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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20日11点左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侦处接到了一个报案：在红雁池水库发现了一具女尸。 刑侦处处长黄亚波立即率一大队及刑科人员迅速前往红雁池。 荒凉空阔的红雁池水库寒风漂流，因入冬水位下降了许多，一干人马沿着水坝高低不平的坡坎下到有水处，就见到了那浸泡在水中的女尸。这不是一具完整的女尸，准确地说仅有一个干，头和四肢均无。 黄亚波在现场仔细勘查后已意识到此案“来者不善”，但他没有想到，随后的十天里，他和一大队竟与“碎尸”有了缘。 从20日到29日整整九天时间，刑警们围着那具无头女尸白天黑夜连轴转，却少有收获，正急得上火时，30日上午在市司法学校附近的污水沟里发现了三条人腿和三条胳膊。还没喘过气来，下午又在红雁池水库发现一具同女尸形状一样的男尸。 经法医鉴定：市司法学校污水池中的胳膊、腿同红雁池水库的男女尸体对上了号。 这样一来，仅十天一女一男两条性命的碎尸案就摊在了刑侦处一大队面前，当然，更摊在了处长黄亚波面前。 碎尸案本身就够扑朔迷离的了，再加上市民们“口头文学”的渲染，社会上已经纷纷扬扬出现好几个“版本”了。 碎尸案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尽快寻找身源，两条性命就得找出两个身源。寻找，这两个字说出来只须嘴唇轻轻一碰，可要在乌鲁木齐这个近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寻找，无疑是大海捞针。即便就是大海捞针，那也得捞，这是刑警的天职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元月6日，案情有了转机。那天傍晚，刑警许晓光、克里木、马伟和刘仁源来到新民路一所住宅，将正在给儿子辅导功课的李宏带到了刑侦处。李宏面对讯问他的警官许晓光、马伟，回答问题前后矛盾，漏洞不少，却一口咬定他的大舅子王科及女友朱海玲到口岸包大工程去了。许晓光在检查李宏的衣服口袋时，发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这越发使许警官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当晚23点，许晓光、刘仁源同刑科所的刑技人员在李宏住所的地面、卫生间、柜子、床上及他的出租车上提取了血迹，经化验是人血，而且恰与红雁池水库的男女尸体属相同血迹。 这一证据十分有力。7日凌晨2点30分对李宏开始正式审讯。李宏东拉西扯不交代，可他挡不住证据在手的许晓光强大的攻势，终于吞吞吐吐地交代了作案动机。 8日凌晨3点20分，李宏开始交代他作案的全部过程，5点30分审讯结束。 将近50天的“11·20”碎尸案终于结案了，那一男一女的碎尸案正是李宏所为。这起案件的侦破，可以说是集体的智慧。 交代完后，李宏脸上的表情平静，语调也很平和，讲话有条有理。如果不是听了他的口供，是绝对不会将那两具尸首同他连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会那么残忍地做出那么没有人性的事？从人性到兽性的嬗变，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这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呢？ 为了叙述方便，我用了李宏本人的话叙述，当然，李宏的话是断断续续的，为了能让读者看明白，我将他的话前后顺序作了调整。 我杀的人叫王科和朱海玲。 王科是我妻子的哥哥，朱海玲是王科才谈上的对象。