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封事》 | 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慷慨悲歌

1943年9月，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随中国营造学社迁居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成先生，在一张纸上画下这样一碗热汤，并且题词道：希望在胜利以后能喝这样一碗。

当时，与梁思成先生同时在李庄的，还有中国最早的大型国立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同人们，他们与梁思成等一道，书写了抗日烽火与国仇家恨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彪炳青史的一首慷慨悲歌。

2018年9月20日，原“中央博物院”前辈，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著名艺术史家，“东巴文化之父”李霖灿先生（1913-1999）之子携《朵云封事》做客群学书院人文与艺术秋季论坛，回顾那一段壮史，追慕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本文为李在中分享实录，由孔霞莉整理，已经讲演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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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学书院论坛实录

《朵云封事》

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慷慨悲歌

讲演 | 李在中

整理 | 孔霞莉

审校 | 顾颖、陆远

原载 | 清凉画馆

主持人陆远：

今天下午非常高兴，在南京的初秋时节，我们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这就是来自台湾的艺术史家李在中先生。今年（2018年）是“中央博物院”诞生八十五周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立的大型博物院是八十五年前在南京诞生的，李在中先生这本新近出版的《朵云封事》，可以说是对于中国文化艺术和美术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的流变历史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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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学书院运营总监陆远主持分享会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中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一些老先生的后人：

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首任院长曾昭燏先生（1909-1964）侄孙曾宁、曾卫；

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原副院长赵青芳先生（1912-1994）之子赵成华；

著名考古学家、原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尹焕章先生（1909-1969）之女邓嘉嵋，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先生（1879-1944）之孙、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朱偰先生(1907-1968）之子朱元曙夫妇；

著名古代文学史和古文献学家逯钦立先生（1910-1973）之子逯弘捷；

原南京博物院行政科负责人梅晓春（1920-  ）之子梅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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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博物院”后人聚首

前排左起：朱元曙、邓嘉嵋、曾宁、李在中、逯弘捷、梅陵生。后排左起：曾卫、赵庆华、赵宁华

我们今天能够在清凉画馆举行这场活动，也特别感谢清凉画馆的主人、南京艺术学院的顾颖教授，还要感谢远道而来的北京出版集团的司徒剑萍老师和她的同事。

我用最简短的话来介绍李在中先生。如果说我们要官方地介绍他，可以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艺术史的研究者；另一个角度介绍他，那么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著名艺术史家李霖灿先生的哲嗣。李霖灿先生这样一位老前辈的后代，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但是他在写作过程中采访了大量的前辈，写成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两个博物院的历史，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慷慨悲歌的真实写照。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李在中先生和我们一批“中博”的子弟能够聚在这里，做这样一场演讲会和新书分享会。再次感谢李先生！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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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中先生在讲演中

李在中：

感谢各位爱书的朋友，我非常感动。我今天想讲的是关于我们的前辈，在烽火中传承文化的一段历史，让我从这张照片讲起。

这张照片是87年前在北京的北海静心斋沁泉廊畔拍摄的。为什么选用这张照片呢？“欢迎蔡先生！一个不可再得的盛大集会！”这是董作宾先生题的。大家如果注意看各位先生，都有铁骨铮铮的气势，正气堂堂。这里面有几位非常重要的跟“中央博物院”有关系的人，胡适、董作宾、李济、傅斯年、赵元任、梁思永等，还有郭宝钧先生，是“中博”的总干事。我前天在北京见到郭宝均先生的孙子郭鹏先生，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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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中先生在讲演中

我们知道对“文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也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从这两个字的属性来看，可以这样讲，“文”是一个名词，“化”是一个动词，所以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不停地变化中的，古时候已经存在，现在正在进行，所以“文化”是一个很有趣的名词。

我们常常讲中华民族有非常灿烂辉煌的文化，但是谁能够提出证明？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是这一批先生提出来的——你凭什么说你有灿烂辉煌的文化？就是凭着司马迁写的《史记》，就认为你有这么多文化吗？所以在理性主义之下，证据就比较重要了。李济先生讲得很清楚，对这个证据的要求本身是有挑战性的，但也让我们开始对文物的价值有了一些了解，就是说文物会提供不容否认的证据。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今天我们说有殷商的文化，你怎么证明有殷商文化呢？司马迁在《殷本纪》上写了，商汤伐桀，因为夏朝的桀非常残暴，所以商汤去伐，所以殷朝存在。但是如果你拿出一片甲骨，在安阳小屯发掘出来的一片甲骨，上面刻满了“贞人”（贞人就是占卜的）以及占卜的内容、时间，请问哪一个证据更可靠？当然是文物。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并不在于供豪门炫富，它是文化上不可否认的证据。

