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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8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商圈，小李在售卖糖果。此前她在一家教培机构做课程顾问销售，今年9月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辞职后，她做起了后备厢摆摊的生意，每周五和周末开车出摊，每次营收500元到1000元不等。
这个夏天，“后备厢经济”成为社交网络里的关键词。 高亮LED补光灯、黄粉色交织的氛围装饰光条、精致的金属反光器皿、外放着歌曲的音响、潮流的销售推广标语，共同组成了人们对后备厢摊位的第一印象。 夜幕降临，在北京的一些人流聚集地、商圈甚至住宅小区的停车场，无论是“身价”数百万的豪车，还是普通家用小汽车，或是电动摩托车、三轮车，打开后备厢，一家家“店铺”便浓缩在其中。这里销售的产品，有不到十元的热门影视剧周边钥匙扣，也有二三十元的特调手工饮料，甚至还有价值数百万元的楼盘推广。 经营后备厢摊位的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中有因实体店经营不稳定，依靠后备厢售卖成本低、灵活性高等特点展开经营的店主夫妇；有正在寻找新工作机会，用后备厢摆摊短暂过渡的白领；有利用空余时间兼职，补贴家用的城市青年；也有追赶潮流，渴望获得新鲜生活体验的时尚男女。  9月11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东北五环外，一名顾客在后备厢摊主张鹏的摊位扫码购买袜子。他身后，堆满各种各样袜子的豪车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买袜子的、拍照的、聊天的顾客络绎不绝。据了解，“后备厢集市”（CarBootSale）可以追溯到1980年，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农场上出现了全球首个汽车后备厢集市，附近的车主开着车，带着衣服鞋帽、日用杂物、书籍等聚在集市交流、交易。 2016年10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加大旅游、文化等领域有效供给，实施乡村旅游“后备厢行动”，首次提出“后备厢经济”的概念。当时是指市民从城市开车到乡村去旅游，去时车的后备厢是空的，而在返程时里面装满当地特色产品的一种经济现象。 如今，“后备厢经济”承载的内容显然不止于此。有研究者认为，“后备厢经济”虽然与普通地摊看起来很像，但又有所不同——每一辆车的后备厢更像是一个浓缩版的商店，体现出的不仅仅是经济属性，更是摊主个人的兴趣和品味，还融合了社交、文化属性，与汽车文化、美食、夜生活、露营经济等新业态紧密相连。 白庆 33岁 广告制片人 9月8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商圈，白庆站在自己的后备厢摊位前，他的摊位主要售卖小零食和柠檬茶，渴了自己也会喝上几杯。在白庆看来，除了对外售卖，这些商品其实也是给自己和朋友准备的，平日里，工作繁忙的他和朋友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这个摊位如今成了他们聚会的好地方。  刘征 34岁 户外电源公司合伙人9月11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东北五环外，刘征坐在后备厢边弹吉他边唱歌。他是一家户外电源初创公司的合伙人，当天参加后备厢集市主要是为了进行品牌推广，同时也希望了解一些汽车后备厢摊主对户外电源的需求。  徐云辉 31岁 兼职摊主9月8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商圈，徐云辉在自己的摊位前。他此前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店铺陈列设计工作，8月上旬开始尝试后备箱摆摊。每次出摊，他都会根据场地售卖不同的货品，写字楼白领比较多，他就会卖蛋糕和零食，商圈年轻人和小朋友比较多，他会选择卖玩具和影视剧周边。他觉得，后备厢摆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大量时间要用在找渠道、选品、盘库存等一系列的事情上。9月11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东北五环外，周依诺在自己经营的汽车后备厢咖啡摊前。她目前在经营一家小型影视公司，但受到疫情的影响，收入并不稳定，便考虑尝试后备厢摆摊，把工作和爱好结合，既可以实现“咖啡自由”，也可以增加一部分收入。 魏英浩 25岁 工艺品店员工
9月15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商圈，魏英浩在自己经营的宠物芦丁鸡摊前。此前，他就因为在网上购买了芦丁鸡作为自己的宠物，8月中旬开始准备在后备厢市集售卖鸡仔，目前已经养了一百多只。魏英浩觉得，除了赚钱，在后备厢集市摆摊也可以帮助性格内向的自己锻炼与他人沟通的能力。9月18日晚10时，北京市通州区东五环外，张志宇收拾完摆摊的东西后准备骑电动车回家。他2015年从黑龙江来到北京，为了拓展销售渠道，张志宇会帮开花店的妻子到后备厢集市卖鲜花，周末平均每天有1000元左右的营业额。张志宇选择了用电动车“出摊”，一方面是由于汽车摇到车牌比较难，另一方面是鲜花的体量较小，电动车就足够携带。在他看来，来集市卖货可以增加收入，也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9月18日晚11时，北京市通州区东五环外，临近收摊，王阳坐在自己花2000多元收购的二手快递车上试玩泡泡机。王阳的本职工作时间灵活，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朋友在做后备厢摆摊后，他便也跟着一块儿来试试。王阳的摊位售卖蛋包肠和泡泡机，蛋包肠是自己小时候就喜欢吃的，而泡泡机，是他之前就特别想拥有的。在售卖这些商品的同时，他也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摆摊这些天，王阳与附近的许多摊主成了朋友，大家年龄差距不大，家庭和工作上的喜怒哀乐都会成为聊天的内容，在王阳看来，这也是他在后备厢摆摊最大的收获之一。9月18日晚10时，北京市通州区东五环外，田田（右一）在调制饮品。结束了上一份游乐场场地运营的工作后，今年夏天，她和朋友辗转于北京的各大集市活动，经营特调饮品摊位。田田说，他们的产品单价在28到39元，客人主要是00后。田田和集市上认识的一些年轻人也在筹划组成自己的品牌，形成IP，参与到更多商业的合作中。她说，自己目前不打算去企业上班了，后备厢摆摊比较自由，“去哪儿和时间都可以自己说了算”。
9月18日晚12时，北京市通州区东五环外，吕斌斌和妻子在房车处摆摊。建筑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做过企业管理咨询，也做互联网软件开发。后来，他逐渐萌生了自己开店的想法，最终选择了在无需租金成本的房车中经营冰淇淋店。这辆经过改造的房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陪着他走过了许多城市，那些曾经只在商务出差中短暂到访过的地方，如今他可以用一半时间去观光，一半时间卖冰淇淋贴补日常基本开销。9月15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商圈，唐金嶙在整理后备厢中的T恤。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他经营着的家族印刷厂在几年里由700多平米厂房、每天上万订单，到现在200多平的厂房、仅有3名员工、订单寥寥。这个夏天，后备厢集市火热，他准备尝试一下，同时也为自家品牌做推广。
9月18日晚，北京市通州区东五环外，石飞在自己的摊位前打台球。1994年出生的他从山东来北京打工已经8年，白天送货，晚上做后备厢摊位的生意。9月11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东北五环外，后备厢市集上展示的楼盘销售广告。9月18日晚，北京市通州区东五环外，95后摊主小王在他的游戏摊位前。在小王和女友看来，“出摊”是很有趣的事情，不一定能赚到太多钱，但可以让时间变得更加有意义，不然回到家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玩手机。编辑｜孔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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