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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祖先契，被舜封于商地而得名，后于盘庚时期迁殷被后世称作殷商。商兴于唐、虞和大禹时期，自契至汤已有14位国君在位。汤灭桀而践天子位，平定海内，自后直至周灭商，经历17代31个国王(由于太丁只是立为太子而实际并未就位，所以有史书认为是17代30王)，历时554年(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 一、商朝的兴衰 根据《史记》记载，商朝500余年，大致经历了5次兴起与衰落的循环往复。 第一次兴衰：兴起于帝商汤，衰落于帝雍己。大约时间跨度为110余年(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487年)。在兴起时，伊尹为相。 第二次兴衰：兴起于帝太戊，衰落于帝河亶甲。大约时间跨度为110余年(公元前1486年至公元前1377年)。在兴起时，伊陟为相。 第三次兴衰：兴起于帝祖乙，衰落于帝阳甲。大约时间跨度为60余年(公元前1376年至公元前1315年)。在兴起时，巫贤为相。 第四次兴衰：兴起于帝盘庚，衰落于帝小辛，大约时间跨度为40余年(前1314年---前1270年)。在兴起时，盘庚行汤政，商道复兴。 第五次兴衰：兴起于帝武丁，衰落于帝辛直至商朝灭亡，大约时间跨度为近100(前1152年---前1046年)。在兴起时，傅说为相。 在夏商这样的朝代，所谓兴衰，影响的决定性因素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军事力量，兴时威慑天下，败时就像夏桀之时“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的局面。二是君主的威信，在夏商强调以德治国的时代，君主的品德尤其重要，兴时如臣民对商汤“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的期盼，败时正如《孟子》评述：“桀、纣逆天暴万物，故天下弃之，故民去之”。 所以，了解朝代兴衰史，是透视期间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商朝的迁都 都城的频繁迁徙，是商朝的一大重要特点。典籍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自此至盘庚迁殷，共经历5次迁都。根据《竹书纪年》记载的情况如下： 第一次迁都：在帝仲丁 (前1411年---前1401年)时期。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将都城由亳迁至嚣(一说隞)。参看《中国史稿地图集》，“嚣”之于“亳”，从地理位置看，更靠近当时的黄河流域，与当时的东夷族居地更远。此次迁都与当初定都亳相距近110余年。 第二次迁都：在帝河亶甲 (前1385年---前1377年)时期。商王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将都城由嚣迁至相。参看《中国史稿地图集》，“相”之于“嚣”，从地理位置看，与黄河干流距离相差不大，主要是进一步向黄河的下流发展。此次迁都与上次迁都相距近30年。 第三次迁都：在帝祖乙(前1376年---前1358年)时期。商王祖乙“居庇”，没有具体交待如何从原都城“相”到居“庇”，只能默认是迁都至此。参看《中国史稿地图集》，“庇”之于“相”，从地理位置看，同属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庇比相更远离黄河干流，更接近东夷部族居地。此次迁都与上次迁都相距近20年。 第四次迁都：在帝南庚 (前1327年---前1322年)时期。商王南庚“自庇迁于奄”，将都城由庇迁至奄。参看《中国史稿地图集》，“奄”之于“庇”，从地理位置看，同属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奄比庇相更远离黄河干流，更接近东夷部族居地。实际上，商朝是更进一步将都城向东迁徙。此次迁都与上次迁都相距近30年。 第五次迁都：在帝盘庚 (前1314年---前1273年)时期。商王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将都城由奄迁至殷。参看《中国史稿地图集》，“殷”之于“奄”，从地理位置看，同属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殷在黄河以西、奄在黄河以东，殷之于黄河干流距离，在相、嚣之于黄河距离与庇、奄之于黄河距离之间，既不紧邻黄河干流也不相对远离黄河干流，似乎处于一种与黄河干流在当时看来比较合适的位置距离上。此次迁都与上次迁都相距近50年。 关于迁都之说，《史记》和《尚书》等典籍有不同记载。《尚书·书序》载：“祖乙圯于耿。”《史记·殷本纪》载：“祖乙迁于邢。”另据《史记·索隐》：“邢，音耿，控亦作耿。”邢、耿实为一地。郭沫若在《中国史稿地图集》中也采纳了邢、耿一地说，并将邢(耿)地标注于“嚣”地附近，与“相”地相距甚远。这里内含的由“相”迁至“邢(耿)”是第三次迁都。再往后看，《史记》关于迁都的记载还有：“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钢鉴易知录》关于迁都的记载还有：“祖乙圯于相，徙都于耿。”