大概两个礼拜以前，巴西的国家博物馆一把火烧光了，那么多历史的、时间的证据就没有了，非常令人痛心。所以文物的重要性不是在它本身财富的价值，而是它所代表的文化上的意义，就是新学术之路的一种精神。所以史语所提出“史学即是史材学”，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不容否认的证据来说明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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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中先生在讲演中

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这本书中说：“理性主义的口号就是拿出证据来，在本质上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带来了较多的批判精神。我们得先要记住，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之下，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了！”这句话非常重要，意思是我们要重视文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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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像

李济先生这张肖像画值得特别介绍，是我看到他的画像里面画得最好的一幅。画这幅画的人是蒋兆和，画《流民图》的。他画李济太传神了！

我刚才说，文物能够证明文化的存在，直接的史材绝对强过间接的史料。但是文物本身一定要可靠，这样你才能够证明。

19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彻底打垮了我们中国人的地理观和价值观，中国人向来认为我们的敌人来自于北方或西方，突然之间从东南海上来了一批人，无坚不摧，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抵抗。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反思，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发愤图强，发奋救国。他们最后提出的观点，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很多问题的。“西学为用”，就是说我们只希望“学夷制夷”，就是学习敌人的方法打倒他们。但是实际上，从1861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这中间，先是练兵，后来又变法，但在1895年，号称亚洲第一水师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只是糊了一个纸老虎。所以，蔡元培先生提出要大力办教育。这一点，我等一下再回头讲蔡元培先生的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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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故宫文物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3年日本人已经到达热河，平津非常危急。这个时候，代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文物有过三次迁徙。为什么要迁徙？这里面有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战火未到，文物先行”。为什么文物要先行？我们被敌人占领的土地可以光复，被炸毁的设施建筑也可以重建，唯有这被毁坏的文物却永远不会回来了。李济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战后他没有办法找到周口店发掘出来的那一片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他引为一生的遗憾。所以战火未到，文物要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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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途中的文物

总共有三次的迁徙，都是大规模的。第一次是1933年，北京的紫禁城运出来了19000多箱，循津浦铁路运到上海和南京。南京这边的朝天宫1936年盖好的时候，称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后来，到1937年，卢沟桥宛平县的炮声一响，这批文物必须要走，于是分成南路、中路、北路，往西南地区撤，迁往了乐山，迁往了峨眉，迁往了安顺。第三次就是1949年，部分文物和人员东渡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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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博”迁台员工在台中北沟库房内清点“中博”文物，正在展开一张故宫南薰殿旧藏的明代帝王像。1950年1月，在经费极端困难下，出版《历代帝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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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北沟的两院库房还没有陈列室，人们来参观时，文物就摆在桌上，讨论研究，跟市场上贩卖陶瓷器的地摊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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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近郊外双溪成立。同年，“中央博物院”合并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李霖灿称其为“一张伟大蓝图的陨落”。图为黄宝瑜设计的台北故宫全图。

我刚刚讲到文物与文化的关联，就是文物能够证明文化的存在。史材学把文物看成不容否认的科学证据，而不是当作权贵豪门炫富的象征。这是思想上的转变。这就是蔡元培他们的“新学”，彻底跟以前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科学的萌芽了，但是真正让全国震动的是1919年，这个时候发现，连我们的最后一条防线“公理一定能够战胜强权”都错了，我们明明参加了一战，也把德国打败了，但最后德国在我们国家占领的土地居然不还给我们，却给了日本。全国没有办法忍受，公理没有战胜强权，所以爆发了北大学生的游行。游行的影响很大，除了北平，南京、上海、广州、汉口都发生了学生游行、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厂罢工，一片混乱。

两个月后，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他的目的是希望学生不要再闹了，赶紧回去读书。里面这句话蛮重要，他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当然是指戊戌新政，“最后乃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知纯粹科学之必要。”“纯粹科学的必要”，就是我们“中央博物院”的精神。科学观念对中央博物院来讲不是工具，不是思想，不是思维，它是“中央博物院”的文化。“中央博物院”从头到尾都是以科学为最高标准的，这要感谢李济先生，也要感谢蔡元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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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蔡元培、傅斯年、李济

