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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4月25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与太监王承恩在煤山上吊自杀，标志着持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彻底覆灭，史称“甲申之变”。“君王死社稷”也与“天子守国门”一样，成为明朝留给网络世界的名场面。  崇祯自缢后，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宣告了中原大地的改天换地。 然而，李自成作为目光短浅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缺乏定鼎天下的魄力和战略眼光。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农民起义军根据地外，清朝在山海关外跃跃欲试，蒙古各部在蒙古高原、西域以及青藏高原虎视眈眈，东南沿海的郑芝龙等海盗力量兴风作浪。更重要的是，崇祯帝虽死，但明朝的火种却依然星火燎原，除了困守山海关的吴三桂，雄踞湖广的左良玉，明朝分布在南方的王公贵族纷纷挺身而出，先后诞生了弘光、隆武、鲁监国以及永历等小朝廷。 可以说，崇祯帝死后，中原大地一时间百花齐放、百舸争流，5方势力群雄逐鹿，明末也成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所谓的乱世。 但从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大一统”就一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前赴后继追寻的目标。这也意味着，乱世之后，必然分久必合，并最终诞生下一个大一统王朝。 那么，崇祯自缢后的各方势力，到底谁会成为笑到最后的力量呢？当然是清朝，毕竟历史教科书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  那么，明明其它势力也很强大，尤其是南明各政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却依然无力回天呢？静夜史认为根本原因在于： 其它势力尽管很强，但清朝却掌握了夺取天下的几乎所有要素。 在静夜史看来，南明政权是最不可能一统中原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明朝真的深得民心，那么崇祯皇帝就不会被逼到上吊自杀这一步。 很多人看历史，总喜欢用现代的观点套用以前，并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虽然毛主席早就高屋建瓴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但具体到古代，尤其是明朝，民心的作用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虽然在小农经济立国的大背景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最终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颠覆了大明王朝。但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在成为明朝掘墓人之前，经历了无数次的低谷，甚至好几次都差点儿出师未捷身先死。  他们最终能星火燎原，根本原因在于西北天灾的一发不可收拾，广大农民走投无路之下才选择跟随了“三年不纳粮”的李闯王。 而李闯王在入主北京后，这个所谓得民心的政权最终在42天后就匆忙撤退并一路败亡。 所以在静夜史看来，决定一个政权兴亡的，不是最广大的农民，而是另有其人，具体来说就是凌驾于农民之上的士绅阶层，包括地主、乡绅等群体。 作为皇权大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士绅阶层千百年来在专制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一方面，士绅阶层寄生在农民阶层，靠剥削农民阶层为生，充当着教书先生、讼师等角色，是基层社会的人上人；另一方面，大地主阶级需要士绅阶层维持对农民阶层的管理，所谓“皇权止于县政”。同时提供“孝廉”、“科举”等上升通道，强化士绅阶层对大地主阶级的忠诚。 这种中间地位的设定，决定了李自成们揭竿而起时面临的第一个敌人不是崇祯，而是士绅。等到天灾导致农民大量逃亡成为流民，士绅阶层失去生存土壤，最重要的是刚愎自用的崇祯对士绅的上司也就是大地主也相当无情，于是北方的士绅阶层纷纷改换门庭，明朝土崩瓦解。  只是，李自成虽然提出了“三年免征”的口号，但在早已一片狼藉的北方却没有生存下去的资本，更没有安抚士绅阶层的手段。于是李自成集团也开始拿士绅的上司开刀，一场风风火火的“追赃助饷”，让北京城内的王公勋贵们鬼哭狼嚎，也彻底得罪了士绅阶层，尤其是吴襄的“悲惨遭遇”，让观望中的儿子吴三桂直接投降了清军。 相比于严酷的农民起义军，清朝毫无疑问十分懂得“收买人心”，虽然清朝崛起之时，对东北的老百姓大开杀戒，但对投降的明朝士绅，尤其是范文程等人多有倚重，并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吴三桂的投降，就是清朝“爱护”士绅的最好证明。