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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大逃杀,细思恐极

 最爱历史本尊 2022-09-23 发表于广东

唐太宗微服出访,走到宫廷南面端门时,恰逢新科进士鱼贯而入,熙熙攘攘,热闹之极。看见眼前的景象,皇帝不由得豪迈起来,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这应该是科举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段子了。

如果把这个段子想象成一幅画,画面的主角自然是这群春风得意的登第士子,他们刚刚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满心都是欢喜和激动,跨过前面那道门,便再也不用过那种寒窗苦读的生活,以后天高海阔任君遨游。

在画面的边缘,有双眼睛一直凝视着他们。虽然这个人躲在角落,但他却是整个画面里最具权力的人。他看着“英雄”们手舞足蹈地走进宫门,走进那张名为“科举”的大网。

帝王与“英雄”,是这幅画的名字。历代统治者推行科举制,不仅要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统治机构,还要以此来笼络天下的读书人。宋真宗有一首《劝学诗》,写得相当露骨: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越俗的鸡汤,就越有人喝。皇帝们直接拿名利和虚荣作为饵料,等着水里扑腾的鱼儿上钩。鱼儿的前景也确实光明,只要跃过龙门,就能跨越等级的鸿沟,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享受特权。毕竟在古代中国,还有比当官更显达富贵、光耀门楣的事吗!

似乎,这是一个鼓励勤奋和上进的励志故事?

倘若我们视野再开阔一些,将画面延展开来,或许就能看见另一番景象:世人争相涌向科举大门,宽阔的大门也变得狭窄。宫门之外,沮丧和失落笼罩着另外一群士人。他们中有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也有身形消瘦的中年人,更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故乡遥远,囊空如洗,偌大的帝都并无容身之所,茫然无助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失意,有人已经经历过了,更多的人还要再经历一遍、两遍、三遍……

科举,这场影响中国一千三百余年的考试,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两类人——少部分人金榜题名,然后曲江宴饮、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最后步入仕途;大部分人则成为落第者,或止于举人,或止于生员,或终身为童生。

就拿科举兴盛的清朝来说,1850年,大约有200万考生参加县试,县试每三年举行两次,其中只有3万人能够取得生员资格。这3万生员中,只有1500人能通过三年一次的省城乡试。而乡试合格者中,仅有300人能够通过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每一级考试都要淘汰绝大多数考生,咬钩上岸的鱼儿约为六千分之一。大部分鱼儿还是只能呆在死气沉沉的潭里,等着一波又一波的投喂。毫无疑问,他们是科举的主体,却从来不是主角

这原来是一个恐怖故事。

读书的料

为了科举高中的梦想,人们得从童年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古代的儿童开蒙时,会在描红的字帖上摹写一些笔画少的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从这二十五个字开始,学子便开始了一望无际的征程。接着就是《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到了8岁,稍微富裕一些的人家就会把孩子们送去私塾。这里的老师一般是失意的老学究,学问不一定高深,但是考试经验必然相当丰富。在这个地方,“四书”“五经”是学业的中心,学生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典籍全部背下来。

有人做过计算,除去与《礼记》内容重复的《大学》和《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般指《左传》)七本书,一共43万余字。如果每天记200个字,大概六年才能背完。同时,还要阅读数倍于原文的注释,相当于每一本教科书,还要配上数不尽的辅导材料。此外,历史、文学方面的书籍也不能落下。

在8到15岁这个天性放飞的年龄段,学生必须始终呆在教室里,摇头晃脑背诵着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不敢有一丝的懈怠。每当痛苦的时候,总会有长辈在他们耳朵边上念叨:“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今年吃苦菜,明年中状元。”“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目的就是在那片还未开垦的心灵之土种下一个念头:好好学习,前途无量。

关于学习的方法,从来都是大路小径并存的,并没有高低之分。勤奋与坚韧是大路,但是苦读原典终究是折磨人的,也十分依赖悟性,于是人们开始揣摩“科举”游戏的捷径。不管大路小路,能走到底的就是好路,既然可以速成,又何必磕死在典籍之中?

