了党领导的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赏识，升迁得很快，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又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他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在8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只是端坐在主席台上，并没有提出过什么有价值的见解。 最后，还是由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具体审议红四军问题。 事实上，老覃有前几天写的《1929年，有人指责毛主席在党内实行家长制，周恩来：那不是家长制》一文已讲过，陈毅当选为了红四军新的前委书记后，曾在7月9日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声称：“前委四军七次会议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周恩来在8月20日收到了这份报告。他读过之后，于8月21日以中央的名义给前委及红四军发出了一封指示信，在信中力挺毛主席。但是，陈毅没有等到周恩来的回信，已于7月底离开了苏区，转道香港，奔赴上海了。 周恩来时任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他召集李立三、陈毅，就红四军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在第二次讨论中，周恩来对于陈毅所说的红四军有“家长制”的问题，重申了他在8月21日起草的那封指示信中的观点。 他非常认真地对陈毅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军队必须高度集权，才能上下同心，进退如一。你想想看，你们去年'湘南失败’，不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结果大家各行其是造成的吗？” 李立三也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盯住陈毅问：“你还记得你去年跟我说过的话吗？当时你是怎么说的呢？如果当时润之和你们在一起，又会怎样呢？”. 李立三这一句话让陈毅臊得说不出话来。 陈毅在去年是这样对周恩来和李立三说的：“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 周恩来因此语重心长地说：“前委一定要有绝对的权力，并且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锤定音，有令必行，这可不是什么'家长制’啊！” 陈毅若有所思，但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派人去替换掉毛主席的工作。 周恩来和李立三不着急，耐心地等待着陈毅的思想的转变。 改天，又进行了第3次讨论。 李立三问陈毅：“有一说一，你如实说说润之的工作表现吧。” 陈毅看着李立三，没有说话。 李立三表态说：“我的意见是红四军仍旧由原班人马负责，润之和朱德都不调离红四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你说，这样好不好呢？” 陈毅吞吞吐吐地说：“润之嘛，这两三年来他的军事和政治主张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正确，在工作上别开生面，但是……他制订出的条条框框太多，令行禁止，太过严厉，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就说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对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言，我们是看他的主干的表现呢？还是看他的旁枝的表现？要我说，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润之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独具巨眼，率先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同时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等。他所做的一切都代表着红军发展的未来，他的主张，他的先见之明，我们党内又有谁能够代替呢？至于你说的他在工作上对待同志的态度，我觉得，在身负重担，面临大敌的时候，是必须的。当然，他以后也是会注意改进的。”  陈毅听了李立三、周恩来的话，回思自己从闽西苏区出发，经厦门、香港转赴上海的途中，处处都听到有人在议论“朱毛红军”，说“朱毛红军”指东打西，予求予取，如何如何了得。终于认识到了毛主席和朱德在红军中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于是痛痛快快认错，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了，责任全在我。是我没有认清润之的天大优点，我回去带头检讨，四军的问题一定会彻底解决的。” 李立三和周恩来听了陈毅的话，互相对视了一眼，由衷地笑了。 之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毅为中央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主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郑重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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