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一统盛世文化的源头之一五凉文化（中）五凉文化的形成及其内涵与影响 （接上篇） 魏晋之前，凉州及河西一带的各民族，主要过着“有城廓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形成颇具特色的游牧文化。这些民族都是马背民族，强悍骠勇，一方面看不起汉人的柔弱和惰气，一方面又羡慕汉文化的先进和精致，他们虽然可以称霸一方，建国称王，但靠的主要是武力。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更何况中原已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文物典章辉煌灿烂，要想长久统治，就必须借助于汉人的文化成果。这是他们汉化的主要原因。他们提倡儒学，其意图同汉人是一样的，都是将其当作治国之术。五凉时期的统治者不论是汉族世族著姓，还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异族豪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都敦崇儒学，倡导汉化教育。前凉张轨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针对当时社会混乱、学业衰微的状况，置崇文祭酒管理文化教育，“立学校以教九郡胄子（贵族子弟）五百人”，以起示范带动作用；同时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境内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张骏还开辟专门的场所，设立专门的机构，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这些措施奠定了前凉时期以敦崇儒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政策，其余四凉相沿不变。如西凉初建，即大兴学校，兴办教育，倡导儒学。北凉则尊孔读经于庙堂之上，沮渠蒙逊父子还数次遣使奉表江南刘宋王朝，求取大量经史子集，并献上不少河西学者的著作。五凉时除官办公立学校外，民间私学也很昌盛，这是儒学兴盛的又一个标志。《晋书》为五凉私塾大儒立传，如郭荷、宋纤、宋繇、刘昞等，他们著书立说，广招学士，一时儒学之风蔚起。五凉私学传授的成就，也反映在师承后继者的学业开拓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上。前凉程骏，曾任东宫侍讲，后任北魏著作郎；北凉江强，先随父祖避难凉州，后拜北魏中书博士；北凉常爽，寓居凉州，后在北魏立学馆，授徒700余人；儒学大师胡辩从凉州东徙洛阳，授业弟子千余人。这些，对关中和平城（今大同市）儒风的形成及兴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五凉时期学风兴盛的结果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文武之才的官吏。这些官吏除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外，对学术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其表现形式是私家著述之风颇盛。陈留人江式家族，寓居凉州七世，与五凉相始终，致力于家学传授，不仅为地方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保存了中原已成绝响的古文经学。此外，“河西著姓”逐渐兴起，如张、李、宋、索、段、阴、贾、令狐等，他们是集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为一体的儒学世家，既高居统治地位，又是河西地域文化体系的代表。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为数众多的学者士人纷纷在学术领域著书立说，发表见解，造成了凉州及河西历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有许多作品被时人传颂，有许多作者和著作被载入《晋书》《魏书》《北史》隋史》等，比较重要的有《凉书》《十三州志》《凉记》《凉国春秋》等，成为最早的凉州历史文化丛书。据有关史料记载，437年，北凉向南朝刘宋进贡凉州地方典籍和所藏珍本154卷。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外交活动。但遗憾的是这些著述大多散佚殆尽，今天我们只能从一些经籍及注引中窥其端倪。五凉时期的学风直接影响到北魏文化的发展。北魏太武帝灭北凉，除前述程骏、江强、常爽、胡辩先行到北魏讲学外，凉州的许多文人如刘昞、宗钦、张湛、段承根等也相继迁到了平城。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列举了北魏平定凉州后，网罗的河西文化学术人物近20个，他们带来了西晋末起在凉州一带发展起来的固有文化，影响和推动了北魏政治制度建设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五凉文化的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重视人才，礼优士人。五凉统治者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对一些硕学大儒，不管是本地的官宦世家，还是流寓河西的著姓大族，都“礼而用之”，使其或居庙堂参政议事，或授馆职从教习文，让他们为五凉政权的巩固与兴盛出谋划策，同时也保存了五凉文化。贤能礼遇，前凉为先。当“永嘉之乱”（311年）后黄河中下游成为民族仇杀的战场时，张轨治理下的河西却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桃源”。