科举的考题都来自经典之中,能出的题目大致就那么多,出现过的考题也可能再考,因此前人写过的文章就是一条有迹可循的捷径。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礼部试第一,于是大街小巷都在兜售他的考场作文,两文钱一篇,十分畅销。等到苏轼出名后,社会上则流传一句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考前背一背苏轼的文章,往往功名顺畅,有羊肉可吃。

到了明清,八股盛行,对于形式和内容都有比较严苛的要求。所有士人在学习期间都要收集时文范本和问题集子,以之为学习对象并模拟写作。有些人甚至不看原典,就捧着这些学习资料以为珍宝,心思全花在摹仿和抄袭上。考试之前,士子往往会揣摩考题,或者让师长根据历年真题,拟几道模拟题,然后写成文章,希冀能押中题目。

他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做题家

八股文范文抄本,古代做题家的制胜法宝。图源/网络

当然,这种备考方式受到了世人的抨击。明中叶以后,有识之士似乎认识到士人的浮躁,“今天下之最可忧者, 莫甚乎士习之躁竞”。时文范本取代了四书五经,读书人沉浸在揣摩考题之中,却忘了踏实笨拙地去研读经典。

本该成为国家栋梁的士子,要么是患得患失的鄙夫,只知做题、不知其他,要么是钻营之人,成天揣摩考试、抄袭章句。

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免俗呢?当所有人都在大步向前走的时候,片刻的迟疑,都会让你落后于熙攘的人群。

大路寥寥无人,捷径拥挤成灾,这样的图景,似乎从来没有发生改变。是不是也意味着,所谓捷径,本就是最普通的大路?

考场风云

养兵千日,终须一试。

宋代以后,科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先在地方举行乡试,然后把中式者送到中央进行会试,最后由天子亲自举行殿试

但是,这只是三场最重要的考试。要想走到乡试,士子们必须过五关斩六将。他们进学校要进行童试,童试又分三个阶段:县试、府试、院试。进了学校还有岁试,意在检查士子们平时的课业,所谓“秀才怕岁考”,就是学子怕岁试不合格,被贬黜为民。乡试之前,还得进行科试,相当于乡试的资格考试。

这些考试一般在一个会场进行,大家分桌案就坐,进行考试。到了乡试,考场便换成了森严的贡院。

贡院汇集了成千上万独立的房间,房间彼此相连呈长条形状,每个屋子可容纳一个考生。从狭窄的入口望去,就只能看见密密麻麻的小房间拥挤在方寸之地,向深处连绵不绝。

这样的独立房间叫做号舍,说是房间,其实就是三面用砖墙隔开还附带屋顶的空间。里面只有三块木板,最高处的木板用来放置物品,中间的是桌案,底下的用来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活像一个没有门的监牢。

号舍见证了考生最重要的时光,也成为他们最难堪的记忆。

考试当天,鸣炮三声,学子们便涌入贡院。他们都抱着大件的行李,除了笔墨纸砚外,还有砂锅、米盐酱醋、咯牙的糕点和薄薄的被子,不老实的会将小抄藏于其中。

入闱之前,士子要被“点名识认”和“搜检怀挟”。四名兵卒会对学子直呼其名、上下其手,“摘帽去履,解衣露体,被其由上至下、由外至内进行细致拿捏,甚至搜及亵衣”。士子就像待宰的羔羊,只能俯首帖耳,忍受这种身体的羞辱。

大概有一万余的考生要经历搜身,所以这一过程基本要持续一天,偌大一个贡院就像一个混乱的菜市场,学子们必须在这种喧嚣面前,保持一个镇定的心态。

等到士子们全都进入号舍,贡院的大门就会关闭,全场只剩下肃穆。贡院本为朝廷求贤取士的空间,然而现实中却是一个森严压抑的地方。这里内外隔绝,拥挤的号舍里人影重重,墙壁渗着发霉的气味,时常传来兵卒的斥骂。这样阴森的地方,必然会让人不禁怀疑是否身处地狱。因此,在明清小说里,贡院常常是闹鬼的地方。