“圯于耿，徙都于邢。”“盘庚迁都于殷。”等。可以看出，第四次迁都并没有清晰交待，直接到了“殷已都河北”和“盘庚迁都于殷”，没有形成闭环。 相比较而言，《竹书纪年》则相对完整地记录了五次迁都。在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之后，顺接的就是南庚“自庇迁于奄”和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这使五次迁都形成了前后相对应的闭环。观上可看出，在第四次迁都时，上述典籍发生了分歧：《史记》等基本就没有记载，《竹书纪年》则记载相对较全，终点都是殷地，但过程出现了偏差。 到底孰对孰错？参看《中国史稿地图集》可以直观看出，“庇”、“奄”和“殷”三地均同属黄河同一流域，只是相对于黄河干流来说，分属于南岸或北岸、远离或适中而已。而邢(耿)地则在嚣地附近，与殷相距甚远。另外，《帝王世纪》记载：“帝武乙复济河北，徙朝歌。”从《中国史稿地图集》可以直观看出，“河北”即黄河以北与“朝歌”同在一个方向，且距“庇”和“奄”地同属黄河同一流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竹书纪年》似更可信。 关于商都屡迁的原因，无外乎有这些原因：水患、游牧、游农、去奢行简、军事需要、政治需要，等等。但究竟每一次迁都的真实原因，各种典籍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上述原因也只是据有限的资料推测罢了。不过，从科学、辩证的角度看问题，每一次迁都应该不仅是某一种原因的，而是二种、三种甚至更多种因素的综合原因所致，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商朝诸王年表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盘庚迁都后历代商王在位时间周期，再据《史记》《帝王世纪》《纲鉴易知录》等史料对盘庚前叙帝王在位时间的片断记载，推算出商朝17代31位帝王的在位时间，以及主要政事。 商太祖(天乙) 子汤(前1600年—前1588年)13年。商汤成功取得鸣条之战胜利，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定都于亳。商汤关心民命，国势昌盛。商汤即位17年践天子位，为天子13年崩。 商代王(太丁) 子丁 (前1588年---前1588年) 1年。太丁只是立为太子而实际并未就位。 商哀王(外丙) 子胜 (前1587年---前1586年) 2年。汤第二子，伊尹摄政，都亳。 商懿王(仲壬) 子庸 (前1585年---前1582年) 4年。商汤子，伊尹执政，都亳。 商太宗(太甲) 子至 (前1581年---前1550年) 32年。汤嫡长孙，继位后由四朝元老伊尹辅政。三年，暴虐百姓，朝政昏乱，伊尹将他送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让他反省，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悔过自责，伊尹又将他迎回亳都，还政于他（“桐宫悔过”）。至此，太甲修德，诸侯归顺，百姓安宁。 商昭王(沃丁) 子绚 (前1549年---前1530年) 20年。太甲之子，太丁之孙。先以伊尹为相，后以咎单为相，采取节用宽民政策，笃行汤法，国势繁荣。 商宣王(太庚) 子辩 (前1529年---前1505年) 25年。沃丁之弟，太甲之子。 商敬王(小甲) 子高 (前1504年---前1488年) 17年。太庚之子。 商元王(雍己) 子密 (前1487年---前1476年) 12年。太庚之子，小甲之弟。雍己在位时，荒废政事，商朝开始衰落，诸侯不来朝。 商中宗(太戊) 子伷 (前1475年---前1419年)57年。太庚之子，商王小甲、雍己之弟。伊陟为相，巫咸、臣扈治王家，修汤政，殷复兴，诸候归之。 商孝成王(仲丁) 子庄 (前1418年---前1408年) 11年。太戊子。迁都由亳至嚣。《古本竹书纪年》：“仲丁即位，征于蓝夷。”王崩，诸弟争夺王位，造成继承上的混乱。 商思王(外壬) 子发 (前1407年---前1398年) 10年。太戊子，仲丁弟。居嚣。仲丁死后，外壬成功地夺取王位，并向诸弟妥协，造成了商王朝继承上的混乱，史称九世之乱，商朝开始衰落。外壬崩，国内复乱。 商平王(河亶甲) 子整 (前1397年---前1389年) 9年。太戊子，外壬弟。迁都由嚣至相。商朝继续衰落。《钢鉴易知录·商纪》：“商道浸衰”。这个浸字越发表达了商朝其时的衰败趋势。河亶甲讨伐兰夷、征服班方，对商朝的稳定很有贡献，为其后的祖乙复兴打下了基础。 商穆王(祖乙) 子滕 (前1388年---前1370年) 19年。河亶甲子，河亶甲病死后继位,即位后迁都于邢（耿）。又过了8年，迁都由耿至邢；之后又迁到庇。巫贤为相。祖乙出兵平服了兰夷、班方等国，解除了东南方的夷族对商的威胁，国运再度中兴，诸候宾服。 商桓王(祖辛) 子旦 (前1369年---前1356年) 14年。祖乙子。 商僖王(沃甲) 子逾 (前1355年---前1336年)20年。祖乙子，祖辛弟。都庇。 商庄王(祖丁) 子新 (前1335年---前1327年) 9年。祖辛子，沃甲侄。都庇。王崩，国乱。 商顷王(南庚) 子更 (前1326年---前1321年)6年。沃甲子，祖丁堂弟。迁都自庇于奄。南庚在位时，商朝国运再度衰落。王崩，国乱。 商悼王(阳甲) 子和 (前1320年---前1314年) 7年。祖丁之子。阳甲在位时，商朝内乱不止,奴隶主贵族之间相互残杀，商朝再度衰落。