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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淄川双杨镇月庄村东高氏墓园的墓前神道两旁有一对石马和石虎，那可是妥妥的明代文物。为什么高汝登作为一介平民在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封建社会却能在墓前立有石像生呢？我们就来聊一下高汝登的故事。
沿村东的孝妇河沿河路来到高氏祖茔前。门前的台阶下左右两侧有一对石狮子，在东侧石狮旁还有两通石碑，分别是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汝登墓。这高汝登墓是在2006年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保单位的。踏上数级台阶，在墓园前的小月台上是一座冲天式石牌坊，也就是墓园的棂星门，当然这个是后人重修的，原牌坊已经毁了。在石碑坊的东边是一些石碑，多数为重修捐资功德碑，其中有几块古碑，是由他处移来的高氏族人的墓碑。
牌坊主要是旌表着墓主人功德和业绩，是墓葬的显要标志。在一些朝廷重臣的墓园前的牌坊，还起到下马碑的作用，一般官吏来到或路过墓园，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还有一点就是，有人说建于墓园前的牌坊，不要走中间的门，那是留给死人的灵柩或牌位的。这个碑坊两边的侧门被这石狮子挡住了，我们没办法，只能从中间穿过。穿过的石牌坊就是墓园的神道了，神道两旁首先看到一对神道望柱，也称为华表，当然这是后人重新立的。华表后就是一对石虎和石马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文物了。
据前墓园旁《宝马铭》石碑介绍，石像生立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是万历皇帝为月庄高氏七世祖高汝登所立，距今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儿咱先说一下这石像生的设置和使用。在古代历朝历代对官员墓葬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从墓葬的坟丘高低、墓前石像生的设置、甚至到植树的种类和数量等等，都体现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人百姓，不得“僭越”，否则，轻则对死去的人“暴尸”，重则诛杀活着的人。查阅了一下明代官员墓葬的等级制度，对石像生的使用规定。《明会典》中记载：“公侯和一品、二品官置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两件；三品置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马各两件；四品置石望柱、石虎、石马各两件，五品置石望柱、石马、石羊各两件；六品以下不准设置石像生”。也就是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使用石虎、石马。我们看到在高汝登墓园有石虎、石马的石像生，应该还有石望柱，估计是毁坏或丢失了。从这些来看，这起码是四品官员的规制。但实际上，据史料记载高汝登生前并未为官，只是乡绅，一介平民，为什么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能享受到这样高规格的待遇呢？这就得从高汝登和他的儿子说起。
高汝登(1525～1605)字自卑，号柳溪，月庄人。因其儿子高举任监察御史、浙江巡抚，而被朝廷追封为河南道监察御史，赠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世称高封公。高汝登是淄川高氏家族第七代。他的始祖讳全，就是高全。明初自蒙阴（今属临沂市）狗跑泉村（今沂源南麻镇沟泉村）迁于淄川城北魏家庄（后改月庄）。据乾隆四十一年《淄川县志》载：“高汝登墓，谕葬在高全墓之东北半里许。高全墓在县北二十里月庄，明时为风土所封，并其子彦详冢合而为一，高数丈，广数亩。人以为与全淄邑高氏始祖也。”高汝登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品德高尚，勤劳善良的人，据《处士仰黉公高冔[xǔ]墓碑铭》记载：“处士勤奋，孺人也愈加勤奋；处士善良，孺人也愈加善良；处士爱戴亲友，被后人所敬仰。”
高汝登从小就深受父母亲的影响，养成了勤俭持家，助人为乐的好思想。乾隆四十一年《淄川县志》载：“高汝登，孳孳善士、坦坦幽人，有冲和恬淡之风着，孝友睦邻之行德。”“公生而聪颖嗜学、亲仁好施、温恭长者也。有田4千亩，尽佐施予而家鲜擔储，修学宫殿庑，首任其难者，修五里桥、灵虹桥栏，再易不恡。”《高氏家模》也记载着许多柳溪公好义乐施的动人故事。高汝登一生好义乐施，修河桥、办学馆、恤孤寡、助婚葬，整修杨寨塔，数次捐资毫不吝啬，不可枚举。又曾数次灾年开仓放粮，取粮者如市。嘉靖四十五年(1566)淄川大歉年，斗米需银二钱，他与其父母召乡闾食其家，无偿散发粮食于乡人，“前来受施者，绵延数里”，如此数天，救活千余人。万历年间，淄川连年大旱，他先后两次赈济饥民。高汝登不仅自己养成了勤俭持家，助人为乐的好思想，而且对其后代的也是悉心培育。自此高门科甲相第，群英鹊起，家道更是进入淄川高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四个儿子都勤奋好学，特别二子高举，在明万历八年（1580）高中进士，官至浙江巡抚，为官清廉，以德于民。民赞曰“中承公（即高举）有文武略，建节两浙去后悠羊社之思。”其孙所蕴、所研，皆由皇帝诰命貤[yí]赠宗丞，其玄孙高玮、高珩先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同中举人，高玮更是乡举夺魁，高中解元。而后高珩、高玮分别在崇祯十六年(1643)和顺治三年（1646）又双双考中进士。这便是淄川高氏一族中流传的“一科两个举，一门三进士”美誉。
据乾隆四十一年《淄川县志》记载：“高汝登八十岁无疾而终。”据说当时五百里内皆罢市哀悼，而万历皇帝感其德义高卓，其子又在朝为官、国之重臣，所以父以子贵，高汝登被皇帝追赠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赐御葬。同时命能工巧匠雕刻石马、石虎、华表、圣旨碑各一对，作为仪仗，立于墓道两侧。但是啊，在查阅相关资料文献时，有人对这个石像生所立时间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有资料记载，甲辰（1604年）高汝登去世时他的儿子高举官居大理寺丞，是正五品；戊申（1608年）升大理寺少卿，己酉（1609年）任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同年又升任巡抚浙江。父以子贵，高汝登被追赠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只是按照惯例，追赠的官品应该不会高于是时的，1604年高举还仅仅是正五品，正四品还是几年以后的事，所以这石像生的具体年代应该不是《宝马铭》所说的1605年，而应该是1609年之后的事。关于这石像生的年代暂且不表，但这石马乃皇帝所赐，自然来头不小。所以从石马“出道”的那一刻起，就为以后的传奇埋下了伏笔。那么这石马石虎又有怎么的传奇经历呢，咱们下期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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