士子们呆在“牢房”里,体会着各种辛酸。宽敞严实的号舍犹如“肥缺”,不可多得。低矮的号舍是常态,睡觉也无法将腿伸开,只能像虾一样弓着身子暂时打个盹。他们还要天气作斗争,有时候带着寒气的风会吹进来,薄棉被根本无法御寒。若是碰上下雨,则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试卷不被浸湿,哪怕是自己被淋湿也不要紧。

考试的时间是充裕的,士子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想起过往所铭记的知识,然后心无旁骛地誊写在试卷上。饿了就吃点糕点,困了就打个盹,有时候深夜看着周围灯火通明的号舍,脑中会浮现亲人的面孔。

士子本应该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而进了贡院却像坏人一样被监视。在不安、焦躁、兴奋的循环间,很多人会变得不正常,甚至于生病、发疯,导致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蒲松龄曾说过,参加考试的举子有七种神态:一是提着篮子入考场时像乞丐;二是点名时被官吏呵斥像囚犯;三是回到考试期间暂住的号舍里,上面露头,下面露脚,伸着脖子向外看,像秋末的幼蜂;四是出考场后向外走,神情恍惚,步履蹒跚,像出了笼的病鸟;五是等待放榜时坐立不安,像被捉住的猕猴;六是知道名落孙山后面色死灰,像中了毒的苍蝇;七是大骂考官有眼无珠,然后心灰意冷,但过了一段时间,气也平了,又想再试一次,像刚破壳的小鸡。

蒲松龄科举不第,写出《聊斋志异》,创造出聂小倩、宁采臣等经典人物形象。图源/电影截屏

世态人情,尽显于此。对大多数人来说,考场的经历无疑是屈辱的。但是这种受辱的心情会被之后的喜悦或是更大的悲伤冲淡,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命运之神

考试这件事,从来也得不到绝对的公平。

科举考试的环节很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才华再出众,也不一定能高中。考试时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家庭和近亲中有无丧服,考前的猜题和宿构是否蒙中,文风和理念是否符合考官的偏好等等。甚至试卷在誊录时,誊录者的书法好坏、字迹清楚与否,以及文字有否被肆意增减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士人的录取与否。

因此,在士子眼中,考试的成败不是实力和文章决定的,而是“鬼神”或者“命运”,在冥冥中左右着他们的命运。

宋代有这么一个故事,士子荆伯珍在省试之时,误将“焚”书写成了“喷”,考完之后才察觉,便寝食难安。因为在宋代,诗赋写错字,是注定要落榜的。他连忙跑到二相公庙(供奉子夏、子由)去祈祷,晚上就梦见了子夏、子由两位神祗,身着朱衣,坐于大坛之上,从怀中掏出一个桂枝,送给了他。古代科举高中被称为“折桂枝”,意味着他的命运早就定下,哪怕出错也无妨。

果然,此后不久,荆伯珍便遇到了“神使”——皂衣吏。皂衣吏告诉他,两位相公为他奔走,前夜已经命令考官改了。荆伯珍于是去面见考官,考官告诉他:“赋写的很好,小小纰漏已经改了。勿忧!勿忧!”

有的时候,那些让考官拍案叫好的妙言佳句也可以由神授予。一名考生在考前向英显神君祈祷,于是便梦见了考试的场景,其中一人正在答题,口中还念念有词:“锡燕津亭,郡国举宾兴之礼;计偕给食,多士忘奔赴之劳。”随后又道:“用之,可以取高第。”梦醒之后,那名考生立刻记下来,用在了文章中,果然中举。

这些故事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

士子们在皓首穷经、攻苦食淡的同时,却始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在这种求而不得的心态下,应试者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和情绪状态被无限放大,难免混淆了幻觉与现实。因此大多鬼神故事,都有梦境的存在。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潜意识中,士人们试图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干预科举考试结果,使自己获得内心的自信,偶有巧合,便被视为灵验,广为流传。只不过,大部分不灵验的,就没人会去记载。

