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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洛克菲勒家族对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在美国进步主义时代背景以及洛氏家族自然保育理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取得的。当洛克菲勒家族走入山野之时，其自然保育理念的核心是尝试在荒野自然与人类活动之间找到发展的动态平衡。小约翰和劳伦斯两代人参与建设大提顿国家公园、大雾山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以及玛氏-比林斯-洛克菲勒国家历史公园等多处国家公园，不仅通过赠地和配捐等方式直接资助国家公园的建立和扩大，同时通过提供催化剂式的间接资助，保育各类动植物自然资源及其共同组成的美丽风景，开发与国家公园相关的旅游业及周边产业，通过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作为高度追逐商业利润的美国资本主义家族企业的代表，洛克菲勒家族财团积极参与美国国家公园建设，开展自然保育活动，成功地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建立了世界闻名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也为美国家族财团介入资源保育运动和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树立了榜样原型和基本规则。美国洛氏家族自然保育理念与实践对于企业如何履行保护环境的公益责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张瑞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美国历史上，洛克菲勒家族对美国国家公园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洛氏4代人相继投入大量金钱和时间，帮助搭建各种关系，资助相关科研考察。其中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 1874—1960）的贡献尤为突出，被誉为“美国自然保育历史上最慷慨的慈善家”。他在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成之前，就帮助建立了东海岸第一座国家公园——拉法叶国家公园[（Lafayette National Park，后更名为阿卡迪亚国家公园（Acadia National Park）]，又在1926年开始发起建立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1924—1960年，他共计给美国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建设体系捐赠超过4000万美元。小约翰的6个子女也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发展工作，特别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劳伦斯（Laurance S. Rockefeller，1910—2004）紧跟他的步伐，致力于帮助扩建已成立的国家公园，并创建新的国家公园。 对于洛克菲勒家族的上述贡献，国内无论有关美国国家公园历史的著作和论文，还是有关洛氏家族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的慈善事业的著作和论文中，都鲜有涉及或仅仅是一笔带过。然而，在英文世界中，有关话题的争论已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既有溢美之词，也不乏批判之声。从支持和赞美来看，罗伯特·莱特（Robert W. Righter）在《保育的熔炉：大提顿国家公园的斗争》一书中指出，洛氏介入国家公园建设总体上是民主过程的胜利，“有谈判也有欺骗，但其过程中民主得以继续。有威胁，但没有暴力。虽然有时候人们被激怒，但没有人拿起枪和炸弹。秩序井然之下，毫无疑问，全国大多数人的意志胜利了。”罗宾·温克斯（Robin W. Winks）在《劳伦斯·洛克菲勒：保育的催化剂》中更是盛赞小约翰“就像卡内基一直致力于资助（建设）图书馆一样，他的捐款资助一直关注于国家公园，他坚信扩大国家公园体系将给整个国家带来极大的益处。”约瑟夫·恩斯特（Joseph W. Ernst）在《值得的去处：小约翰·洛克菲勒和霍雷斯·奥尔布赖特的书信》一书中称赞道：“在顾问奥尔布赖特的支持之下，洛氏家族4代人已经实现了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基本法中所描绘的目标：在（国家公园）之中保育风景、自然和历史事物以及野生动植物，以这样的方式为人类提供快乐，也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快乐而保护着它们不受损害。”不过，批判之声也伴随着洛氏介入全美各地的国家公园事业而一直不绝于耳。最典型的批评者就是美国作家克里斯·斯泰西（Chris Stacey），他在题为《移山：小约翰·洛克菲勒创造的理想景观》的报告中不客气地指出：“扩张大提顿国家公园是洛克菲勒雕刻的众多理想化的风景之一，强调的是他个人的兴趣……洛克菲勒的兴趣浮现在他各个理想化的项目之中，但是方案也得符合他自己设置的标准。” 由上可见，前人的研究对洛氏家族介入国家公园建设及其保育事业褒贬不一，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正反双方的视角和资料基础。本文拟在参考美国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和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典藏的一手档案资料，思考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家族企业的代表，洛克菲勒家族这样高度追逐商业利润的大财团为什么要参与美国国家公园建设、开展自然保育活动？