王科以前在兵团电视中心工作，后来“下海”做装修生意。 前几年，我同王科的关系还可以，他有困难我诚心诚意地帮过他，对他忠心耿耿；我们家有困难时他也帮助过我们，我们单位盖集资房，他就给我们借过钱。 我杀他不单纯是为了钱。在我开出租车的时候，曾几次拉过携带巨款的乘客，有的多达几十万，如果我真那么贪财我完全可以在出租车上作案。说起来，我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以前，王科在库尔勒包了一个工程，我请了长假去帮他干活，一干就是近两个月，就为这单位扣了我的工资，取消了我调工资的机会，而且还要将我除名。为了公职，我只好回单位，临走时王科给了我五百元。这五百元除去单位扣掉的工资，我只落下二百多元，而且两级工资也没调上。我当时很不高兴，觉得他太亏我了。可过了几天也就不生气了，我们毕竟是亲戚。后来他在吐鲁番搞工程，让我帮他做一个大门。这个大门如果让别人做得花一万多元。我叫了几个朋友，三天三夜没合眼硬是赶了出来，门做好后，王科才给了我一千元。帮忙的朋友中有一个要结婚，我给了他五百元，又用三百元请帮忙的朋友吃了一顿，只剩二百元，这二百元怎么给帮忙的朋友分？这真让我气得不行，但也是生了几天气后就算了。 这次杀王科，是我肚里有气，这气压了我快两年了。 事情的起因是两年前我俩合伙买了一辆出租车，王科出大头，前后出了近11万元，主要用来买汽车；我出了36000元买“营运证”。因我们单位效益不好，每月只能发400多元工资，这3万多元是我东凑西借的。其中还有我母亲的钱，有我个人的一点私房钱，大部分都是借的高利贷，每月利息就得付600多元。当时，我和王科订了个口头协议：挣钱先还我的借款，再还他的钱，再有利润两人平分。 开始出租车由我开，但每天挣的钱全部上交王科。跑了半年后，王科说我的技术不高不让我开了，我很生气，坚持要开，但王科说，要开可以，得押上3万元才行。他的理由是我开车技术不好，把车撞了。车是撞了，但我都修好了，并没花他的钱。因为我没有3万元押金，王科就雇了司机开，钱全部上交给他。这就让我更生气。出租车开了这么长时间，他一分钱也没给我。原来，我还不想要回本钱，但他这么对待我，使我产生了要回本钱、不再和他合作的念头。 后来，我以修车为理由扣下了这车，让他给我钱。可他通过他的朋友将车拿走了，这样，他才同意让我夜间开车，但挣的钱还得上交给他。 这样过了一年多，他仍没给我分过一分钱，可我借钱的债主却不断地到我家或单位找我要钱，逼得我焦头烂额。我的母亲也去找王科要过钱，王科都没有给。这样，我投的36000元快两年了一分也没收回来。如果出租车不挣钱也就算了，其实是挣了钱的，而王科就是不给我，他自己却买了大彩电、大金戒指，换了高档手机和BP机。这就使我一想起来就气得不行。 1996年，我妻子因讨债的人逼得我们没办法了，向王科要钱，王科不给，结果兄妹俩大吵起来。尽管当时我没吭声，但我已气得浑身发抖。从他家出来后，我就对妻子说：“我恨不得杀了他！” 李宏35岁，初中毕业后上了技工学校，在单位和家里都以手巧能干而出名，而且对家电修理和烹饪几乎是无师自通，因游泳和踢足球都棒，身体也挺结实。凭他的技术和身体干什么不行？咋就挣不来这3万多元，偏偏走上了一条泯灭人性的道路。金钱呀，你真是个魔鬼，你既能让人上天堂，也能让人下地狱。 李宏继续他的自述： 这边王科拖着不给钱，那边我经常被债主逼得无处藏身。我也是个男子汉，天天让人指着脸要钱，实在受不了。后来，我多次和王科商量把出租车卖掉各拿回各的钱，他也同意了。 11月16日这天，我按和王科约定的日子到他的房子去商量卖车的事。11点我到了王科家，他刚起床，我发现司机已经把车开出去了，我当时就产生了我被王科耍了的念头。因为说好是我们一块去卖车的。我心里有点火了，就问他为什么要哄我自来一趟。 王科漫不经心地说，车卖掉你也拿不回你投进的钱。 我忍住气说，这两年挣的钱呢？ 王科说，挣的钱我全开销了，我是老板，你是马仔。 一听这话，勾起了这两年我为这车所受的种种窝囊气，怒火一下子窜了起来，大声说，我不是你的马仔，我们是合伙人。 