虽然后来清朝也卸磨杀驴，特别是乾隆皇帝编纂了《贰臣录》予以嘲讽，但这些带路党的前赴后继，毫无疑问是清朝迅速夺取天下的重要资本。 相比之下，南方的士绅阶层之所以仇视农民起义军的同时也痛恨清朝，并在李自成败亡后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斗争，支持了一个又一个南明政权，根本原因在于几百年的发展，早已让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也就是所谓的独立王国。  正是因为他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更缺乏对大明王朝的家国担当，才让明朝最后穷得走进了死胡同。崇祯皇帝死后，他们拥立的一个个南明小朝廷，本质上是扶持了一个又一个傀儡，当傀儡想要大展宏图与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或清军死磕，这些自私自利的士绅就会立刻改换门庭，扶持下一个南明小朝廷。 因为利益集团的影响，南明只能固守无法反攻，最终在清军的猛烈打击下陆续败亡。尽管在清军这个共同敌人下，昔日与明朝不共戴天的农民起义军，很多甚至成为南明政权的重要支撑，但终归难以逆天改命。 南明局面如此，依附在边缘的郑芝龙就更不可能有所作为。郑芝龙的崛起，靠的是大航海以来西方与东方的远洋贸易，尤其是与日本的贸易，为郑芝龙积累了雄厚的实力。 但在1633年，也就是郑芝龙代表明军在料罗湾海战中大败荷兰舰队那一年，日本颁布第一次锁国令，从此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全面闭关自守。不过凭借自身能力，尤其是拥立隆武帝之功，郑芝龙拥有了崇高的政治地位，这让郑芝龙有了称霸一方的实力。  然而，郑芝龙深知，在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中原，自身的海盗背景根本就是不受士绅阶层待见的异类，再加上他本人没有问鼎天下的魄力，所以当清朝抛来橄榄枝，郑芝龙抛下隆武帝就马不停蹄地投降了，并被软禁后斩首。 郑芝龙的遭遇，深深刺激了儿子郑成功，并坚定了抗清的决心。然而，同样因为“不得士绅心”，再加上南明各方势力的各怀鬼胎，郑成功好不容易发起的北伐打到南京城下后功亏一篑，只能浮海东渡到宝岛据守，最终被清朝平定。 可以说，在“得士绅之心得天下”的情况下，紧握北方士绅的清朝，夺取天下并非偶然。 那么，同为北方少数民族，为何蒙古就不行呢？静夜史认为，一方面蒙古在与明朝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激烈对抗后，各部早已分崩离析，不具备聚沙成塔的可能性，更不可能形成拉拢士绅阶层的条件。再加上明末小冰期到来，蒙古在“俺答封贡”后却难以南下劫掠，只能在气候的打击下盛极而衰；  虽然同时期的清朝，发源地东北同样天寒地冻，但从唐朝以来，契丹、金朝以及明朝等王朝的经营，这里的农业化水平更高，再加上对朝鲜半岛的征服，清朝有更多异军突起的可能性。 所以同纬度之上，当蒙古一盘散沙时，后金异军突起，并在不断袭扰和掠夺明朝的同时，自东向西横扫蒙古。 虽然准噶尔汗国也曾极盛一时，但当1676年噶尔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准噶尔汗国时，清朝已经基本征服了江南，拥有了雄厚的财源，准噶尔汗国也基本失去了入主中原重现蒙古帝国荣耀的可能性。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蒙古的衰落，除了小冰期的客观因素，清朝和沙俄“东西对进”式的扩张，让蒙古彻底失去回旋空间，也是蒙古难以东山再起的重要因素。  所以，清朝统一天下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其占据东北的地理优势，以及收拢士绅阶层的手段，都为清朝的势如破竹提供了可能。 很多人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即便再不得士绅心，军队战斗力总是有的，山海关的一片石大战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得难解难分就是证明。 然而，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古代，“与群众打成一片”，也就是混住的农民起义军却根本无法抵挡鼠疫的冲击，而满汉分住的清军，却因此躲过一劫。 所以，清朝夺取天下，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运气。 很多人说，如果没有鼠疫、干旱等天灾，明朝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解放思想，迈向资本主义社会，避免近代以来丧权辱国的悲剧。只能说，这种说法只能是异想天开，在士绅阶层依然作为社会结构主体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就是再萌芽1000年，也难以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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