洛克菲勒家族自然保育理念的核心是什么？本文通过选取小约翰和劳伦斯两代人介入建设大提顿国家公园、大雾山国家公园（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以及玛氏-比林斯-洛克菲勒国家历史公园（Marsh-Billings-Rockefeller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等多处国家公园的典型案例，着重剖析洛氏家族是怎样实践其自然保育理念的。 洛氏家族介入美国国家公园建设和自然保育活动与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西进运动所带来的自然环境问题就逐渐凸显，拓荒者们圈占了外西部大量的森林和草地，并通过一系列的宅地法案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其中大量土地被用于没有任何规划的开放牧场畜牧养殖，砍伐森林开垦农耕，导致地表的动植物资源被消耗殆尽，地下的石油矿产也被洗劫一空。正如付成双所描述的那样，西进运动中的美国外西部“无论是毛皮边疆、森林边疆、矿业边疆，还是畜牧业边疆和小麦种植业边疆，几乎每一种产业的兴起都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因而进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期，面临着一系列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美国各个阶层的学者、政治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组织起了大规模的自然保育运动，试图通过宣传自然资源保护观念，帮助美国人觉醒并意识到“美国——特别是西部——可能不再被视为一个永不枯竭的自然资源宝库”，并尝试帮助美国人从浪费性耗竭自然资源向保育并欣赏自然美和风景的价值导向转变。 然而，当时美国的不同阶层和不同社会群体的自然保育人士的理念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可能相互冲突。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民间保育主义者之一，他的保育哲学的核心就是“自然爱人类就像自然爱昆虫和鸟类一样”。缪尔强调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和人类享有同样的生存权利，人类不能为了自身的享受而剥夺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面对当时所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他曾大声疾呼“我们这个自私、自负的物种的同情心是多么地狭隘！我们对于其他创造物的权利是多么地盲目无知！”因而，缪尔认为荒野“是天地万物处于不受打扰的和谐中的一种环境”，主张人类不应当根据自身的意愿和需求改变自然，反对功利主义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曾评价缪尔对于19世纪的美国保育运动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帮助人们意识到“自然并不只是供人类无情地利用或者谨慎地经营的经济资源，自然在本质上被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情感、精神以及美学价值。”由此可见，当时以缪尔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民间保育主义者所倡导的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保育主义，不仅反对西进运动中肆意破坏或浪费自然资源的行为，亦抵制任何改变自然荒野状态的人类活动。缪尔提出的尊重“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实际上把动植物的权利也纳入到了人际伦理学的范畴，为后期的保育主义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提出著名的“土地伦理”（Land Ethic）概念提供了前期思想准备和部分理论基础。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总统则是当时美国政界保育运动的最大支持者，他主张将移交私人支配的土地尽快设立为由联邦机构加以管理的公共保留地，并在1905年批准设立了美国林务局（U.S. Forest Service），扩大联邦政府对于荒野之地的控制力，以保护当时这些荒野之上岌岌可危的自然资源。在罗斯福总统的授意和支持之下，林业学家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1865—1946）作为他的主要科学顾问以及第一任美国林务局局长，开始推动美国政府发起了一场以保护森林、土地、河流、湖泊、矿产等自然资源为核心的美国政府官方保育运动。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府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领域“长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强调政府对国有土地及自然资源的责任，遏制私人及垄断财团对资源的掠夺和滥用。”然而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界人士对自然的喜爱仍然多持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是建立在自然资源为人类所用的基础之上的，比如罗斯福总统本人就喜爱荒野狩猎，并认为“在荒野中猎取动物，是一种富有生气和力量的人的运动，是人与自然的一种较量。”