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不能脱离中华文化背景理解《大学》三纲及“定静”

魏晋以后，佛教大规模进入中国，学人开始以中国本土文化比附佛学。甚至以佛教为标尺，认为老子、孔子之学，远不如印度佛教。玄奘法师不愿将《老子》译成梵文，是害怕被印度人耻笑。章太炎说：“六朝人多以老、庄附佛法（如僧佑《宏明集》之类），而玄奘以为孔、老两家，去佛甚远，至不肯译《老子》，恐为印度人所笑，盖玄奘在佛法中为大改革家，崇拜西土，以为语语皆是，而中国人语都非了义。”【1】

至宋明，以中学曲为比附佛学发展到顶点。理学家表面上斥佛教为异端，实则以佛理——特别是用禅宗“悟后起修”之理解释《大学》《中庸》等，导致本末颠倒，内外割裂，流毒至今！

本文以《大学》三纲及“定静”为例说明：只有将《大学》这类先秦经典放回中华本土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方能一睹其本来面目。

一、三纲本义

三纲是《大学》开篇的总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大学章句》将“明明德”作为成就大人之学的起点，终于“止于至善”。这完全是颠倒本末，因为“明德”是先秦一个重要概念，意为崇高的德行、恩泽、事功，明明是“大人”之行的终点，怎么成了起点？

东汉郑玄清楚地将明德解释为“至德”：“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礼记正义》）

《尚书》多次出现“明德”一语，多代表了古代治理的最高成就或最基本原则，里面有具体的政策方针。“明德”绝不是《大学章句》所说的心之本体、本心：“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明末清初学者陈确（1604-1677年）一针见血地指出：“'本体’二字，不见经传，此宋儒从佛氏脱胎来者。”（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失去“本体”，宋明理学大厦的根基就被掏空了，所以连陈确的同门黄宗羲也不敢认同陈氏这一主张。

《尚书·康诰》是周公以成王名义，册封周文王的儿子康叔于卫国时的诰辞。其中提到文王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明德慎罚”，强调德刑并用，礼法并行。《左传·成公二年》说：“《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

根据《尚书·康诰》，“明德”大体包括：“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三项政策，即保障扶助弱势群体，任用那些应该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值得尊敬的人。

又因为《尚书·康诰》有“作新民”一语，宋儒干脆将“亲民”改成了“新民”。《大学章句》：“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这是妄改经典！因为康叔被封时在周公摄政第四年，平定管蔡及武庚叛乱之后，且被封之地为殷人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是叛乱的中心。康叔当然要改造好殷民，使其成为周的拥护者和建设者。这才是“作新民”的本义。

“亲民”是先秦的一个习惯用语，也称“爱人”。但光“亲民”“爱人”是不够的，还需要“武”和“刑”，以强硬手段使百姓服从法制。据《说苑·君道》，周成王曾告诉第一任鲁公，周公之子伯禽理国之道，除了折节下士，选择贤能，广泛纳谏，关键要文武并用，建立威信，让百姓既亲近政府又遵从法制。“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

《韩非子·饰邪第十九》认为治国要“明法亲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越王勾践，他是怎样“亲民”、“爱人”的呢？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战败的越王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后，自己耕作，夫人亲手织布，吃饭未有荤菜，也不穿华丽的衣服。对贤人彬彬有礼，能委曲求全，招待宾客热情诚恳，救济穷人，悼慰死者，与百姓共同劳作。“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

不难看出，只有“亲民”，才能“明德”，哪里是什么“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呢？

“亲民”的起点是“止于至善”，在日常人伦中行善。这里的“至善”可以理解为最好的办法、路线。《管子·幼官》中有：“至善不战，其次一之。”是说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能胜敌。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埋藏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学者多认为其中的儒家竹简与思孟（五行）学派有关。郭店楚简《五行》是比《大学》更为基础的思孟学派文献，其开篇指出，仁、义、礼、智和合称为善，这是世间之道，人道；仁、义、礼、智、圣五者和合称为德，是天道，至道。并说“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可见，“止于至善”不可能是《大学章句》所说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同样出土于郭店的格言集《语丛三》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这里的“善”显然指人伦日常之善，不是什么“无一毫人欲之私”的最高境界。“止乎其孝”，即《大学》中的“为人子，止于孝”。文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大学》要求我们从日常人伦开始（止于至善），通过治民实现社会治理（亲民），最后达到明德大行、“明明德于天下”的境界（明明德）。朱熹的解释脱离了先秦时期中华文化的背景，致使《大学》修证的本末次第被完全颠倒，违道远矣！