都奄。阳甲在位时曾西征丹山戎。王位继承开始混乱，诸候莫朝。九世之乱这是第九世最后一位。 商世祖(盘庚) 子旬 (前1313年---前1286年) 28年。祖丁子，阳甲弟。盘庚以前，王朝统治出现危机。盘庚继位以后，于前1298年把都城从奄搬迁到殷，改国号为殷，行汤政，商道复兴。此后270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这里，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殷商。 商章王(小辛) 子颂 (前1285年---前1272年)14年。祖丁之子，盘庚之弟。小辛继位后，放弃了盘庚的治国之策，殷道复衰。 商惠王(小乙) 子敛 (前1271年---前1251年) 21年。祖丁之子，小辛之弟。在小乙26年时，古公亶父自逊迁于岐，改国号为周。 商高宗(武丁) 子昭 (前1250年---前1192年) 59年。小乙之子，盘庚之侄。武丁年幼时曾在外行役，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继位后，甘盘为相；三年之后，傅说为相，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武丁在位期间，相继征伐虎方、夷方、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商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后人有称之为武丁大帝。 商后平王(祖庚) 子跃 (前1191年---前1181年) 11年。武丁次子。祖庚继承了“武丁中兴”事业，积极开拓，遵行礼制，是一个积极、孝悌的君主。在位期间，国力强盛。 商世宗(祖甲) 子载 (前1180年---前1160年) 21年。武丁第三子，祖庚之弟。征伐西戎。早期尚能照顾一般民众，晚期加重繁苛的刑法，造成商朝衰弱。 商甲宗(廪辛) 子先 (前1159年---前1156年) 4年。祖甲子。廪辛在位期间，多次发兵征伐西方一些方国部落，但始终没有征服。 商康祖(庚丁) 子嚣 (前1155年---前1148年)8年。祖甲之子，廪辛之弟。 商武祖(武乙) 子瞿 (前1147年---前1113年)35年。庚丁之子。武乙努力进行挽救其王国统治的举措，但成效不大。他生性残暴，贪于享受，被后人评为昏庸的一代君王。传说被雷击而死于渭水流域。迁都于河北。《史记》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商匡王(文丁) 子托 (前1112年---前1102年)11年。武乙之子。太丁继位以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周侯季历毫不客气,史料记载：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此时，文丁感觉不妙，囚禁并杀了季历。 商德王(帝乙) 子羡 (前1101年---前1076年)26年。文丁之子。帝乙在位期间，商朝国势已趋于没落。 商纣王(帝辛) 子寿 (前1075年---前1046年) 30年。帝乙少子，以母为正后，辛为嗣。帝纣统治腐败、极度奢靡、尽失民心。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牧野之战，大胜商军。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商亡。 四、商朝著名君王 商朝经17代31位君王，其中比较著名的当属商汤、盘庚、武丁和商纣了。 (一)商汤 商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其在位共30年，其中，做夏朝商国诸候17年，商朝国王13年。商汤在历史上可称道的的业绩体现在多方面。 商武革命。商武革命一般是指商汤革夏桀的命。《左传·昭公·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于楚子的话：“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在历代帝王的盟誓中只有商汤用“命”来定性，因为商汤的举措是货真价实的改朝换代的“革命”，是宣示自己是秉承“天命”的帝王，是用向上天“请命”、“受命”，转而拿“天命”、“帝命”对天下诸侯发号施令的策略。所以《周易》有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是开创用“革命”的方式改朝换代的创举。这一创举，实事求是地讲，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一扇窗，其实也开启了一扇门。 解网施仁。《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解开三面之网而捕鸟，以此彰显商汤的仁德。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这一举动为商汤收取了人心、赢得了威信，自此，各方诸候、方国尽相归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商汤的这一行为，是在具有相对完整的国家组织后，帝王的第一次以仁爱博取民心，以仁爱治天下的滥觞。 任用贤能。商汤也是个识才之君。商汤任用伊尹和仲虺，一个是奴隶，一个是奴隶主，开启了任人不唯出身，以及任人唯德、任人唯贤的先河。