这就是他们的“新学术之路”。这三位重要人士，分别是蔡元培先生、傅斯年先生、李济先生。你看这三位先生都是正气凛然，现在这种面孔也不多见了。我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很感动。

“中央博物院”就是在蔡元培、傅斯年、李济这些具有科学思想、求真求实的“书生报国”的赤忱下，所构思肇建成立的一个高瞻远瞩，具有全新观念的博物馆计划。

这个“书生报国”是谁提出来的？是傅斯年先生。“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有一次在北平的名流聚会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书生何以报国？”这个问题其实是书生的一个觉醒与反省，就是说国家让我们去读书，我们怎么样回馈，才能让国家更强呢？这个“书生报国”的理念就是“新学术之路”，跟以前的学术之路不一样，我们不再读经史子学，考古学也是真正的考古学。

“中央博物院”一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轴，一个是考古，一个民族学。蔡元培先生本身就是民族学家；李济先生是人类学家，跟民族学很接近的；傅先生是历史学家。在这种以科学为核心的思维下面，就有了“新学术之路”。我必须讲很多次“新学术之路”，这个名词太震撼。所以到1933年，蔡先生就在南京提出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创办“中央博物院”，一个是兴建“中央图书馆”，并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在这以前，1930年，蔡先生还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创办“国家音乐院”，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还有一个是创办“国家艺术院”，就是后来的杭州国立艺专，今天中国美院的前身；另外又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先生亲任院长。

当时“教育部”拟订了“中央博物院”的主旨：

南京为国民政府建都所在，施政中枢，人文荟萃，中外士宾，观瞻所系。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院，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藉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

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关系。我是学数学的，特别注重逻辑，逻辑不清楚的话，将来会有问题，所以一开始的逻辑就很重要。我们看到这段话，就要想一想逻辑流程。它的最终目的是公众教育。怎么样做到公众教育？你展览的东西必须很清楚，你讲得不好、做得不好，别人听不清楚，就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所以要实现公共教育，你展览的资料必须完整、正确。如何把展览资料做到完整正确？要有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以后才会有完整的展览，完整的展览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从作业系统上来讲，如果A计划没有完成，你不能做B计划；B计划没有做，不能做C计划。A、B、C计划不是同时进行，它是一个线性关系，不是平行输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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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5日下午五点，“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的第一届理事会开会中。理事们清一色的海归，个个都是绝顶高手，绝对的华山论剑。左起：李济先生，李书华先生，翁文灏先生，傅斯年先生，张道藩先生、蔡元培先生，王世杰先生，胡适先生，朱家骅先生、黎照寰先生，这个理事会成员都堪称一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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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29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中博”新建成的人文馆大殿举行联合展览会，共有八个主题分八个展室展出，车水马龙，轰动一时。这是“中博”自成立以来最为意气风发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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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参观南薰殿藏之宋高宗、宋理宗画像。左起， 杭立武、曽昭燏、马叔平、蒋介石、蒋经国。

在这个计划之下，做了些什么事呢？“七七”事变以后，平、津一路下来，日军的战略是从北打到南，就把国民政府结束。但是上海的淞沪会战把日本人拖住了。因为日军在上海打了三个月，这三个月给了国民政府时间，把学校、机关往西迁。淞沪战争在战术上面最后还是上海沦陷，但是在战略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略，为什么？日军没有办法从北往南打，必须要从东往西打，而中国的版图是东西很长的，抗战打了八年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专家学者、青年学生都跟着政府西迁，这个西迁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些人到了西南、西北，就一定会对当地进行调查，进行研究，所以后面产生了很多计划，我们一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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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苍耳考古团（1939年）

这个是1939年的大理苍洱考古团。后排最右边是吴金鼎先生的夫人王介忱。王介忱旁边是曾昭燏先生。左边第一位是我父亲，那时候还是学生，在大理等护照，所以跟着苍洱考古团学习考古。我父亲旁边是吴金鼎先生。再旁边是梁思永先生。

顺便说一句，我们一直有一个争议，究竟是梁思永先生，还是李济先生，对中国的考古学贡献更大？两位的贡献都很大，但有一个事实，就是殷墟总共有15次发掘，前4次只是挖甲骨，梁思永先生进来以后，他就把考古的范围变大了，不是只挖骨，墓葬也开始了，考古的范围变大了。而且他是在哈佛学的考古，完全是不同的做法。所以两位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在方法上是有一点差异的。