以缪尔和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两类自然保育人士，在面对共同的敌人即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的群体和行为之时他们会联合在一起反对，而在关于是要绝对地保育自然和荒野还是有计划地开发自然资源以供后世享有这个议题上，两者又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分歧。 在进步主义时代自然保育运动的大背景下，洛氏家族也一直非常关注自然保育问题。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老洛克菲勒虽然早已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产，却一直秉承着“工作—节约—给予”的生活信条，他在极度扩张自己的石油帝国的同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捐资于教育、医疗以及艺术等各项慈善事业。成长于这样的家庭之中，小洛克菲勒从小就过着简单而纯粹的生活，除了去教堂礼拜，户外活动便是他最大的爱好，“在春日采摘野草莓，在秋日采拾栗子”，充满了对户外生活的热情。小洛克菲勒对自然不仅仅是纯粹的热爱，更对自然美具有独特的理解，“我觉得很可能我一直就具有自然的眼光，我记得童年时喜爱的日落……我记得落叶时童话般的仙境，我记得梧桐树和枫树的模样。”而劳伦斯作为小洛克菲勒的儿子，不仅继承了父亲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然美的鉴赏，同时也受到彼时保育主义学者的启发，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有着进一步的思考。比如，利奥波德在他著名的《沙乡的沉思》中阐述了“土地伦理”概念，将命运共同体的边界扩展到“包括土壤、水、植物、动物或是它们的集合：土地。”而早在1932年，劳伦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价值概念及其与伦理的关系”（The Concept of Value and Its Relation to Ethics）。显然，洛氏家族对于自然保育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一时的跟风，而是植根于家族对于自然保育事业长期的思考与传承。作为当时最具经济实力的家族财团之一，洛氏家族比普通的民间自然保育运动人士能够调动更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资源，而他们可实践的保育手段和方法又比政治人物更灵活更变通。面对西部私有土地上人为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问题，洛氏家族希望帮助美国联邦政府收回这些岌岌可危的荒野之地，建立国家公园加以保护和利用，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区别于政府和民间保育人士的独特保育理念和实践。 二、资本主义慈善家族的保育理念 在当时的美国，或者说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国家公园的开发都至少面临三个问题：如何向本地居民证明建立国家公园比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更让他们受益？如何向保育主义者证明旅游业的开发并不会威胁反而是保护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如何向州郡等地方政府证明将土地上交给联邦政府建立国家公园并不会损失地方税收？当地居民、保育主义者以及地方政府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往往难以平衡求全。在如何妥善处理三者关系上，劳伦斯亦有自己的思考，他定义的自然保育主义是“人际关系”的一支，人类只有践行延续生命的土地伦理，才能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因而，与传统意义上激进的保育主义者寻求尽可能地将人类活动排除出国家公园范围不同，洛氏家族并不追求将人类的存在与国家公园完全隔绝对立，小约翰和劳伦斯资助的保育项目总是尝试在荒野自然与人类活动之间找到发展的动态平衡。洛氏家族的保育慈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和欢乐”的发展保育。而面对极端保育主义者对洛氏家族的质疑，劳伦斯直言：“我们要把极端主义者们团结起来……我永远尝试以有意义的方式解决我们的冲突和困境。这就是我们在这些度假村里所做的事情，尝试将自然环境的美丽展现给人们而同时也不破坏环境，因为这就是人们前来追求的东西。”这样的保育理念后来也影响到美国国民精神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 在美国政界，历届政府的保育观念也不尽相同。比如1965年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1908—1973）就一直支持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的立场，主张有计划地明智地开发自然资源以供美国人世代享用，他曾概括道：“我们的自然保育绝不应是传统的保护开发，而是创造性的修复和革新。我们的关注点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类和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然而并不是每一届美国总统和政府都相信保育主义，部分美国保守派总统以及官员，也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或是政治影响力而走到自然保育的对立面。比如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在任加州州长的时候就一直反对自然保育运动：“你知道，一棵树就是一棵树，你还需要看多少棵树？”即使是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以后，他也并不重视国家公园，他任命的内政部长反对任何形式的扩大国家公园体系，里根8年任期内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发展就较为缓慢。 