伊尹是一代名相，其辅助几代商王，演绎了一段贤臣治国的美谈。这也成为后世之为人臣者竞相效仿和追求的目标。 征伐讨逆。在商汤率领下，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商汤灭韦之战、商汤灭顾之战、商汤灭昆吾之战、商汤灭葛之战，以及商汤与夏桀的鸣条之战，均以商汤胜利而告终，正所谓“十一征而天下无敌”。 (二)盘庚 盘庚即位，正是商朝经历“九世之乱”(从商王仲丁至阳甲共九世)之后的第一位君王。九世之乱使国家衰落，社会凋敝，诸侯莫朝，天灾频仍。盘庚是位能干的君王，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决心再一次迁都。但绝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 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记载了盘庚对贵族发表的三次重要演讲，盘庚摆事实、讲道理，既威逼利诱又晓之以理，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最终成功实行了迁都，史称“盘庚迁殷”。迁殷后，盘庚光汤政，商遂复兴。 (三)武丁 武丁少年时期，遵父命行役于外，与平民一同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艰辛，与下层民众比较接近。武丁在位前，《尚书·周书·无逸》引周公言说武丁是一个“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武丁长期在外，不能不认为是小乙的有意安排；马融曾说，武丁为太子时，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劳苦于外，与小人从事，知小人艰难劳苦。 武丁当政初期，商朝并非无可用之人。《尚书·说命中》：“台小子旧学于甘盘。”《史记·殷本纪》：“帝武丁即位… …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可见，除旧有的官僚体系外，武丁既有可托政事的冢宰，又有可以师事之的甘盘，并不缺乏治国的人才。然后，武丁是位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他不满足于现有政治体系和即用人才，三年不言以期贤臣，最终在版筑间找到了傅说。有关傅说的情况上面已作阐述，不再赘述。 在傅说的辅助下，武丁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强化了王权，发展了经济，壮大了军事力量，商朝得到了高水准的复兴。对此，《尚书·说命(上中下)》有较详细的记载:一是强调“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的君臣秩序，其实质就是维护王权。二是强调“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的用人制度，建立任人唯能、任人唯贤的规则，强化商王对官吏的任用权。三是强调“黩予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改革祭祀制度，把神权掌握到商王手中，其实质也是强化王权。 武丁在位期间，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军事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 武丁鉴于朔方、土方经常侵扰商朝边地和属国，甚至联合威胁商朝西北边境安全，于是采取各个击破之策，多次遣将发兵进攻，又亲自统兵出征，终将朔方、土方征服。用长达三年时间平定鬼方。发重兵击败羌方，俘获大批羌人充当奴隶。统兵南征，深入荆楚之地，击败荆楚军，俘获甚多。还出兵征伐夷方、巴方、蜀及虎方等。 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战争，拓展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促进中原地区与周边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流域，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 (四)帝辛(商纣) 商纣王，残暴、荒淫君主的代名词。历史上，与之有关的成语典故是对其最恰当的评价。这样的成语典故有：牝鸡司晨、纣饮失日、暴殄天物、离心离德、殷鉴不远、独夫民贼、靡靡之音、倒戈相向、助纣为虐、沉湎酒色、恶贯满盈、奇技淫巧，等等。 何以说是成语典故，意指不是凭空捏造而都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均反映了商纣王的执政情况，只是这些情况经历代文人和史官们的归纳、梳理，而渐次成为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尽管后世一些经史家对一边倒否定、丑化商纣王持反对态度，并因此提出很多疑异，但总体上这种评价还是代表了历史主流意见。 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任何一位君王在历史上都是功过兼而有之，只是两者之间的比例不同而已，商纣王也不例外。在看到其残暴、荒淫一面的同时，也应看到其推动历史发展积极的一面。