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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俞 不少影视剧里的红军通常是衣着齐整，最多在衣裤上打几个补丁。其实，红军的军需(被服、装具等)补给一直都困难。在战斗紧张而又没有后方补充的长征中，那更是难上加难了。风餐露宿，以至于到陕北时，已是历尽风雨衣褴褛。 讲到长征，人们最为关注和熟悉的当属战事英勇惨烈、不怕困难牺牲、重要会议决定等，少有人去特别关注红军衣着。本文将试谈衣着问题，以就教于同行。 一、八角帽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红军的标配。红军的军需供应常难保障，很多人五花八门地穿，多靠打土豪来补充。能从头到脚凑齐一套军服并不容易，颜色难免各异，甚至军帽、军服颜色都不一致。但不管多么困难，一顶八角帽却无论如何总是要戴的，因为只有戴上八角帽才算是红军。1936年，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陕北拍下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后，更使八角帽闻名遐迩。 关于红军八角帽的来历，主要有两说：第一，1929年3月，红军在闽西重镇长汀制作了首套制式军服，根据列宁八角帽式样设计了红军八角帽。第二，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红军学校)组建后，赵品三受命主持设计了军装：因原来的八角帽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遂改为小八角帽，在中央缝一颗红布五角星(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干革命);上衣为中山装，前开襟、敞袖口;衣领各缝一块红布领章(红旗普照全国);下装为西装裤;考虑在山地不易暴露，红军被服选用灰布制作。此后，中央苏区各部纷纷照此仿制。 而同时期的红四方面军，却仍戴大八角帽和用青灰色布做军装。于是，当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互称对方为“大脑壳红军”“小脑壳红军”。 当红军会师陕甘后，军装颜色虽杂乱，但大多数人都戴有一顶红五星八角帽，表示对革命的忠诚。在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须换着国民革命军军服。为换下八角帽，首长耐心安抚情绪和做动员工作，不少指战员都把换下的红军八角帽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纪念。毋庸置疑，八角帽在红军指战员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 二、军衣 1.苏区红军着装。南昌起义部队穿着各式、各色服装，只是在脖子系根红领巾以示区别。而秋收起义部队的农军以及后来参加红军的工人、农民，也大都穿自己的衣服。 1929年3月，红4军占领长汀后，利用这里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决定制作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批正规的军服。于是，用缝纫机大规模地缝制了4000套军装。基本仿国民革命军衣服(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西裤式样制作，在上衣领子缝上两块红布领章，在八角帽正面缝上红五角星。从此，红色成为中国革命的标志，五角星、领章、袖标等则成了红军的重要标识。 1931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随后改编为红五军团。中革军委下辖的被服厂赶制了一批旗帜和冬装，其中军服样式为小翻领、上衣两个小口袋、紧口袖的列宁装。显见，当时的红军军服既有中山装式样也有列宁装式样。1932年后，各地红军军服基本趋向一致：上衣为灰色中山装式样，立翻领，4个带盖加扣的明兜，领口上缀着红领章;下衣是有插手口袋的西装式军裤，打绑腿;军帽是八角帽，帽徽为红五角星。 长征前，根据地的被服厂基本能保证军服供应。但长征开始后，军服添置变得有难度，要依靠打土豪来解决一些布匹和衣服。据《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袁林口述、袁永民等整理)载：“在黎平城打土豪时，我分得一件黑色双层女旗袍，向老百姓借了剪刀针线，剪呀缝呀忙了一整天，改制成一件对襟上衣。衣服里层有黑色短绒，穿在身上比较暖和，只是衣服下摆裁得过长了些，走路时摇摇晃晃的，这可就成了大家的一路上说笑的话题。” 2.发新军服长征。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前，中革军委在雩都(1957年改为于都)设立了总兵站和物资供应总站，参加长征者可领到新军装、弹药、粮食等。据《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年10月8日)指出：长征指战员冬衣总的供给83100件，其中红一军团19500件，红三军团18500件，红五军团11500件，红八军团9500件，红九军团9500件，军委两个野战纵队14600件。据《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934年10月9日)指出：“注意补充衣服，调剂被单与改良给养、卫生工作，……”“政委与政治机关必须加强对供给、卫生部门工作的直接监督与检查，保证武器、弹药、衣服、行军锅、米袋、草鞋等物资材料的必要补充与适当的分配和调剂。”据施平(陈云化名“史平”的谐音)写于1935年10月的《英勇的西征》载：“在出发的时期，……还采办了大批特别军衣给兵士穿，以及其他等等。” 说到长征初期的衣着，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载：“周副主席即令管理科发了我两套新军衣，……”据《杨成武回忆录》载：“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据彭加伦的《别》载：“战士们身上的装备很整齐：衣服都是新的。背包是一律颜色的。每人两个或四个手榴弹挂在胸前。草鞋每人有三双，少的两双。”据艾平的《第六个夜晚》载：“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据吕黎平的《青春的步履》载：“九日十六时，……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准时到达操场的正中央。三位首长的着装同我们参谋人员完全一样：头戴灰色的红五星单军帽，身穿一套刚发的灰色棉衣裤，腰扎皮带，背挎小公文皮包，腿缠绑带，脚穿布草鞋。” 3.赠给民众衣装。中国是礼仪之邦，送上一份表达诚意的见面礼乃人之常情。在贵州黎平(长征入黔第一县)，红军总政治部号召每个指战员都要准备一件东西，作为首次给贵州少数民族群众的见面礼，以密切军民关系。于是，大家纷纷拿出自己不多的一点东西送给了民众。据廉臣(即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载：“……赤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赤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据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载：“红军总政治部命令全军加强群众纪律，并号召每个指战员给苗、侗族人民一件礼物。” 据许长庚的《长征中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载：“黎平休整时，红军开展'向群众捐献一件礼物’的活动。毛泽民同志立即带头响应，他捐献了一件夹衣。……国家银行的其他同志，也纷纷向群众捐献了鞋子、袜子、毛巾、帽子、衣服、裤子等东西。”据戴镜元的《难忘的岁月》载：“黎平老百姓绝大部分是苗人，红军总政治部号召，每个同志送一件物品给苗族兄弟，作为我们第一次到贵州送给苗族兄弟的礼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己穿用的衣服、毛巾等物送给他们。他们得到了这些礼物时，眼睛里都放射出感激的光芒。”《随军西行见闻录》留下了毛泽东在贵州剑河县给苗族老小送“温饱”的珍贵记录：“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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