洛氏家族的国家公园保育观念则一直很明确，国家公园不仅要保护动植物、山脉、河流、湖泊、冰川、地热等自然资源，也要保护由这些资源共同组成的风景线（The View）。因为小约翰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欣赏这些资源的美丽，完全依赖于我们的照相机镜头指向哪里。正如曾参与扩大大提顿国家公园工作的美国保育学家“现代麋鹿保育之父”莫瑞尔（Olaus Murie，1889—1963）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没有山脉，我们就没有美丽的山谷，而如果没有毗邻的平原，我们也没有山脉。” 因而为了保护珍贵的大提顿山脉风景，洛氏也迫使山谷里的拓荒者和农场主做出了牺牲。当后来的游客住宿于小约翰耗资600万美元建造的杰克逊湖酒店（Jackson Lake Lodge），透过其著名的探险家室（Explorer’s Room）的玻璃窗遥望窗外壮美的大提顿山脉之时，他们没有看见山谷中背井离乡的开荒者、无家可归的牛群、烧毁的耕地以及当地人的愤怒，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洛氏家族所坚持的风景。但当地的有识之士也很清楚，山谷中干旱的气候再加上大萧条的冲击，杰克逊霍尔的未来并不能依赖农业或放牧业，而旅游业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更有利。正如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奥尔布赖特（Horace Albright，1890—1987）所说的，将山谷加入大提顿国家公园“是你们可以保持杰克逊霍尔地区继续'野生’的唯一办法”。劳伦斯也为他的父亲辩护：“我不认为他是为个人利益介入的，他这么做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并非他个人的利益。” 由此可见，洛克菲勒家族作为介入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资本主义慈善家族，其成员身上同时带有三种看似矛盾却又融为一体的身份标签：资本家、保育者以及慈善家。资本家是他们的基本属性，因为只有通过商业运营获得利润，他们才能有参与保育事业的经济基础；而保育者和慈善家又是他们超越资本主义的选择。并不是美国所有的资本家都热衷于国家公园的慈善事业，但是洛氏家族却选择通过帮助建立、扩大并协助运营国家公园及其附属设施而实现他们保育自然的慈善梦想。这与我们批评资本主义逐利而生并不矛盾，反而体现了在具体人物或事件上，人性和文化因素恰恰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当然，作为资本主义企业慈善家的小约翰和劳伦斯，他们的自然保育理念与美国的联邦政府、州郡地方政府官员以及民间保育运动人士是有区别的。美国的联邦政府官员致力于建立并扩大全美的国家公园范围和数量，不仅仅是为了保育自然资源，亦是希望联邦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可以延伸至全美各地的山川河谷，他们乐于扩大国家公园却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来撬动天平的杠杆。州郡的地方官员与当地的居民是利益相关的群体，因为当地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牧业、伐木、采矿等产业，而地方税收皆来源于这些产业，他们反对国家公园的建立和扩大是因为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而美国自然保育运动中的激进保育人士则试图将人类活动完全排除出国家公园体系，达到所谓的绝对保育状态，以消除人类活动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任何影响。在这三股力量相互胶着之际，洛氏家族的介入打破了僵局。 具体来说，洛氏家族不仅通过赠地和配捐等方式直接资助国家公园的建立和扩大，同时通过提供催化剂式的间接资助，保育各类动植物自然资源及其共同组成的美丽风景，开发与国家公园相关的旅游业及周边产业，通过发展带来的好处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在商业旅游业的运营过程中，他们追求尽可能地降低这些人为活动对当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商业运营的利润亦投入到自然保育和国家公园建设的再循环之中。再者，洛氏家族对自然风景的保育执念，并不是资本主义商业行为的结果，而是与商业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每年数以亿计的世界游客前来游览全美各地的国家公园，亦证明了洛氏家族对于风景美的执念在本质上也代表了绝大部分人对于大自然美的追求。 三、赠地与配捐 洛氏家族首先是通过赠地和配捐等方式直接资助大提顿国家公园的扩大和大雾山国家公园的建立。1926年7月，小约翰和家人赴黄石国家公园游玩时，时任黄石公园园长的奥尔布赖特带领他们参观了位于黄石国家公园南边的杰克逊霍尔山谷。山谷里可以观赏到最壮美的大提顿山脉和杰克逊湖，这里也是黄石山区野生动物的觅食区域和天然的庇护所。然而杰克逊霍尔山谷当时还没有纳入已经成立的大提顿国家公园的保护区范围，山谷被分割散落在众多私人农场主和小商人手中，它与“庸俗的乡村舞厅似乎并不相称，不雅的建筑破坏了公路，乱架的电话线干扰了观赏风景的视角”。在视觉反差的强烈冲击之下，奥尔布赖特向小约翰提出了大提顿国家公园不仅要保护山脉也要保护山谷的提议，但是他也直言联邦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收回山谷里的私人土地。5个月后，小约翰回信给奥尔布赖特，称他将购买“除去愿意合作的观光牧场之外，杰克逊霍尔山谷所有的土地并最终上交给联邦政府。” 为了减少社会公众的注意和当地地价的上涨，小约翰匿名成立了蛇河土地公司（Snake River Land Company）向当地的私人农场主购买土地，至1933年4月已经以1400310.04美元的低价收购了总计35310.396英亩的土地。