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全国各地都在修水库?

skysun000001 2022-09-22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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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故而治水在历朝历代都是头等大事。

然而，近代以来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族危机深重，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政府均无财力也无精力治水，全国主要江河防洪极为薄弱，防洪能力极低，民间称当时的境况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以此为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治水之路起步艰难。

水患猛于虎

新中国初期，接连遭遇了两场大洪水。

第一场是在淮河。1950年夏，淮河流域先是久旱无雨，后受西南暖湿气流加强影响，连降三场暴雨，上中游干支流水位迅速上涨，数个洪峰汇合叠加，相继漫过堤坝，平地水深丈余，全流域受灾面积达4687亩，灾民1300多万人，89万余间房屋倒塌。

受灾最重的是中下游的皖北地区。当时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给华东局及中央发电报称：“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

影视剧中，1950年淮河水患。来源/电视剧《换了人间》截图

时任政务委员的曾山视察淮河时看到：“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一眼几十里都是如此，沿路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村庄被淹没崩塌，怀远县县城的城墙也看不到了，许多灾民挤在一块块高地上求生。”

另一场发生在长江中下游。1954年，从4月开始至8月下旬，湖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暴雨不断，导致江河水位暴涨，湖泊满溢，造成了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涝灾害。

这次洪水虽然因之前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见：曾受争议的荆江分洪工程，在1954年大洪水中表现得怎么样？），成功保卫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但仍给中下游各省造成严重灾害，受淹农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00多万，影响京广线通车100天。以孝感专区的崇阳县为例，暴雨引发山洪，全县64个乡的70%至90%的房屋被冲坏，下津下半乡306户只剩下3栋房屋，太平乡奥城两个村被全部冲光。洪下乡有700多人被困山头两日无食，灾民无家可归，生活无着落。

水火无情，肆虐的洪水冲毁了家园，也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收到淮河灾情的电报后，毛泽东落下眼泪。他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批语：“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影视剧中，毛主席做出批复。来源/电视剧《换了人间》截图

1950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治淮会议，决定以“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辟入海水道。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项目“治淮”工程就此拉开大幕。

修建水库

根据“蓄泄兼筹”方针，淮河上游主要是修建水库。

从1950到1957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先后修建了石漫滩、白沙、板桥、薄山、南湾等5座大型水库。

石漫滩水库于1951年当年开工、当年完工，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蓄水量4700万立方米。虽然库容量并不大，但意义不一样，它是淮河流域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个水库，也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个水库。建成后的水库，除了具备防洪功能外，还可灌溉农田9万亩。时人评价其是“我国水利事业从除害到兴利，从单纯的防洪向兼顾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的多目标工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稍晚于石漫滩开工的官厅水库，就具备了这些功能。

官厅水库位于永定河上。永定河是华北平原上海河水系五大河中最长、也是最难治理的河流。上游的桑干河、洋河、妫河三条支流在怀来县官厅村流入官厅山峡。其河床高出北京市中心十几米，过去，每到雨季山洪暴发，洪水泛滥，往往造成巨大灾害。元、明、清三朝都曾尝试过治理永定河，但都收效甚微。民国期间，洪水曾两次侵入天津市区，灾民在大街上划船逃难。

1949年11月，水利部就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决定要在永定河上游、中游修建石匣里、官厅、马各庄三个水库，首先修筑官厅水库。

1951年10月，工程开工。按计划，在峡口筑坝，坝高约50米，水库面积220平方公里，可蓄水22亿立方米。这个容量，是石漫滩水库的44倍，在当时全国所有水库中排第一位。1953年夏，还在建设中的水库迎来大考。是时，因桑干河流域暴雨，永定河上游河水猛涨，流入官厅水库的洪水量约4.5亿立方米。最终，官厅水库也交出了完美答卷，汹涌而来的洪水从输水隧洞缓缓流出，下游人民洪水灾害大为减轻，京津铁路也畅通无阻。

1954年5月，官厅水库全部竣工。毛泽东在视察工地时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库内蓄水可用来供给城市用水、工业用水、发电、灌溉农田，还可调节永定河下游流量，便利航运。

1954年5月13日，官厅水库的建设者们举行隆重的工程竣工庆祝大会。来源/北京日报

地域不同，水库的主要功能也不一样，像1954年兴建的湖北钟祥石门、1956年兴建的湖北随州黑屋湾等水库主要以灌溉为主；1954年兴建的四川龙溪河梯级的狮子滩水电站、1955年兴建的江西上犹江水电站、1957年开工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等则以发电为主；1954年修建的浑河大伙房、1958年修建的密云等水库，则主要承载着城市供水功能。

以上所列水库，大部分都在“一五”（1953-1957）期间完成或开工的。1958年以后，兴建水库的势头依旧不减。从1958年至1963年，海河流域共有23座大型水库、47座中型水库和一大批小型水库同时开工；同期，湖南省在5年时间里也连续新建了双牌、水府庙、酒埠江、黄材、黄石、王家厂、官庄7座大型水库，69座中型水库，5700多座小型水库。

总而言之，整个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从南到北、由东至西，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兴建水库。新中国成立后的前40年里，共计修建大、中、小型水库86000多座，总库容约4500亿立方米。其中的355座大型水库和2400多座中型水库发挥了重要作用。像黄河干流的三门峡、刘家峡、龙羊峡水库控制了黄河的主要洪水来源，海滦河、辽河、淮河、汉江和东江等水系的水库控制了山丘间的大部分集水面积。

1954年5月13日，中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官厅水库在北京与河北交界处建成。图为官厅水库全景。来源/北京日报