王科说，车本来可以卖掉，但你开车时把车碰了两次，就要算到你身上，扣你的钱。 我说，保险公司已经赔了，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 这时，已经快12点了，我掏出本子和他算账。近两年时间这车已挣了6万多，扣去各种费用，纯利润应该有2万多呢，怎么着也应该分我一点。 王科不认账，说，哪会有那么多钱呢？ 我说，车卖不卖我不管了，利息我也不要了，只要把本钱还给我就行了。我已彻底心凉了，不想再和他合作下去了。可他却说，不管车怎么样，反正你的钱是赔了。 我反问，难道这几年我的力白出了！ 王科说，你夜间开车不是已经挣了吗？这就是你的钱，你已经拿走了。 他的话气得我直发抖。夜间开车挣的钱我除了加油、吃饭外，都交给了他，想不到他这样不讲理。我生气地说，今天你无论如何要还我本钱。 王科说，我要还不了呢？你走吧。 憋在胸膛的火一下子窜上了脑门，我几乎用发抖的声音说，你说的这是真话吗？你可别后悔。 他说，我不后悔，你能把我咋样！ 我的全身仿佛都起火了，大脑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杀了他！ 这时，王科转身去洗脸刷牙。洗漱完毕后我恨恨地问：你对你刚才说的话真不后悔吗?？他仍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我不后悔。这时，我已看见他家柜子上有一把刀子，就用左手——我是左撇子——拿起刀子朝他身上刺了三刀。我懂一些人体结构，刺的时候也掌握了分寸，没有刺到要害处，而且出手很快。我本意是要吓唬他一下，好叫他松个口给我写个欠条也行。因为前一天，我对妻子说过，王科不给钱，我就抱走他的彩电拿走他的手机。我妻子说，让他打个欠条也行，但不知他肯不肯打？ 由于我出手快，王科还没啥反应，他那天穿着羊毛衫和衬衣，他还问我，你干啥？看他不感到疼痛我也很奇怪，因为看电视上只一刀人就不行了。当时我也有过送他去医院的想法。一会儿王科感到了什么，低头看到羊毛衫上往外渗血，他说，你捅了我！又朝里屋喊，小朱，快来救我！ 朱海玲从里屋出来，王科叫她快送他到医院。我拦住朱海玲对王科说，你打个欠条我就送你到医院。我还提示他，你不想活了吗？王科没理我，对朱海玲说，快送我到医院！又对我说，你会后悔的。这时，我看他已不舒服了，头上开始出虚汗，我就说，你还有救，打个欠条我就送你到医院。 王科说，我不欠你的钱！又对朱海玲说，你下去叫人。我不让她下去，她看着我手里的刀不敢走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王科还这么不讲理，气得我不顾一切地对准他的心脏捅了一刀，他深深喘了几口气就死了。临死前，他还对我说，你会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大不了我陪你一起去死。记得从捅第一刀到最后这一刀，中间大约有十几分钟，如送医院也许能把他救过来，可他就是宁死不给我还钱，连欠条也不肯打，逼得我只想杀死他了。 王科一死，朱海玲吓得脸都变色了，我对她说，和你没关系，你能不能保持沉默？朱海玲说了许多保证沉默的话，但我还是不放心她。当时，我曾想把王科的尸体找个地方藏起来，公安人员来了我不承认，可又一想朱海玲就是见证人，而且我看得出她急欲脱身跑掉。我越想越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她的脖子拧断了，尽管她给我下跪求我不要杀她。 看着两个大活人变成了尸体，我也瘫在了地上，第一个想法是我也不活了。我在地上呆坐了几个小时才清醒过来，当时也曾想过投案自首，但又一想自首也是个死，两条人命呀，一个还是无辜的，干脆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1月18日凌晨我开始抛尸。先将王科的无头尸体抛到红雁池，20日凌晨又抛出朱海玲的尸体，然后又将胳膊腿抛进污水沟。