然而，由于担心将山谷纳入国家公园会给当地人的放牧伐木狩猎等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方税收带来冲击，怀俄明州议会和当地各方利益集团一直阻挠扩大国家公园，直至1942年这些土地仍然没有被纳入大提顿国家公园的保护区内。比如，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凯瑞（Robert D. Carey，1878—1937）就一次次地站出来，利用联邦层面的参议院联席听证会和怀俄明州层面上的州议会调查等各种方式，反对洛氏并购山谷的土地进入国家公园的版图。凯瑞把反对国家公园扩大的争执描绘成西部人民反抗东部资本家的英勇斗争：“我们在怀俄明开展的是反对东部百万富翁和国家公园官员入侵的战争，我们是为西部而战。他们已经强占了我们郡更好的那一边，现在又要迫使更多的居民加入无法生产没有收入的名单……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拥有的证据可以举证出又一个震惊全国的丑闻。”身为地方父母官的凯瑞政治操作虽然浮夸，但他的保育理念却很实际，他坚持有人类活动的山谷平原并不需要保育，为此他获得了很多农场主、开荒者以及当地小商业者的支持。直至1942年11月，小约翰向罗斯福政府发出通牒：如果联邦政府再不接受他赠予的土地并扩大大提顿国家公园，他将把这些土地全部抛售。罗斯福为了避免在国会出现直接对峙，新成立了一种联邦保护区的类型——国家保护区（National Monument），并于1943年3月绕过参众两院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直接成立了杰克逊霍尔山谷国家保护区（Jackson Hole National Monument）。但当地的各方利益集团仍然在国会发声，试图阻止洛氏将土地变为国家保护区。不仅面临地方政府官员和当地居民的长期敌视和阻挠，洛氏在杰克逊霍尔山谷大量并购土地的行为也引发了美国很多激进的保育运动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洛氏家族为国家公园赠地捐款的本质是为了交换特许经营权，以使家族可以垄断这些公园内部和附近的酒店、度假村以及相关旅游业。然而这些批评之声似乎并没有关注到当时具体条件的限制。首先，这些大美之地的国家公园多数处于偏远山区，在洛氏家族购买土地并捐献给联邦政府成立国家公园之时，并没有太多外地游客可以抵达；其次，国家公园真正形成有商业价值的旅游业也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喷气式飞机和民用机场在美国实现普及推广，才有大量的游客涌入并带动了酒店住宿和休闲娱乐等周边产业；其三，这些国家公园所处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与无休止地祈求联邦政府补贴相比，游客为地区的自然保育和经济发展而买单是好消息，也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趋势。直至1949年，劳伦斯带领的杰克逊霍尔保育基金会才最终将滞留在手中20年的33562英亩土地无偿捐赠给联邦政府，再加上山谷里联邦和州政府所有的土地，1950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法案，一个新的扩大的大提顿国家公园终于得以成立。这场持续几十年的拉锯斗争是美国国家公园历史乃至保育运动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次胜利，当时已经76岁的小约翰写信给奥尔布赖特：“当年您发起的事业，我迅速地意识到其重要意义，但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需要做这么长久的工作才得以成功。” 在大雾山国家公园建立过程中，洛氏家族采用配捐的方式予以资助。大雾山横跨美国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是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以东最高的山脉，也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最高的一支。早在1924年小约翰就接受已经升职为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的奥尔布赖特的请求，资助了对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山区最大的原始森林的考察和调研，为10年后在该地区建立大雾山国家公园迈出了第一步。在大雾山国家公园建立之前，当地人以伐木为生，长期的砍伐已经造成该地低海拔地区珍稀树木品种的消亡，大雾山地区的动植物资源面临严峻的挑战。 然而，与西海岸地区大部分国家公园的土地属于联邦政府不同，大雾山位处殖民开发较早的东海岸，土地所有权大部分在私人手中。1924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当地的保育运动人士希望在此建立国家公园，以保护当地珍贵的原始森林和动植物资源，却发现规划中国家公园内的507869.5英亩土地实际上分散为6600块，其中超过85%的地块是由18家伐木和造纸公司所有，还有超过5000间的避暑别墅分布于山野之间。要收购这些土地预计需要约1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同意各自拨款200万美元，大雾山国家公园附近的两州居民预计也能够认筹捐款约100万美元，但是如何筹集这剩下的500万美元是个大难题。 公园领导者尝试求助各路金主，比如邀请了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到当地参观，但福特对于资助建立国家公园的建议并不感兴趣。四处碰壁之后，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卡梅若（ Arno B. Cammerer，1883—1941）只得求助于他的朋友小约翰。小约翰很快同意：如果大雾山国家公园通过可行性的调研，将从他过世母亲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中最高捐资500万美元，一比一匹配全部的政府拨款和其他各方的捐款认筹。