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征讨，主要是向东与东夷的战争，以及向南征伐南方蛮族的战争，把中华民族的疆域进一步拓展；二是文化的传播，即把代表中华民族的主流先进的中原文化，向淮河、长江流域进行传播，促进了中原民族与诸夷族和蛮族的融合，拓展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对此的认识，毛泽东就说过：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融合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在几首诗作了充分表达：①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②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除。百克无后非战罪，前途倒戈乃众俘。……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他对东南的经营，使以后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中华民族之能向南发展，是纣王的功劳。 五、商朝著名贤臣 所谓名相，从历史发展的要求来看，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这显然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没有统一硬性的标准。商朝时期，被公认为著名的为相者，分别具有什么样的才能和品德呢。 (一)伊尹 伊尹，名阿衡，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汤举任以国政。自辅政成汤之后，伊尹还辅政了太丁、外丙、仲壬、太甲和沃丁等5位商朝君主，卒于沃丁当政期间(大约公元前1550年)，卒年100岁。 在夏时期，史记载：“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伊尹看到了夏朝桀的荒淫无度、人民的苦不堪言，决定弃夏投商，作《女鸠女房》以示心情。充分说明伊尹明辨是非、扬善去恶，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选择人生发展路径，具有战略和长远的眼光。 在决定弃夏投商之后，伊尹在夏期间，实际充当了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间谍”工作者。对此，《孙子兵法·用间篇》论述道：“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的这一论述，曾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伊尹就是从事间谍的工作。其实，这里的“间”应该从大面来看，其实指为情报工作。从这一点讲，伊尹开启了军事情报工作的先河，也成为后来诸多军事家和军事著作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最早源头了。这些情报工作对于商汤打败夏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积极伐桀的过程中，伊尹见微知著，善于从战略高度判断时局。《太平御览》引《说苑》曰：“汤欲伐桀，伊尹请且乏贡职，以观夏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服，入贡职。明年，又乏贡职，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九夷之师在夏时代是最重要的方国之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方国对夏的拥护程度，或者是夏能够发动和号召诸方国力量的晴雨表，伊尹以此为判断标准，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作出战略上的正确判断，为最终打败夏桀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成汤逝世后，太丁未立而卒，外丙和仲壬均在位很短。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君主频繁易人且时间很短，最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君主权威和辅政大臣威信的此消彼长，此时，是有野心的大臣篡权的最佳时机。然后，伊尹却作出了流芳百世的决策。在外丙卒而太甲立之后，《史记·殷本纪》论道：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还政于商”不是取而代之，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臣子忠于君主、臣子安于职份的光辉典范，为后来各种史书和典籍评述辅政或顾命大臣的一面镜子，这是一种美德，延续下来就是传统，开启者就是伊尹。 以上，是正史对伊尹的记载和评述。对伊尹的另外一种记载，有关典籍有不同评述。《古本竹书纪年·殷》曰：“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类似的观点在《晋书·束晳传》、《广弘明集·卷一》等都有记录。