再来就是马长寿先生的川康民族调查。这个部分如果你们去看乾隆的“十大武功”，有一个大小金川之役，拖垮清朝财政的就是这个大小金川之役。大小金川就是川康。马长寿先生做川康民族调查，花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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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庞薰琹

然后，国立艺专的庞薰琹先生、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芮逸夫先生，他们两位也深入了苗族，冒着生命危险，做了很多苗族艺术调查。庞先生曾经有一本画册，好像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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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考古团

这是1941年川康古迹考察团考古学家在彭山寂照庵的合影。彭山考古可以说是“中央博物院”的又一项重大成就。最左边两位是吴金鼎先生、王介忱女士。后面最高的是高去寻先生，他最了不起的贡献是把梁思永先生的《西北岗》和《侯家村》的考古报告写完了。梁先生的字很潦草，很难辨认，作为梁先生的学生，他在台北把这两本书完成了。中间这一位是冯汉骥先生，哈佛大学、宾夕法尼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博士。过来就是曾昭燏先生，后面是李济先生。这一位大名鼎鼎，夏鼐，刚从英国回来。那位是中国营造学社的陈明达先生。这些先生都是不得了的。

彭山考古，也是一个很伟大的计划，是“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的西北史地考察。

西北史地科学考察总共有三个组：第一个组是敦煌组，向达先生是召集人，夏鼐先生是副召集人，对石窟测量、经卷收藏都有很大的贡献；第二组是由石璋如、劳幹先生他们对汉代的烽燧、丝路、汉简的收集，贡献也很大；第三组就是史地组，做调查的。

西北史地科学考察是抗战胜利前夕所作的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1944-1945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四单位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图，在甘肃境内进行考察。后来向达先生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讲到千佛洞的保护问题。

现在南京博物院恐怕还留有几箱当时张大千先生敲下的碎片，这个是千真万确，因为我后来去看，从李庄回来的171箱文物装的东西里面就有写到千佛洞的残片。后来向达先生在《大公报》讲这个文物保护的问题，讲到张大千，但是你想让张大千离开敦煌也不容易，后来经过于右任先生的折中。也不是说张大千不对，他当时是没有保护意识，没有像我们这么强烈的保护意识。我们谈历史，谈什么都要考虑，英文叫做socialcontext，就是说当时的环境，如果我们不对当时的环境去做判断，那么错误的机会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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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先生

这位就是常书鸿先生，国立艺专的教授，他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前天（2018年9月18日），在北大静园的二楼，我还见到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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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霖灿先生解读东巴文字

这是我父亲他们做的纳西文化研究。那天我们开会，有一位白庚胜教授，是纳西族，我就跟白教授讲，我们看得懂中文字，但对这些虫鱼鸟兽就不太了解了。

这里我们要想到一点：为什么在西北和西南有这么多的科学调查、科学研究？这就是因为抗战，客观上促进了这批学者往西南、西北发展，对我们后来对西南、西北的了解有很大贡献。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必然。你看起来这是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发动了抗战，所以这批人才会到西南、西北。像敦煌，如果不是常书鸿先生去那边，不辞辛苦，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像西北，对烽燧的了解、对居延汉简的调查，都是在这个时间产生的，有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在因缘际会下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这些新的学者，文化的新学，让中华文化在这一段时间有了一个特别灿烂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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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在1949年4月23日解放。6月29日，留在南京的“中博”员工在人文馆大殿前合影。前排右三为曾昭燏，左三为曹志宏。二排右三为宋伯胤，右四为尹焕章，右五为王振铎。三排右三为赵香珊。1950年3月9日，“中央博物院”改名为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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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中央博物院”在台遗迹只剩下一块残破的界标。

“中央博物院”从1933年创建，到1965年在台北与“北平故宫博物院”合并成立台北故宫博物院，存在的时间总共只有32年，其中有16年在大陆，有16年在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南京的部分就成立了南京博物院。

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考古学和民族学是“中央博物院”的科学主旨。抗战时期，李济先生讲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他在中央博物院的一次动员月会上，解释“全面抗战”在人文科学上的意义，说，“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中央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那些博物馆抗，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敌得过敌人吗？他鼓励同人向学，以身作则，怀抱以学术报国的信念，毫无保留地贡献一己之力把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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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博物院”一同迁至李庄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女子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等著名科研教育机构。图为1941年，“中央研究院”在李庄板栗坳庆祝成立十三周年纪念。