在中原、陇右前来河西避难者当中，有许多是名儒。张轨积极接纳，妥善安置，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同时对本土学者也提拔重用。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文中说：“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继，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张轨的后代张寔、张骏等人，依然敬贤爱士，选贤任能。南凉伊始，秃发乌孤也广招人才，并以河西士人为骨干进行内部政权建设，在秃发乌孤任命的一批重要官吏中，既有西州德望，又有中州才俊。一些曾在后凉政权担任要职的人物如宗敞等，在南凉备受恩宠。西凉李暠知人善任，重用人才，特别在选拔人才上效法汉魏，实行察举制度，州选秀才，郡举孝廉，统一策试，因才授官。北凉沮渠蒙逊，广开言路，延揽人才，选贤任能，一些士人投奔别处不顺后又回到北凉，蒙逊“待之如初”。他在灭西凉后，得到名士宋繇，委以重任，临终时还把儿子托付给他。敦煌名儒刘昞，历仕前凉、西凉、北凉，备受各朝重用，至北魏时因又受崇礼而使河西人士引以为荣。五凉时期每遇政权更替，统治者首先做的就是广泛网罗人才，因才擢用。贤能礼遇的传统在五凉延续不绝，也是五凉文化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汉武帝经营西域之后，陆路交通十分畅通，商业贸易兴旺发达，使者往来非常频繁，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西域的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地，佛教已广泛流行，而这些国家与汉朝和后来的五凉、三秦政权关系又非同寻常。佛教从西汉时期经武威传入内陆，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五凉时期，凉州佛教兴盛，寺院遍布各地，一时成为北中国的佛教盛地。因此，五凉文化中融入了浓浓的佛教色彩。五凉时期统治者大都祟信佛教，讲经译经活动非常活跃。“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张轨的孙子张天锡还亲自主持佛经的翻译。后凉时期，鸠摩罗什在凉州寓居17年，弟子众多，使佛教传播达到高峰。就整体而言，五凉佛教的兴盛当推北凉。沮渠蒙逊笃信佛教，名贯西域、号为大咒师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主持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据统计，五凉政权中北凉自公元401年至439年，译经数量比其余四凉政权译经的总和还要多。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经西域传入河西后，首先在凉州发展，并以此为中心，向中原和南方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同时又是精神文化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得到了广泛传播。佛教在凉州扎根落户，流传后世，一是因为河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传统的一元文化格局根基不固，又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非常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二是五凉的统治者皆非正统建号，他们亟需给自己的统治找到一种精神支柱，而佛教宣扬的“众生皆苦”“轮回报应’非常有利于对百姓的统治；三是五凉统治者崇拜西域高僧，在他们眼里，凡西来的高僧，都是祈福避灾的救星，无不顶礼膜拜，甚至皈依佛门。正是这样的原因，一些西域高僧，如鸠摩罗什、浮陀跋摩等，深得礼遇。有了这样一种非常宽松的传播环境，佛教在五凉生根开花结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凉州也产生了不少闻名中外的高僧，如竺佛念、智严、宝云、道泰、道朗、慧嵩、沮渠京声、师贤、昙曜等，《高僧传》收录的五凉高僧就占到当时全国高僧的一半以上，加上大量的寓居或过往僧人，他们跋涉西行，携经回国，聚众弘佛，从事译著，使佛教逐渐本土化。佛教在北凉达到极盛。蒙逊并不满足于拜僧译经，他又在凉州南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使河西石窟林立，居全国之冠。从凉州走出的一批石窟工匠大师如昙曜等直接促成了中原石窟的营建，并影响到中原石窟的风格，也使我们在今天有幸目睹到诸如天梯山大佛的风采。河西一尊又一尊神秘大佛的出现，及其雕塑、绘画、建筑、书法艺术的同步发展，既是五凉时期河西佛教兴盛的实证，也推动着五凉文化的发展。范文澜先生就此指出：“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自魏晋十六国时期兴盛起来的佛教，千百年来经久不衰，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既是五凉文化的一个亮点，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凉州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五凉时期，东晋政权虽然存在，但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民族拥兵割据，先后建立了一成（汉）、一夏、二赵、三秦、四燕、五凉等国家，史称“十六国”，前后延续140多年。