无力感几乎弥漫了所有的考生群体,所以那些后来成功的士子,都有属于自己的鬼神故事。

明朝嘉靖初年首辅张璁曾屡次参加会试,七试不第,尝尽失败,年已40多岁。对他来说,科举的大门基本已经关上,从政机会很渺茫了,而他最好的年华也在漫长的考试岁月中空逝。

此时的张璁早已放弃了当官从政的理想,而准备去参加例行的举人谒选,打算以举人的身份终老仕途。然而,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擅长星命之术的人——萧鸣凤。萧鸣凤对他说:“从此三载成进士,又三载当骤贵。”这一番话,改变了张璁的选择,他决定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就是这个选择改变了张璁的命运。三年之后,他成功登第。

张璁画像。图源/网络

也许并非萧鸣凤的星命之术如何准确,而是他的话对于张璁有着强大的心理暗示。对于当时的张璁,最为缺乏和弥足珍贵的恰恰是这种心理暗示和鼓励。也许还有其内心的一丝不甘在起作用,这才有了张璁日后的飞黄腾达。

只是,像张璁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命运”之说就像一剂麻醉药。它的确可以让士子心里的焦虑情绪,在神秘主义的大海中得到释放和宣泄。但这只是一时的。

要想彻底释放这种心理压力,途径只有一种:那就是在科举中取得成功。

人间悲剧

古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与之对应,也有《失意诗》:“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可见,这“下第”二字是如何沉重。

科举制度的实行,打破了阶层的界限,给每一个盼望步入仕途的人注入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但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当历经数十年寒窗而名落孙山时,落第者心中大都埋藏了一种无法排解的酸楚。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19岁考进士落第,29岁再考又不第,38岁又落榜,这使他备受打击,决定不再应试。只是,待他的两个儿子成年后,苏洵还是带着他们赴汴京赶考,因为除此一途,别无进身之法。苏轼兄弟一举中第,苏洵感慨万分,赋诗一首: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父与子一线之间,可谓是两种人生。后来,苏洵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回忆那段考试岁月:“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科场失意的经历,至晚年也不曾消解半分,竟成了一生之痛。

有时候,学子们不仅要承受落第的沉重打击,甚至还要面对周围的冷嘲热讽、邻里的议论,以至造成一些人无颜做人的极端自卑心理。

在世人的心目中,金榜题名是成功者,考中了就飞黄腾达,考不中自然要低人三分。冯梦龙在 《警世通言》中借一名50多岁尚未中举的生员鲜于同的口说:“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谈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戴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这应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认识。在这种氛围下, 对落第者的轻视乃至鄙视是常见之事,以至于落败的书生不敢回家。

唐代有一读书人杜羔,其妻刘氏善诗,杜羔屡试不第,落第归家前,刘氏寄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只因多次落第,其妻便羞于见其面。杜羔看到这首诗后,没脸回家,马上回去攻读再考,竟然考中。其妻又寄来一首诗:“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可谓一身之荣辱,全赖科场成绩。

一个人的落第还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

《唐摭言》记录了一则落第者及其家庭的悲剧故事。考生公乘亿在中第之前,已经考了十次,长期的失败让他羞于回到家乡。其妻听人误传,以为他死了,便独自从河北来到长安,恰巧遇到公乘亿。因三十年未见,容貌已经认不清了,夫妻不敢相认。公乘亿看到妻子穿着孝衣,妻子看着丈夫憔悴的模样,积郁的心情无法言表,唯有相互抱头痛哭。

科举应试对每一个有志于此的考生都是一个漫长的人生煎熬过程。清朝考生中进士的平均年龄是37岁,中举人的平均年龄是30岁左右。即便是那些进士,也要经过20多年的读书应试岁月。在漫长的读书生涯里,一次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情景每隔三年就要重演一次,它给个人、家庭带来的压力和负担不可小视。

参加科举的绝大多数人,必须饱尝屡试不中的痛苦,每天在失意中怏怏不乐,感受人生的灰暗。

出路在哪?