而直到1940年，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居民以及私人募捐共计约216万美元，田纳西州方面总计筹集约220万美元，联邦政府也陆续拨款约231万美元，而小约翰也信守承诺捐出500万美元，多方筹集之下成功购得461582.8英亩的土地，大雾山国家公园终于得以落成。小约翰是否想要从大雾山国家公园中谋取私利我们从现有解密的档案资料中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发现了真诚的人性——一个普通的儿子想要以特殊的方式纪念自己的母亲。正如他所说的：“我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劳拉纪念基金是我父亲为纪念我母亲设立的，作为基金的信托人，我很开心从中捐款500万美元以帮助建立大雾山国家公园，而我母亲的名字将会以她喜欢的方式为世人所纪念。”1940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亲临大雾山国家公园发表公园落成演讲之日，在仪式现场一块书写着“为了人类永恒的快乐”的洛克菲勒纪念铭牌（Rockefeller Memorial）放置在新建成的石墙正中央，而小约翰母亲的名字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也被雕刻在铭牌上，时至今日仍然为数以千万计的公园游客所敬仰。 四、催化发展与平衡利益 洛氏家族虽然乐于资助国家公园事业，但他们几乎从不单独全额资助任何自然保育或国家公园项目。他们往往通过提供所谓催化剂式的资助（catalytic gifts），要求州政府、联邦政府或是第三方亦提供相应的拨款或捐款匹配，达到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以实现自然保育和国家公园体系的发展。洛氏的资助方式多种多样，但总体来说分两种形式。其一，通过成立或资助各类环保基金会发起的保育科研或考察项目，如美国保育协会（American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国家公园基金会（National Park Foundation）等；其二，通过担任各种投资集团或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或董事来资助保育项目，如杰克逊霍尔保育基金会（Jackson Hole Preserve，Inc.）、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洛克菲勒兄弟基金（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等。以杰克逊霍尔保育基金会为例，自1941—1971年间，小约翰和他的儿子向该基金会捐资共计32153650.08美元，用于购买土地捐赠给国家公园、对国家公园的考察和调研以及修葺并维护珍妮湖酒店（Jenny Lake Lodge）、杰克逊湖酒店等国家公园内的度假酒店。至于外界一直批评的洛氏家族从这些酒店中获利丰厚，其实也多是空穴来风，虽然这些酒店都由大提顿酒店公司所有并运营，但是全部的运营盈利归杰克逊霍尔保育基金所有，“而杰克逊霍尔基金是非营利性的保育信托基金……虽然小约翰给予了全部资金建造了杰克逊湖酒店，但是不管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庭成员都不能从酒店的运营中获得任何经济收益。” 其实，不管是协助建立国家公园，还是推动自然保育运动，洛氏家族始终关注的都是普通人是否可以享受自然并从中受教。劳伦斯曾经概括道：“今日的保育事业不仅仅是保育我们的自然资源，同时意味着资源的明智利用和保护，以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并从中获益。只有这样才能丰富我们每个个体的资源。”圈地建立国家公园、保护珍贵的自然资源只是第一步，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对国家公园的接待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大提顿国家公园为例，洛氏家族通过非营利性的杰克逊霍尔保育基金会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即著名的大提顿酒店公司（Grand Teton Lodge Company）。作为大提顿国家公园中的特许经营者，大提顿酒店公司在当时主要提供三项服务：一是经营杰克逊湖酒店、珍妮湖小屋酒店（Jenny Lake Lodge）、科尔特湾度假村（Colter Bay Village）等国家公园内的多处酒店，提供别墅、小木屋、汽车旅店等住宿服务；二是运营杰克逊至科尔特湾的观光巴士，把游客引入国家公园内的度假村；三是在国家公园的周边运营杰克逊霍尔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等各种文体康乐设施。络绎不绝的游客入住酒店，乘坐巴士游览国家公园，在度假村、高尔夫球场、网球场享受现代设施与自然美景的完美结合，大量的旅游消费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日益增加的地方税收以及丰厚的公司盈利。就业岗位的增加平息了本地居民由于圈地建立国家公园而不能放牧、农耕以及采矿的不满情绪，而日益增加的地方消费税收也让州郡政府的抱怨声越来越小。同时，商业性公司的盈利又反哺了非营利性的杰克逊霍尔保育基金会，基金会又可以集中资金资助新的国家公园或是新的保育项目，洛氏的保育慈善事业实现了闭环的“授人以渔”。大提顿国家公园的成功案例启示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会支持那些只谈付出的保育目标，因为只有实实在在的收益才会给人们带来支持国家公园建设的真正动力。 除了捐款购地和运营旅游业，洛氏家族也在国家公园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自然保育教育、历史文化保护等各个公益领域投入资金。比如在今天，我们当然明白良好整洁的公路对于国家公园的重要意义。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国会却不会为打扫国家公园的公路两侧而拨款。