二、定静本义

大学之道不仅表现在三纲外王、外用方面，也表现在内圣、内养方面。所以《大学》在三纲后面接着阐述了智慧的修行次第，是从“知止于至善”开始，称为“知止六步”——由知而行，“止于至善”是内圣外王的重要环节，“知止六步”包括：知止（于至善）-定-静-安-虑-得（义理、智慧）六个层面。文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最后《大学》强调了掌握修行次第的重要性：“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人作为人，其修身起点都是人伦之善行。朱熹将“止于至善”作为“天理之极”后，意识到大学之道的内圣修养面临着从“天”而降的尴尬。于是他干脆将《大学》三纲砍掉一纲，变成两纲，以“明德”为本，“亲（新）民”为末。这样就解决了“止于至善”既是外王之末，又涉及内圣之本的矛盾，只是他显然忽略了“知止”的“知”字，“知止”是在心地、思想上认识“止于至善”之理——《大学》文本被解构得漏洞百出，成了一笔糊涂账！《大学章句》说:“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

所以，朱熹对于内圣修行“虑而后能得”又矛盾起来。既然“知止（于至善）”为始，已经达到“无一毫人欲之私”的境界，何以最后还要“得其所止”？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这等于在说“本”就是“末”嘛，何必又大费周章区分讨论什么本末！《大学章句》这样解释内圣次第：“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误读“止于至善”，导致朱熹进退失据。比较起来，郑玄注“得，谓得事之宜也”反而更贴切，因为得事之宜，是一种圆融的智慧境界。《黄帝内经·灵枢·本神篇》在论心的功用时，与《大学》内圣次第相类，特别是其中关于志（定）、虑、智（得）的解释，文中说：“所以任（任，使、支配——笔者注）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实际上，《大学》的内圣次第同《五行》一样，也是讲善行、智慧、安乐三位一体的人生大道。如《大学》所示，善行就是在人事中完成好自己的职责，定静的真功夫就在其中。《韩非子·喻老》一言以蔽之：“不离位曰静。”这才是真正的大定大静。

另外，韩非的老师荀子从心地上论定（虚一）、静，值得参考。荀子认为虚一而静为入道之门：“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臧，通“藏”，贮藏——笔者注）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偷，松懈——笔者注）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剧，烦乱——笔者注）乱知谓之静。（《荀子·解蔽篇》）

有人以佛教止观、乃至四禅八定解释《大学》内圣诸次第，离圣贤大道远矣——源于印欧文化的佛教重在出离心，源于中华文化的《大学》重在入世心。看不到二者的本质区别，空谈兼通儒释，真是骗人骗己，误国误民！一个人哪能同时既下山，又上山，真是荒唐！一个国家哪能同时既抓治国理政，又抓升天成佛，更是灾难！

《大学》八目实际是对外王三纲和内圣“知止六步”的另一种表述。所以在八目之后，《大学》再次强调次第的重要性：“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厚指“本”——笔者注）者薄（薄指“末”——笔者注），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八目与三纲、知止六步的对应关系图示如下：

据《礼记·缁衣》引孔子语“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我们知道“格物”指寻求物理人事的规律。【2】不是如《大学章句》解释的那样，类似佛家开悟的境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格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止于人道之善，知晓人事的规律，所以“格物”与“知止”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最后的“明明德于天下”，实际就是平天下。中间诸条目的对应关系不特别紧密，但二者内圣外王的一贯逻辑都是清楚的，反应了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相对于西方文化“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信仰与理性知识之间存在的持续张力，中华文化显得何其宝贵啊！

在越来越世俗化的当代，我们向世界宣讲中国文化正当其时，但前提是要把先贤经典本义讲清楚。若如过去一千多年那样，一味按印度佛教或西方哲学观念曲解经典，不仅会伤害中华文化，也将使我们永远失去贡献全人类的机会。

过去十年来，我和我的合作者写了两三本书，用以阐发《大学》《中庸》的本义，拙著《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3】和付金财先生的《道不可离：重新发现〈大学〉〈中庸〉本义》【4】，特别值得学人参考。

与新疆友人史前进先生谈及《大学》修行，他建议我作文“解大部分人的疑惑”。可能以前的文章立意仍有未尽处，故作此文以寄之。

万变世界中有不变之理——中外古今，乾坤不老，大道不变，诸君知否？

注释：

【1】章太炎：《国学十八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2】翟玉忠：《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二），华龄出版社2022年版，第300~301页。

【3】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4】华龄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