就治水本身而言，这是一种投资、劳动密集和施工周期较长的系统工程。可新中国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么多的水库是如何建起来的呢？

发动群众

面对困难，新中国各级政府继续沿用了行之有效的动员机制，充分发动各界群众，依靠翻身做主的农民、经过战争锻炼的党政干部、甘于奉献的知识分子以及参建部队，弥补了物质条件上的不足。

以较早修建的淮河上游的5座水库为例，修建石漫滩水库最多时动用了4万人，板桥水库是8.5万人，白沙水库是10万人，南湾水库8.3万人，薄山水库4.5万人。这5座水库均为土坝，故而施工时以人工为主，大坝挖填土方主要由人推小车或担抬完成，仅在碾压时用羊角碾和推土机。

当时修建水库的场景。来源/刘权治淮70周年，老照片里的治淮故事

如此庞大的修建队伍，主要由农民和解放军水利工程部队组成。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建设者们住在席棚、吃饭露天。参建民工工资待遇一般偏低，带有义务劳动性质。不过，他们大多来自水库的受益地区，把修建水库看作是修建自己的家园，故而热情高涨，对吃住及待遇不甚计较。

当然，要从参建人数来说，规模最大、也最具政治意义的是十三陵水库的建设，总共有40万人参与了水库的建设。

十三陵水库位于京郊昌平区境内，以坐落在明十三陵附近而得名。与其它水库相比，它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打破常规建设模式，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二是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设起来的。

1958年1月21日，天寒地冻，十三陵水库在当时东山口的山头举行开工典礼。八千名劳动大军，肩背行李，带着粮食和炊具来到工地。然而，在缺乏施工机械的条件下，劳动者们虽然热情很高，但仅凭人工担土筑坝，几乎不太可能在汛期前完成筑坝任务。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市工农商学兵参加义务劳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以及部分外国驻华使馆的国际友人和工作人员，也冒着严寒，到水库参加劳动。

5月25日，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率领党的八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中央委员，来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不久，周恩来率领国务院和中央机关干部300多人第二次来到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当时工地几乎24小时不间歇。白天，红旗飘飘，歌声阵阵；夜间，灯火通明，山谷间宛若白昼。正是在这种全民齐上阵的浓厚氛围中，新中国初期的大多数水库建设往往都速度很快，所用时间少则几个月，多的一般也就1-2年，很少出现那种几年勘测、几年建设的慢腾腾节奏。

更重要的是，不光有速度，质量也相当过硬。

在修建南湾水库时，因勘测时打的钻孔少，没有摸清地质情况，地质员要求搞清地质后才能施工。干部和战士不懂技术，很不理解。地质员到北京拿来美国倒坝事故的书讲给大家听，让人们意识到质量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工程停了半年，重新进行地质勘探。正因如此，南湾水库在后来1975年8月的特大洪水中经受住了考验。

在水库工地进行坝址钻探。来源/刘权治淮70周年，老照片里的治淮故事

也有不少水库，囿于彼时洪水、地震等水文资料的缺乏，普遍存在设计标准偏低的问题。像石漫滩水库，在1975年的大洪水中，因为洪峰流量超过设计标准的4倍，导致漫顶溃坝。而1954年竣工的佛子岭水库，也因同样的问题，在1969年遭遇特大洪水时出现漫坝事故。

相较于中大型水库，人民群众自行组织兴修的小型水库数量更大。1952年，全国各地新修小型水库、小型渠道就有314万处，而浙江浦江县一个公社2000人的水利大军，仅4天就完成了一座蓄水70万立方米的水库。据不完全统计，1950-1952年间，有约2000万人直接参加了水利建设工程，完成的土方相当于挖掘10条巴拿马运河或23条苏伊士运河。事实上，就新中国初期的各方面条件来说，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确实更为现实。

群众的积极参与，得力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前3年，投入农林水利建设资金10.3亿元，占3年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13.14%，其中大部分用于水利建设。在当时还面临着肃清残敌、保证数百万军政人员供给、救灾备荒等问题，在恢复财政任务的压力下，人民政府为什么还拿出这么多钱来兴修水利？

为了人民

新中国成立前夕，艾奇逊曾公开说：“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不堪重负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成功。”

这个问题，也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强调了恢复工作中的两个重点：一是交通尤其是铁道；另一个在水利和农业。农业方面，水利与农业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甚至，“兴修水利，防洪防旱”等文字还被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完成土改，但对人民政府来说，让分到土地的广大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才是终极目标。所以，防止水患、兴修水利，是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水利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新中国治水的基本方针。

为什么把治水看得这么重？据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回忆，毛泽东在强调治淮重要性时讲，淮河流域一带，历史上就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农民为什么起义，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穷，灾难特别多。在灾荒饥饿之下，农民就要起义，刘邦、曹操、朱元璋都是淮河流域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治理淮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淮河到长江、黄河，再到海河、辽河等全国各地大小河流，大量水库的兴建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仅就农业而言，1950-1952年间灌溉面积扩大了4950余万亩，全国水灾面积逐年迅速缩小，1949年是1亿亩以上，1950是约6000万亩，1951年是2100万亩，1952年是1600万亩。像官厅水库仅防洪这一项，据估计每年至少可谓国家增加1亿斤小米的收入。

另一方面，新中国初期，大多数农民依旧面临洪灾的压力，号召他们参加水库建设，降低了组织动员的难度，同时，参加建设的民工不少就是灾区灾民，政府让他们参加劳动，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既保证了政府的赈灾目标，又可防止灾民流落和向城市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