然而，道路两侧倾倒的树木、路边的杂草、山上滚落的石头都对道路的安全和整洁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于是黄石公园园长奥尔布赖特向小约翰求援，小约翰直接给予了5万美元用于资助5年间示范性的清扫黄石公园的道路两侧。而当国会的官员看到清扫前后对比的照片之后，清理国家公园的公路两侧成为美国全国性的标准和法规。在国家公园的教育领域投入方面，洛氏家族也是慷慨大方的。同样以黄石公园为例，1920年黄石公园只配有一位博物学家，而奥尔布赖特却想要建造黄石公园博物馆以实现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功能，他向小约翰讲述了自己的难处。1928年，小约翰一次性给予了11.8万美元的捐款，再加上园区自有的资金，不仅极大改进了黄石公园管理处总部的博物馆，还在诺里斯间歇泉盆地（Norris Geyser Basin）、老忠实喷泉（Old Faithful）、黄石湖（Yellowstone Lake）等景点和路边设置了可以解读公园内各个地区自然特点的小博物亭。时至今日，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在自然教育和博物教育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游客来到全美各地的国家公园不仅放松了身心，同时也学习到各种各样的自然保育知识。而劳伦斯对于国家历史公园（National Historical Park）或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al Site）的资助也是情有独钟。相对于传统的国家公园建立和扩大都往往因各方利益纠缠而步履维艰甚至难产，建立国家历史公园或历史地标的阻碍相对较小。首先，历史公园或是历史地标相对来说占地面积小，各种本地民用设施也不需要停止商业用途；其次，即使有些当地人可能会反对联邦政府介入本地事务，但纪念当地重要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本身就是对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的一种肯定，所以从情感上本地居民接受理解；再次，历史公园不需要圈占大量田地、森林、矿区和牧场，所以农场主、伐木工、矿工以及牧民不会因为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而反对。因而作为洛氏家族中少有的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重要价值的人，劳伦斯在后期的国家公园事务中主要关注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比如和他的夫人玛丽（Mary French Rockefeller）一起创建了玛氏-比林斯-洛克菲勒国家历史公园，以保护玛丽祖父留传下来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群以及周边的森林和农场等等，而这些只是洛氏家族投身国家公园公益事业的一小部分。 五、结语 虽然仍然受到外界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洛氏家族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当地居民以及保育人士，他们即使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和利益，但至少实现了适当的平衡和部分的互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与缓和。洛氏家族介入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历史案例告诉我们，在现行的物质资源条件下，隔绝人类的绝对保育难以维持，任由人类侵占自然的处女地亦不可行，而洛氏家族发展的自然保育理念为我们走出人与自然博弈的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劳伦斯常被人称为国家公园先生（Mr. National Parks），虽然他本人尽可能地回避这顶高帽，但事实上正是以劳伦斯和他父亲小约翰为代表的洛氏家族成员的慷慨捐赠和持续关注，成功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建立了世界闻名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也为美国家族财团介入自然保育运动和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树立了榜样原型和基本规则。1995年5月23日，75岁的劳伦斯在白宫获得了国家公园基金会颁发的第一枚老罗斯福国家公园荣誉奖章，这是美国政府为表彰在国家公园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颁发的最高奖章。以洛氏为代表的美国企业慈善家通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持续地参与支持国家公园的赠地捐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旅游业运营，推动了美国社会广泛参与保护并不断扩大着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浪潮下许多中外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忽视了自然保育工作，但他们在中国获取了丰厚的自然资源，对保育我们的绿水青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远见和担当的企业家在自然保育方面应当有更大的作为。美国洛氏家族自然保育理念及其实践对于我们中国的大型央企、国企、私企乃至外企如何在中国履行保护环境的公益责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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