宋代以来,广开科举。到明朝前期的公元1400年,估计在大约6500万人口中有3万生员,几乎每2200人中就有一名生员。清朝中期的1800年,在1.5亿总人口中约有50万生员,也就是说每300人中就有一名生员。即便生员的占比有大幅提升,但在僧多肉少的情况下,想要获得一官半职简直难如登天。

虽然有志于功名的人,大都是富人,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士子的进取心会慢慢消磨,脑力和体力也会逐渐退化,加上双亲渐老、家境中落,朝廷的补贴并不能弥补举业的开支,富人家里也没有余粮了,生存的压力自然浮现出来。忙活了大半生的读书人,就要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有的人即使沮丧,也抱着当官的志向,依然谋划着卷土重来,他们的选择是终老考场。有的人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不幸,就此弃举,另谋出路。他们或作幕僚,或从事私塾教育,或务农、经商,最终还是融入进社会的下层

大部分举子是去做塾师,以教授童蒙为业。《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便是一位久困科场的士子,他已经60多岁了,苦读了几十年书,一无所成。考到胡子都花白了,连秀才都不曾做得一个,为了生活,只好到薛家集去当私塾教师。同样出名的还有《水浒传》里的吴用,《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对于落魄失意之人,以笔为耕,开垦几亩砚田,也算是旱涝保收。

士子们在无望为官家服务的境况下,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受雇于私人,做他人的幕宾。他们常常要处理刑名、钱谷、账房等具体事务,具有比较专业的技能。可是,此类的营生因为常常要和钱打交道,一般被视为好逸恶劳、不安贫乐道的产物,容易坏人心,因此幕宾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

不过做幕宾要比当教书先生好些。如果做得好,配合时代机运,依然还有向上爬的机会。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是崛起于幕府。绍兴师爷也遍布“天下衙门”,成为地方的一大势力。

绍兴师爷。图源/影视剧照

在生活面前,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姿态。如果说做官是读书人的正路,学术是读书人的追求,那么,在仕进无门的士子眼中,三教九流虽是“斯文扫地”的岔路,却也是人生的出路。行医、帮闲、算命、胥吏、账房、卖字卖画,各种极具烟火气的行业接纳着无法上进的士人,读书人的分化也更加严重。

所谓士,已经无法成为一个阶层了。

当然,有的士人既有才华又有野心,却因为科举被阻拦在仕途之外,他们从失望走向绝望,从绝望走向反抗。这类科场落第者,或贩卖私盐,或参加 “邪教”,或揭竿而起,成为社会的反动者。

最有名的就是唐末的黄巢。他在饱尝科场失意的痛楚后写了 《赋菊》诗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最终竖起了起义大旗。黄巢的起义军中收容了不少失意的士人,他们替起义军起草了一篇檄文,指责朝廷的黑暗,特别是为失意的士人鸣不平,指控科举压抑人才。

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早年为广东花县童生,屡试不第,于是气愤不平,高吟反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 飞腾六合定乾坤。”并大声喊出: “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 ”在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中,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以及末期的干王洪仁玕,均为科场失意者。

作为科举反叛者的洪秀全,还是没有走出历史的循环。图源/影视剧照

科举,既是他们心中永远抹不掉的痛苦,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结。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立即大开文武科取士。即便他们说要革除科举弊端,敲碎了原来的构造,实际上也只是拿起那些碎石,照着原来的样子,重新修了一把向上的梯子。一把陈旧又崭新的梯子,正如科举制一千三百年僵而不死。

这把梯子最大的问题恐怕并不是它的质量,而是这世上只有科举这一把梯子。通过读书,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机会也向社会大部分人开放,各阶层的人可以通过梯子上下流动。可是科举之外呢?所有人全都禁锢在底层,不能稍有逾越,想要走动,依然必须爬到这把梯子上去。

不读圣贤书,就没有前途;不学八股文,就没有未来。当这种中第当官的制度成为社会唯一的高价值之后,再宽阔的大门也会变得狭窄。这样的社会,永远只会诞生两种人:少部分的天之骄子,以及绝大多数的社会弃儿。


参考文献:

宫崎市定:《科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陈宝良:《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祝尚书:《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文史哲》,2004年第2期。

杨念群:《痛打“时文鬼”——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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