显然，这种记载完全推翻了正史对伊尹的定位，这是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幸好，是非曲折远在唐朝即作了辩驳，刘知几在《史通·疑古》部分，专门就诸如《古本竹书纪年》关于伊尹的记载进行阐释，也得以让伊尹以正义、尚德、积极的一面流传至今。 (二)伊陟 伊陟为伊尹之子。太戊时期，帝太戊立伊陟为相。《史记》记载了伊陟三件事。 其一：“亳有祥桑谷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对于桑、谷共生于朝的奇怪现象，在占卜盛行的商朝社会，伊陟能够把“德”挺在最前面，可见其勇气和雄才大略。 其二：“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帝太戊在祖庙里，大加赞扬伊陟的功绩，认为不能仅把伊陟当作一般的臣子看待。伊陟谦让，作《原命》，看作是臣子的职份。此事之中，看似简单，实藏臣子与君主相处的微妙之法。一是谦让，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君主的奖赏是理所当然；二是立足职责，做的好是作为臣子的职责所在，无需特别褒奖；三是要将功劳推到君主一面。等等。 其三：“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这说明伊陟为相，能够以大心胸与诸臣子和平友好相处，共同致力于效忠君王和服务百姓的本分。博大的胸怀是为“相”一职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帝太戊为君期间，也正是商朝第二个兴起的开端。 (三)傅说 傅说(yuè)（约公元前1335－1246年），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殷商高宗武丁安邦治国，形成了历史上有名“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传说为傅岩筑墙之奴隶。武丁梦得圣人，名曰说，求于野。乃于傅岩得之，举以为相，国大治。 关于傅说的传说以及武丁托梦得说的记载，在《尚书》《史记》等几十部典籍都有记载。《尚书》更是对其言行记载最全面，成为后世各类典籍著录的基础。尚书说命三篇，通过傅说与殷高宗武丁的对话，可以窥见傅说的一些治国、理政的思想。主要有：在对待人才态度方面，傅说主张“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强调选能任贤。在谋划方面，傅说主张“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强调谋划要考虑周全，把握时机而动；谋划事情要预先准备，做到有备而无后患。在治学方面，傅说主张“学于古训乃有获”“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强调要学习古代先人的智慧，学习要谦虚，要时刻努力。另外，傅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蕴含了朴素的哲学思想，如“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夸自己美好就会失去美好，夸自己能干就会失去成功；开启宠幸反而为受侮辱，看不起改过的人反而会形成大非；世界上的事懂得道理并不困难，而是实行它困难。等等。这些思想在军事、政治等领域，都具有开端的意义。 上述傅说的主要思想，精辟深刻，成为商王治国的座右铭；特别是他亲自实践，辅佐商王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富国强兵，传达王命，调兵遣将，征伐常来侵扰的周边游牧部落和氏族、方国，扩大疆土，四方归服，成为商朝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傅说以他思想理论的精辟深刻和行政实践的光辉业绩，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圣人”。他与东周时代历来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在上古三代一前一后、一西一东，各自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突出贡献，在当时及后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 从后世典籍对傅说的评价，也足以窥见其“贤相”“圣人”之一斑。孔子评价傅说是“见德之有报”的名相。墨子认为“武丁之举傅说也……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以利天，中可以利鬼，下可以利人。”庄子则认为傅说是得“道”之人。南朝人把“怀傅吕之术，抱屈贾之欢”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洪迈在《容斋随笔·一定之计》则把《易》《书》《诗》中记录的高宗克鬼方、伐荆楚的功绩作为傅说的主要政绩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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