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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正德年间，杭州艮山门一带出土了“体形硕大、规制甚异”的巨船，人们对此颇为费解：陆地上怎么会出现这这样一条形状奇怪、不能确定年代的大船？ 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给出答案的：古代杭州城北曾有一片巨大的水域，名叫“泛洋湖”或“陷洋湖”。但是后来逐渐缩小，到宋代时，已经缩小成“白洋池”了，其大概位置，《咸淳临安志》称“白洋池，在梅家桥东，周回三里”，那么应是在今天的杭高一带，中河以东、艮山门以南、仓河下以西、凤起路以北一带的区域。那艘巨船出土的位置，则应该是古代的“泛洋湖”底。
△宋版《咸淳临安志·京城图》东北角“白洋池”等地名。姜青青 复原图 有趣的是，这个位于杭州城北的大湖，别名却不是“北湖”，而是“南湖”。按照钟毓龙先生《说杭州》的观点，这片水域，是在吴越国王钱镠筑城后才一分为二的。留在城外的变成护城河，留在城内的，就是“白洋湖”，它在城墙以南，所以叫“南湖”。 宋代的“南湖”，曾有不下于西湖的秀美，人称“赛西湖”。南宋名臣张俊的孙子张镃,曾在南湖边住过。淳熙十二年（1185），他买下曹姓人家荒废的花圃,修葺整治后，重新命名为“桂隐”。曹氏故园中，原有古梅数十株，张镃重新整理成列后，又移植西湖北山别圃中的红梅，总共三百余棵，“花时居宿其中,莹洁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玉照堂梅花与湖光交映，风光绝佳，时人有“一掉径穿花十里，满城无此好风光”的赞誉。张镃自己则写诗云：“向人占断烟波景，不但春风翠红整。绕堂交互玉崚，月中日下光迷影。连年勾引客来看，传得梅声满世间。”当时的文坛名宿如杨万里、朱熹等，都是张家的常客。 张镃又擅长诗词,因此留下了不少吟咏南湖的诗,加之他住在南湖之滨,所以文集也名为《南湖集》。其咏南湖的诗中，《南湖夕泛》尤其有画面感: 欲知家住画图中，静向波心漾短篷。 粉墨晕开天水色,碧朱堆上柳花丛。 云边鸥影来还去，篱畔鸡声西复东。 别浦夷犹岂无谓，细看苹末受清风。 可见当时南湖水面之阔，还有沙鸥及亭子。更早些的南宋末咸淳年间，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虽然将白洋湖称为白洋池,但同时强调其“周回三里，深不可测，时有神物潜焉”。 然而，杭州城北这么一片碧波荡漾的南湖，后来却永久消失了，以致于今天大多数杭州人也只知有西湖，而不知有南湖。南湖的消失，与西湖的留存还真有着密切关系。南湖命运的转折点，是在南宋淳祐七年（1247）。据《嘉靖仁和志》记载，这一年夏天，杭州大旱，“湖水涸，诸井俱竭，人争汲此水以给食用，至有以舟载卖者。民免于渴，阖城赖之”。 这里所说的“湖水涸”，是指西湖，西湖作为古代杭州全城的饮用水源，连接着城内的六井。西湖一干，全杭州人都没水喝了，于是人们纷纷从南湖取水，甚至还有摇着船卖水的。正是有赖于南湖水，杭州度过了一个缺水的夏天。从这段史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南湖水，有不下西湖的蓄水量。
△《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局部，上西下东） 但是，之后南湖和西湖的命运却完全不同。对于西湖，大旱发生时，朝廷就立即下诏“自六井至钱塘门上船亭、西林桥、北山第一桥、高桥、苏堤、三塔、南新路、柳洲寺前，凡菱荷芰荡，一切薙去之”，同时又“凿渠引天目山之水，自余杭河经蔡家渡河口，达于溜水桥斗门，凡作数坝，用车运水，仰注上湖”。又是砍伐岸边芦苇草木扩大湖面，又是引水入湖恢复蓄水，于是西湖很快恢复原样。 但是白洋湖却在此次大旱后急剧萎缩。南宋端平二年（1235）的《都城纪胜》里记载：“城中北关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而在《咸淳临安志》中已经只剩“周回三里”。短短三十多年，湖面面积就减少了十分之七。 南湖之所以迅速萎缩，一方面是过度取水，另一方面，早在丁未大旱之前，就已有不少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大旱之年湖水的干涸，更成了富室大户辟湖为室的大好时机。 宋以后，随着城北城市开发加速,南湖更没有立足之地，连咸淳年间的“周回三里”也不保。明末吴用先《重复慧云寺建宣义张公祠碑》已说：“南湖，俗称白洋池者，亦不知何时并入民居”。到清乾隆年间，南湖尚在，不过当时湖面面积已经很小。
△白洋池边水星阁 不过南湖风光依然秀丽，清代著名词人厉鹗晚年回到故乡杭州后，就隐居在南湖边上，自号南湖花隐。此后南湖继续变小，到清末，仅于田家湾处剩下一池之水，最终被尘土掩埋。 杭州如今还有个老地名水星阁。这个水星阁，当年就是建在白洋池上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体育场路北，中河北路东。杭州地方志《北隅掌录》载：“水星阁在白洋池上，形六角，如浮图，凡三层，高七丈八尺，中供毗罗佛。有辟火图碑，此前人用以厌武林之火患也。”这是为整个杭州城镇压火患用的，水星阁一直存在到1950年建杭州电子管厂时才被拆掉。（据周祝伟《宋代南湖及其变迁考》等整理） 文字 | 文史君 编辑 | 卫留行 责编 | 刘万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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