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0年代，地下党在台湾会被迅速清洗

1993年5月，台北六张犁公墓的一位捡骨师，偶然在一块破旧的碑石上看到“徐庆兰”三个字。他想起自己认识的一位老妇，一直在寻找哥哥的墓，她哥哥正是姓徐，但名字自己却不记得了。

捡骨师把墓碑的事告诉了老妇，没过多久她就带着一把除草的镰刀，跟着捡骨师来到现场。除去野草、清洗了字迹模糊的墓碑后，老妇人痛哭失声：“找了那么多年，终于给我发现了。我爹娘交代几十年了，现在才给我发现。”

这块墓碑下埋葬的，正是她苦寻40年的哥哥徐庆兰。徐庆兰是台湾苗栗铜锣人，中共地下党党员，1952年被捕遇难。

50年代早期，大量在台湾潜伏的地下党员被捕。他们中比较重要的干部全被关进大牢，其中很多人随后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另一些犯人则送去绿岛，在孤岛上关押了十几年后才被释放。

地下党员被枪决后，遗体通常都由家属领回，但也有不少人的尸骨下落不明，徐庆兰就是其中之一。

1952年兄妹二人双双被捕，不久哥哥被枪杀，妹妹也坐了10年牢。

出狱后妹妹一直找不到工作，因为所有公司的老板都怕惹麻烦，不敢收留，她只能四处打零工为生。偶尔回到老家铜锣，父母都要再三嘱咐，让她一定在台北找到哥哥的墓。

后来的日子里，只要一有空，妹妹就会骑着脚踏车到台北的公墓去寻找。就这样几十年过去，年轻的妹妹也变成一位老人，但哥哥的墓却始终没找到。

1974年和1976年，兄妹的父母双双过世，临终仍然在惦记这件事，反复叮咛不要忘了找到哥哥。

1993年5月的这一天，徐庆兰的墓碑终于被捡骨师偶然发现。

在哥哥的墓旁，妹妹发现还有一些类似的碑石，于是她一个一个找下去，竟然数出了37个形状一样的墓碑。

很显然，这里埋葬的都是在当年那场腥风血雨中被杀害的“犯人”。他们是让家属牵肠挂肚的亲人，如今已经在野草下静静躺了近半个世纪。

老妇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当年曾和她一同关押的狱友林丽锋。林现在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

随后在“互助会”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当年埋葬这些犯人的老者，然后又顺着老者的指引，找到了另外两个埋葬被枪决犯人的坟地。

经过清点，“互助会”一共发现163座墓冢。

一切调查清楚后，“互助会”对外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这样有一段话：

“这些被屠杀的尸首，或因来自外省，在台湾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敢于认领；或虽是本省人，但因家贫无力支付狱卒高额赎尸费，或是因家人极端恐惧不敢认领。最终，都由国府当局交由殡仪馆草草掩埋于公墓之一隅。”

“这一时代的暴力，逮捕、拷讯的历史，遭湮灭长达40余年。这些扑倒于白色恐怖刑场上，不分本省，外省的青年俊秀，是我们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光荣传统的一部分。他们虽已身死骨枯，但这伟大之传统，不可泯灭、不容篡夺。”

这些墓地的发现，在当年震撼了整个台湾。

一时间，从各地赶来的家属纷纷前来认碑，现场哭声震天。50年前的那场噩梦，仿佛被忽然被唤醒。失踪的亲人终于回到了家人身旁，尽管他们早已化为白骨。

关于50年代国民党大肆屠杀异见人士的事实，台湾历史界还挖掘出了其他的资料。其中包括一些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照片和原始档案。

台湾学者徐宗懋在档案室的角落，发现了一包照片，打开后让他大吃一惊。这些照片正是学界一度以为也许不存在的，枪杀政治犯的现场记录。

其中就有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职员严惠先被押赴刑场枪决的照片。

照片中，刘、严二人临刑前写下遗嘱，并饮下烈酒，徐宗懋先生认为是被强灌。此外还有地下党员朱谌之临刑前的照片，她是因吴石案而被捕。

吴石是被杀害的官阶最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捕前是国防部参谋次长。

在所有档案中，原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内负责抓人的古少文少将， 在蒋经国死后公开的绝密资料最有价值。

在这些绝密档案中，有保密局对地下党员朱谌之被捕后的文字记录，其中有个细节：朱谌之在被捕后，曾经试图吞金自杀，但未遂。

保密局在记录中这样写道：“为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几十年过后，因为有了照片、文字和当事人亲历，这段历史在台湾历史学者的努力下，已经越来越清晰。

回首往事，台湾学者徐宗懋这样评价：“虽然内战已经告一段落，但腥风血雨的余威，却仍然清洗着中国人的土地家园。”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一向以生命力顽强而著称的地下党，为何仅仅几年就在台湾销声匿迹，从组织层面被彻底破坏？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固然重要，但这只是手段，并不是深层、更不是主要原因。毕竟白色恐怖1927年之后就多次实施，并非每次都能达到目的。

几十年后，我们再次回首梳理史料，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些因果关系。

当局为招降山区隐匿的干部发布的宣传照

首先，蒋介石败逃台湾后，需要应付的盘面小了很多，所谓“船小好调头”，统治效率反而大幅提升。

大溃退完全粉碎了旧有官僚框架，重新洗牌后，政令更加通畅。

其次，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的不乏各界精英，这些人贡献颇多。

赴台人员中精英人士占比很高，从行政到文化、科学界都是如此。这些人为蒋介石重新建立统治权威，或主观、或客观都出力不少。相比溃退前的腐朽官僚体系，在台湾的新秩序从某种程度来看，要更健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蒋家父子吸取了教训。

他们从对手身上学习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造社会的办法，影响最大的是“土地改革”。

蒋介石到台湾后，用强迫赎买的办法，从大地主手里强行收回大量土地，之后国府把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广大佃农，迅速取得农民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稳定了社会基本盘。

利用带到台湾的大量资金和日本人留下的基础设施，蒋还迅速恢复了日据时期的蔗糖和香蕉产业，竟然能够出口并换取外汇补贴财政。

一时间，地下党在台湾迅速失去了生存土壤。

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政治来改变现状。相反，他们怕惹麻烦，安于眼前利益。村民们开始要求干部离开自己的村子。很多干部被捕前都在深山老林断粮很久，只能靠偷吃农民的红薯为生，最后走投无路被迫下山投降。

此外，蒋经国用从苏联学到的政工手段大搞特务统治，牢牢控制了军队和官僚。这种做法虽为人所不齿，但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就稳定了军政体系。

简单总结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了蒋氏父子喘息之机，他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1953年，副总统尼克松以特使身份访问台湾

蒋不但肃清了渗透进台湾的反对势力，还稳定了经济、建立了一套高效运转的统治机器。至于我们一直以为的“美国始终对蒋大力扶持”，其实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至少在1949-1953年之间并非如此。

1949年美国一直策划搞掉蒋介石，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此后美国忙于战争，对台湾权力走向无暇顾及，只是冷眼旁观，但一直没有放弃换掉蒋介石再重新扶植另一派（比如孙立人）的想法。

没想到，这次蒋介石表现出空前的执行力，他迅速击垮了各种反对力量，牢牢控制了台湾。美国这才不得不再次选择和蒋氏父子合作，此时已是1954年。

1954年，美国和蒋介石政府签署“共同防御协定”，双方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华府终于承认了蒋介石在台湾无可替代的统治地位，从此双方开始了一段即联合、又斗争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