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亲之“婚姻与家庭 ”  2.婚姻与家庭 父亲早婚，结婚时才 15 岁；没有早恋，那时乡下人还不 兴自由恋爱。新娘蒋氏，本乡人，比父亲大三岁。 父亲婚后第二年，姐姐傅登酉出生，斯时父亲仅16 岁，很难承担起为人夫和为人父的责任。幸有爷爷担当一切，如今 姐姐已满头华发，成了四代同堂的曾祖母。 1935 年，哥哥傅登铭出生，长到 4 岁生母病故，虽然他还 什么都不懂，爷爷仍以他的孝子名义做了三天法事，以求先妣 佑儿一生平安。可惜不灵验，我头上唯一的哥哥只过了两年也 病故了，死时年仅 6 岁。他的夭折，给我留了一个“大哥”头 衔，让我后来一来到这个世界便要承担起长子的责任与义务。 父亲 1941 年农历 10 月 12 日与我的母亲曾述芳再婚。父 母婚后，二十三年里生养了我们五子二女。 抗战最艰苦的 1943 年夏天，农历 5 月 20 日，我出生于徐家湾爷爷的大家庭里。 解放战争最后二年，二妹和二弟相继出生。二妹傅淑群生于 1948 年初，农历腊月 25 日；二弟傅登国生于 1949 年初，农历正月十四日。他两赶上了土改人口登记，参加了土地、房 屋和地主浮财分配。  1952 年初，农历腊月 18 日，三弟傅登力出生。他赶上了 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却未能赶上土改人口登记，也就没有参 加胜利果实分配。 1954 年初，全国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迅速建立。腊月 20 日，三妹傅淑容出生。同时，父亲 不当闾长了。有地有房子，要发展生产养家，没工夫尽社会义 务了。清匪反霸和抗美援朝胜利结束以后，不设闾长，由社长 负责抓生产建设了。 1956 年夏天，农村集体所有制建立，初级农业社转向高级 农业社，单干时的“人多好种田”传统被打破之时，农历七月 初九，四弟傅登亮出生。1964 年春天，农村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全面 铺开。经历了三年人为灾害折磨活下来的乡亲们，面临着“阶 级斗争”洗礼。父亲随时准备接受“清”历史，他把爷爷、他 和我的简历写出来交给了民兵连长刘思发，底稿保存了下来。 春节后，正月 23 日，五弟傅登强出生。我们兄弟五人起名字是受我影响的，那就是我的理想：“华国力量强”！只是四弟 后来把“量”改成了充满光明的“亮”。 我的弟妹们全都出生在石塌塌，兄弟姐妹八个，又是一个 大家庭。  3.“担肩包” “担肩包”是父亲劳累一生留在身上的“纪念章”。我们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丁兴旺，却物力维艰，单靠几亩田土上的收成是难以支撑的。父亲除了不违农时，精耕细作务农外，主要还靠一根扁担挑起家，挑起我们子女成长。母亲和妹妹打的草帽，靠父亲挑到壁山县周围不出草帽的场、镇去卖，自产自销。逢场天挑米卖，挑煤卖，当挑伕为当时还不通公路的凤凰乡政府、供销社运粮送货……一年复一年，悠悠岁月中，他穿烂了多少双草鞋？挑坏了几根扁担？肩上磨掉了几层皮？只有父亲自己才知道。不少故乡人都知道父亲挑担子的特点：百多斤的担子挑几十里路不歇气。我十多岁时，空手跟着父亲跑过：父亲挑了一百多斤大米从壁山到杨家庙，四十多里路，担子换肩脚步不停，我一路小跑才勉强跟上。扁担在肩上左右来回换，后颈窝向下的脊椎骨上磨出了老茧皮，日积月累，磨出了一个鸭蛋大小的茧包，我们叫做“担肩包”。我曾摸着父亲暗红色的“担肩包”问他：“痛不痛？”他说：“开初痛，火辣辣地钻心，久了，磨成老茧就不觉得痛了。”父亲不经意中告诉我一个真理：坚持，就会战胜困难！  十来岁时，父亲到后山那一边的鞍子、荣家两个煤矿运煤， 他让我挑一副小竹篮跟着去捡矸石煤，往回走的时候，十多斤 重的小担子让我跟不上他，他总是走一段路停下来等我，再走 一段又停下来等我，最后见我狼狈不堪才把我的两个篮子放到 他的担子上，让我扛着扁担跟上他跑回家。当时，我觉得自己 给父亲增加了负担，希望快点长大，成人之后，我才明白：父 亲让我去检煤来回跟着他跑，心不在煤而在锻炼我的体魄，培 养我的毅力！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他用自己的方法爱自己的 子女，教育自己的子女。培养子女的生存能力，应该是为人父 母者爱护子女的第一要务。（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付登华先生散文集《风雨春秋》的第二部分《父母亲》。   付登华：重庆人，生于1943年农历5月20日，共产党员，高级工程师。1966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70岁前从事企业管理，其后以文养老，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德阳纪实文学家协会名誉主席，荣获《枸杞文学》德艺双馨写实文学奖。   平台顾问：邓九刚 平台总监：阿娜尔古丽 推广总监：韩 阳 美 编 : 宋 蔷 文字编辑：立 冬 文稿统筹：马枚素 排 版：西日丽江 责任编辑：沈曼妮 推广助理：耿宪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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