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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爱种树？ 最重要的就是桑枣等经济林木产出能作为庄稼补充，为百姓衣食生活提供保障。比如在种田同时还要栽种桑树，以此来养蚕，纺织衣物。 种树不仅可以保障温饱，还能致富。据《史记》记载，那些有'千树枣''千树栗''千亩竹'等的人，堪称'素封'。他们虽没有朝廷封爵，但其富裕程度能与王侯将相比肩。
周时宫、庙均栽植树木。西周时官员上朝前必在殿外等候，“在外朝树槐棘以分朝臣品位”，“三公”位列三棵槐树下，其他官员列于“左九棘”和“右九棘”。一般认为，“朿”左右布局为棘（酸枣），灌木；“朿”上下重叠为“枣”，乔木。几千年以来，关中地区，许多农户在前院和大门外栽三棵槐树，意为期望后代“官至三槐”。 《诗经·召南·甘棠》“蔽芾（茂盛）甘棠”，“召伯所憩”，“勿剪勿伐”，“勿剪勿拜（瓣枝）”，因为辅佐周宣王而功绩卓著的召伯曾在这棵树下休息过，所以，百姓们相传保护。另外，陕西黄帝陵前的柏树，相传为黄帝手植柏；周至楼观台老子传道时期的古银杏树，生长了几千年。国内许多名胜古迹里的古树，都蕴含着名人的趣闻轶事，千百年来被人们景仰并保护下来。据统计，西安的古树保存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小雅·小弁》“维桑维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父母在房前屋后种的树，理应恭敬保护，借以瞻仰父亲，依恋母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经》时期，关中栽树已注意到了各种树木的生长条件。如《秦风·晨风》“隰有树檖（梨）”，《秦风·东邻》“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漆树、桑树栽在山坡，梨、栗、杨栽在坡下低湿地。现今，长安内苑、秦岭脚下几百年生的栗园，就种植在坡下低湿地。而近几十年，国内植树造林中“适地适树”原则，应该是几千年来的经验结晶。另外，周初的关中人已经开始对园林树木进行整枝、管理。如《诗经·周南·汝坟》中的“伐其条肆”，意思是应该剪去肆（肆，指树枝剪伐后发出新的丛生枝）。而《豳风·七月》也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的诗句，意思是剪伐长得过长（远扬）枝条，以保持树形圆满。千百年来，这些整枝、修剪理念人们一直沿用着 古代种树还有个作用，作为军事屏障。蒙恬受命北御匈奴时，就创造性地'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也就是在黄河一带构筑城塞，同时在外面栽种大量榆树，构成另一层关塞，让骑兵到此不得不下马步行。由此，匈奴在秦军面前变得脆弱，易于击溃。
古代虽没有国家规定的植树节，但也一直坚持植树造林优良传统。古代人是怎么鼓励植树的呢？ 早在先秦时期，就设有专门掌管国家山林的官员，称'林衡'或'山虞'。山虞职位较高，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对树木栽种砍伐进行决策。林衡受山虞领导，主要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等。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要求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巩固城防，能种100棵树并使其长势繁盛的人，就能获得黄金及粮食等奖励。 明清时代，植树规模有更大发展。朱元璋被人称作'植树皇帝'，甫一登基就诏令天下，家里有田的，一户人家一年要种桑麻及枣树各200株。到朱元璋退位时，据说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株之多。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古人在植树造林上体现于“封山”“庆功”“杏林”的典故。说起大禹治水的故事，似乎家喻户晓。其实，大禹不但是一位治水英雄，而且还是一位护林专家。他的“封山”典故源自于据《逸周书》据食疗记载，大禹在治水期间，为保护林木，曾向全国发布一道《封山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在那个年代居然有这种胆识，确实令人钦佩! “庆功”的典故源自于西周，当时有位名将叫沙俊其，此人武艺高强，骁勇善战。他每打一次胜仗，就令军士“人种一树，以庆武功”--以栽树来庆功，古今尚无先例。后来，他连抓到了俘虏，也令他们去栽树，以至于他率领的军队形成了“庆功栽杨”的庆功习惯。这种习惯，影响颇远，许多诸侯国都效仿了这种一举数得、别出心裁的庆典形式。
诸葛亮病危时给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一代名相，两袖清风，留给子孙的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 王安石对种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等。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大力倡导绿化，而且亲手在柳州地区遍植柳树。他写诗自叙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手种黄柑两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此外，他还总结了许多绿化方法和技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这些经验之谈，今天读来依然有指导意义。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沿途600多里种柳26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对此，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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