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鼎立，战乱不断，但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民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是辩证的，统一之利人们易知易晓，分裂之弊也易知易晓。但分裂之利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进取性、战斗性和团结拼搏。五凉各国都为多民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五凉之中，除前凉张氏、西凉李氏外，后凉、南凉、北凉分别为氐、鲜卑和匈奴族建立。前凉之初，凉州及河西刚刚经受了长达百余年的羌人暴乱、匈奴侵扰和鲜卑起义等剧烈动荡，张轨及其子孙，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多管齐下，修文偃武，励精图治，使前凉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盛极一时。张骏时，命沙州刺史杨宣率兵西征龟兹、鄯善，降服西域；遣大将谢艾等征服于阗、焉耆。此时，西域诸国俱遣使“诣姑臧奉贡”。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前凉与西域民族的相互融合。前凉灭亡后，氐族政权前秦占有河西近10年，曾将大量的前凉宗室臣民迁往长安、关中一带，使汉、氐长期杂居。前秦派大将吕光（氐族）西征龟兹、焉耆等西域诸国，不仅促成了河西民族与西域民族的融合，而且自己建立了后凉政权。吕光在统一河西的战争中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国力耗空，最终被后秦姚兴（羌族）所灭。南凉秃发氏（鲜卑族）与周边各国灵活相处，和西凉、臣后秦、战北凉，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中大大加速了自己部落汉化的进程。西凉在对外关系上，远交南凉，近防北凉，并与周边民族尽力保持友好关系。北凉建国初期，河西地区一度形成了四凉二秦（后秦、西秦）并立的局面，汉族（西凉）和氐族（后凉）、鲜卑族（南凉、西秦）、羌族（后秦）、匈奴族（北凉）都建立了政权，各国的并立与争战同样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五凉时期凉州一带的民族成分已十分复杂。如氐族，汉初就散布于河西各地与汉族杂居。羌族在前凉时已有许多定居凉州，前凉曾征集“氐羌之众”作战；《晋书》中记载沮渠傉檀曾迁徙西平、湟河诸羌3万余户于凉州等地。鲜卑族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趁匈奴瓦解时就从塞北阴山迁入陇右及河西，形成了四部，其中的三部曾先后建立了南凉、四燕、西秦、北魏等政权。除了这些曾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外，五凉时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在凉州定居，主要有西域胡人、突厥、吐谷浑等。实际上，当时大量涌入凉州的中原流民也并非都是汉族。 五凉时期民族的融合，还表现在各民族在政权建设上的兼容性。五凉时期的少数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对中原文化有所浸润。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在其中央机构和军事部门，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士身居要职，而且以河西士人为多；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政权，仿汉制、置郡县，建立起以鲜卑秃发氏为核心、河西世族汉人为骨干的统治集团；匈奴沮渠氏建立的北凉政权，广揽人才，选贤任能，大量起用汉族文武贤才为其谋政。五凉时的非汉族人士由于汉化程度较高，极大地促进了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至于汉人建立的前凉、西凉政权，在政权稳固后，也充分吸纳这些游牧民族的长处，牧耕并重，和睦相处。五凉之后的北魏政权巩固并发展了这一成果，推进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五凉时期凉州之所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一是由于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流民大量涌入姑臧，促进了民族的自然融合；二是有些民族进行了有组织的迁徙，如塞北鲜卑西迁等；三是通过连年征战，掠夺奴隶和征集兵源，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的交流和发展。在五凉140年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以其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屹立于中国，表现了非凡的创造力、惊人的吸收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各少数民族则以自己的经济文化优势，互相学习，尤其是学习并吸收了汉民族的经济文化成果。总之，生活在凉州的汉族与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建设凉州，互相吸纳了各个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了共同进步的局面，也为五凉文化增添了多民族元素的斑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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