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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6月17日，本平台刊发了我校2021年退休的张东瑛老师回忆文章《高中时，有幸遇到这三位班主任》。文章谈到了张老师在卫辉一中求学时的班主任赵根科等人的感人事迹。卫辉一中正是在一代代一中人守正创新、传薪续火中不断发展壮大。赵根科（1929～2017），河南长葛人，卫辉一中历史、政治教师，1989年退休。今天刊发其1987年写的自述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老一代一中人的高尚师德、敬业奉献。
1989年重阳节，赵根科老师（前排右三）和同事、学生合影 一 我于1954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专修科。一毕业就来到汲县一中，一直教高中。我十分热爱教育工作，不管是教课，还是做班级工作，都是全力以赴，以身作则，埋头苦干，精益求精。原先我既教历史又教政治。近年来，一直教政治。不管是教历史还是教政治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1986年考上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李贵学来信说:“我们的党史老师，讲到和哲学有联系的地方，我觉得他和您水平差多了。如果实行教师按本领教学，开展竞争，我觉得您一定有资格到大学里任教。”1987年考上中南政治学院的靖胜中来信说“现在的政治课，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我敢说，赵老师来这里讲课完全可以做教授。”当然，我不能根据学生的这些话，就认为自己比大学教授还高明，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的教学是有一定水平的，是受学生欢迎的。 我的教学成绩是显著的。1985--1986学年，我和刘付根书记、姚志泽组长执教三年级十个班的政治课。高考上线率最高的是我教的三（1）班66.6%，其次是我教的三（10）班46.7%。1986年期考全县统考，汲县一中（今卫辉一中）的成绩有的学科高于本县其它学校，有的略低于其它学校。我教的二年级政治成绩怎样呢?用教导主任徐梦东同志的话说是，“二年级的政治遥遥领先”。 作为一个老教师来说，在组里我是起到了骨干作用的，中青年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疑难问题，一般说都能给予圆满的的回答。开教学评议会时，对于历史课和政治课，我都能提出中肯的意见。李本甫同志原来是语文教师，讲得很不错。后改教政治，因政治理论基础较弱，时常向我请教。俺俩教同头课，每讲一课都认真研究，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两年以后，他便成为一个很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师了。 二 我从教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担任班主任。我在班级工作中，认真贯彻了“面向全体，全面负责'的原则。不仅管学习，管思想，而且管生活。1980年冬，我班学生付守利，因家中经济困难吃不饱饭，穿不上棉衣，夜里冻得睡不着，从而导致体质下降，学习退步。我发动全班学生自愿捐献现金、粮票和衣服，帮助付守利克服困难，搞好学习。不到一周就捐献现金40多元，粮票120多斤，衣服4件。王振华把自己的一条新被子借给他用。我还买了几斤棉花，动员班上女同学齐动手，给他套了一条新被子。这次活动是一次生动的集体主义教育课，一时传为美谈。后来我班团支部被团县委评为先进集体，我当选为县模范班主任。 1981年，在团支部的协助下，我带领全体同学进行多项义务劳动。我们清扫过大操场，大礼堂（兼饭厅），教工家属院；还粉刷了教室墙壁，受到领导的多次表扬和教工家属的好评。班上的农村同学，不管谁有了病，我都给他送药、送水、送饭。自己没做饭时，我是到老师伙上给他们买饭。1983年，痢疾流行，我班学生大部分被感染，凡是不能吃大伙饭的都请他们到我家去吃饭。不是我班的病号学生，也有数人在我那里吃饭。如黄殿成、赵俊香，我给他们熬了几十剂药，直到病愈。那时我的家还没搬来，老伴还没来，我也不大会做饭，前后约有40多人在我那里吃过病号饭。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很平凡的，但却使学生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转变后进生方面，我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刘文生是有名的“捣蛋鬼”，原来在一（6）班时，常常惹事。后来文、理分班时分到了我班，经过耐心教育大有特变，两年间没有发生违纪现象，学习成绩稳步上升，由后进达到中上水平。1982年春，我班团支部被县团委评为先进集体，得到了不少奖品。 三 我从教30多年，虽然刻苦钻研业务，但发表文章不多。原因有二：一是1958年错划为右派，从此教书生涯中断了20年。二是近年来由于大脑中的书写中枢神经发生故障，写字手发抖。回顾起来我的文章：一、《历史学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发表于1952年7月《河南教育月刊》。那时，我在开封教小学。二、《评中国古代史话》(李家骥著)，发表于《光明日报》1953年7月4日《图书评论》第七期。三、评《祖国的水利》(作者胡焕庸系复旦大学教授)，发表于中国地理学会主编的《地理知识》1954年第十一期。主要批判书中的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后来作者写了检讨文章，对我表示感谢。这两篇书评都是在河南师院学习时写的。为了参加市文教局组织的教育论文评奖活动，我一连写了三篇，即:《要完整准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教得活，才能用得活》《怎样讲清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已送市文教局教研室鉴定。 四 从教以来，我大部分时间是满量工作的，部分时间是超量工作。如1985年下半年，我每周教12节课，又担任班主任。上学年我每周教13节课、6节辅导课。本学期每周教18节课、4节辅导课。我今年58岁了，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教这么多课，汲县一中没有几个。 从1978年12月恢复工作到现在，9年来，我没有因事或因病请过一天假。每天早上学生起床，我起床；学生上操，我跑操；学生上早自习，我开始备课办公。晚上，学生睡了，我还工作到11点。节假日我也常常备课和学习，9年如一日。我的手不能用钢笔写字，勉强能用圆珠笔或毛笔，尽管如此，每学期根据教学的需要，我都要仿制或自己设计一二十幅大型图表以提高教学效果。我敢说，在汲县一中做到这一点的也没有几个。 我做的工作与党的要求和先进的同行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我从来没有偷过懒，干什么都是全力以赴。所以，当我回首往事时，总是感到踏实、欣慰。愿在有生之年，更加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以期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后代。 1987年10月18日
审核 | 吴 辉 供稿 | 冯 澎 编辑 | 冯 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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