他俩的头我弄碎后扔到垃圾堆了。抛尸时我是搭出租车，司机问我拿的啥，我说给餐厅买的肉。 从11月16日起我就对妻子说，我要夜间开出租车不回家住了，其实是为了处理尸体，也是怕她知道了受不了，杀的毕竟是她亲哥哥呀！妻子始终没怀疑我。后来，朱海玲的弟弟和介绍人到我家找过朱海玲，我都用谎话骗过去了。我还专门到朱海玲的父母家，对她母亲说朱海玲和王科到口岸包了个大工程。朱家人不相信，说，朱海玲啥也不会，搞什么大工程。而我把王科的传呼机、手机拿上为的是造成一个假象，好像两个人还没死，而是到口岸去了。 过了几天，我妻子说，我哥他们既然到口岸去了，咱们就住他的房子，孩子上学还近些。我硬着头皮答应了。可因为里屋的床上放过尸体，我心里不是滋味，就天天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常常呆望着房顶想，我虽然骗了那么多人，但谎话编得不圆，漏洞太多了。那些日子我是惶惶不可终日呀，我度日如年呀！特别是他俩的尸体被发现后，我就想过一天算一天吧，公安局找上门来算我倒霉，找不上算我幸运。 我也曾计划过逃跑，跑得无影无踪，让公安局永远找不到。可是我没有钱，如果那段日子车卖掉了我也早跑了。也计划过让妻子儿子到内陆探亲后，我也跟着走掉，到内陆一个庙里当和尚皈依佛门。 今年元月6日，公安人员出现在我家，我就知道我的末日到了…… 李宏并不是蓄谋杀人，可为什么走上了杀人碎尸这条犯罪的道路呢？ 通过我们对案件的调查和李宏对自己犯罪过程的供述，来分析李宏的犯罪心理的形成，有它特定的因素。这在犯罪心理学理论中，属“变态人格”之一种。 李宏犯罪心理的形成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他和受害人王科的矛盾于两年前他们合伙做生意时便开始了。在这期间，随着生意的延续，矛盾进一步加深，李宏的人格发展进一步偏离正常。同时，社会环境的压力：借父母、朋友的钱不能如期偿还，都导致加深偏离的程度。 种种因素使李宏终于在11月16日和王科矛盾再次暴露激化时，将王科及其未婚妻朱海玲杀害。据李宏回忆说，当他持刀将王科刺倒的刹那间，他后悔了，只要有人劝说一句，他会放弃。正如犯罪心理学所确认的“变态人格”的特点是：有自知力，并因此而痛悔。 李宏的犯罪心理形成过程，并非是不能矫正的，如果他和王科在交往过程中，有人在其情绪爆发时加以劝阻、引导，让其正确对待所发生的矛盾，就有可能避免这场悲剧。当然，李宏如果有法制观念和一定的理智，这个悲剧也是不会发生的。 在这起案件中，处境最难最痛苦的恐怕就是李宏的妻子了。丈夫是作案嫌疑人，被害人又是自己的亲哥哥，而她对这桩案件又是一无所知。你说，这个女人面临着什么处境？ 这真是个不幸的女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她该怎么办呢？ 仅从案件本身来说，1997年“11·20”碎尸案可以说画上句号了。可案件以外呢？后悔、痛苦、悲伤都是不可避免的。 金钱就这么重要吗？它竟能使人为它将人性丧尽吗？确实，在如今市场经济的社会里，金钱似乎是离不开的东西，难道有了它就有了一切，包括生命、亲情、幸福吗？李宏本可以运用法律武器，最终要回他的本钱，但他却最终悍然犯下了弥天大罪，他个人为此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又给活着的人们留下无尽的哀痛和难解的纠纷。 通过此案，给活着的人们留下的教训可以说是太深刻了，特别是在如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怎样做人，怎样对待人生、法律和金钱，这都是每一个人不可回避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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