钻石在压力下才产生，碳元素在高温高压下才产生，辉煌的学术成果也都是在压力下形成的，烽火中的学术因为战乱显得更加灿烂。

李庄，是“中央博物院”在大陆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有五年十个月停留在这里。这个是李庄的街上，可以看到什么呢？绑白布的都是当地的人，戴大帽子的也是当地的人。还有军人，还有同济大学的女学生，比较时髦，还穿着旗袍。后面就是长江。这一时期，有个同济大学的学生进入“中央博物院”，就是索予明先生，今年96岁，还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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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李庄即景

他曾回忆李庄的生活说：“李庄的物质生活过得很苦，可是精神生活还不错，虽然在战争中大家的心是安定的，相信长夜会有尽头，胜利一定会来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这么乐观。”这话很动人，因为代表了他的信心，我们国家一定会击败敌寇的。我们中国人讲究士农工商，李济他们这些人是金字塔的尖端，金字塔能够这么高，底下一定有一大批最坚强的基石，没有我们人民的支持，学术做不了。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李庄及乐山这些地方，有三样文物证明了抗战时期人民是怎么样支持文化的。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离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碑，上面有四个甲骨文的字，叫“山高水长”，感谢李庄的人民。碑文是陈槃先生写的。他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同人等犹幸而有托”，就是我们还算是有个地方可以居住；“不废研求”，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虽曰国家厚恩”，当然是国家给我们饭吃，这很重要；“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让我们感觉到宾至如归；“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今值国土重光”，就是我们打胜仗了，准备回南京；“东迈在迩”，就是准备要回去；“言念别离，永怀缱绻。”这是感情非常深的一篇文章。文章最后，把所有在李庄的人的名字写上。这个文物，可以证明我们的人民在抗战时期完全支持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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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山高水长”纪念碑

第二个文物是，乐山安谷乡有六个祠堂，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离开时在每个祠堂都致赠“功侔鲁壁”的匾额，表达对地方支持储存文物的感谢之意。我旁边那一位就是写《发现李庄》的陈岱峻先生。这个也确实证明了安谷鄉的这些祠堂曾经储藏过一批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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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功侔鲁壁”匾

第三样文物，最近才发现，还不到两个月，今天很高兴提供给大家。同济大学从李庄离开时，校长徐诵明，以及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祝元青，共同立这么大一个碑，感赠罗南陔先生。因为罗先生把他家的祠堂腾空，给同济大学做校舍，所以碑文说：“附职借用罗公祠历时两稔，深感隆情，今当迁离，乞为文以资纪念。”“我附职师生以抗战胜利，行将复员，沪滨万里之东，必有长忆罗祠风月而悠然兴感者矣！”“诵明不文，又焉得不彰其行以为世劝，固不仅对其协助本大学之贤劳敬致，私人之申谢已也。是为记。”这是我们最近才发现的碑，藏在宜宾市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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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感谢碑

所以，我们回到最原始的这一块。所有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烽火下的文化传承，真正让我们能够感动的，是这个伟大的时代，但是也因为有了很多不渺小的个人，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么多的成就。

我现在用几分钟的时间谈一下这本书。这本书是我陆陆续续写的，不是一气呵成。我的资质也不是太好，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但我尽量写，所以写了很长时间。

这个书基本上分三大块。其中一大块是讲纳西的部分；另外一块就是讲一些“中央博物院”的人和事；还有一块就是大家不太知道，就是“中央博物院”的部分员工在1949年迁往台湾以后，他们仍然本着新学术之路的精神继续在做，使得中国艺术史在蓬勃地发展，里面大概牵涉到这一块。书里面的每一篇文章看起来不关联，但是每一个都跟“中央博物院”有关系。就像一个一个信封，打开看就有一封信，但是我就写点小事情，小人就写小事。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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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现场

主持人：

我们先谢谢李老师。今天机会确实很难得，让我们能够了解在抗战最艰苦的那段时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读李先生这本书，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想。比方说李霖灿先生迁到台北后，他特别发感慨，说：我们在抗战的时候，在1945年以前，出了四本专刊；而从1949年到1965年变成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六七年过去了，物质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一本像样的学术著作都没有。那个时候李先生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说我要拭目以待，看究竟会怎么样。李先生一开始给我们看的那张照片摄于抗战前，谁都没有想到紧接着就是中华民族非常艰苦的时期，但是，恰恰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留下了非常多的历史印记，而且很难超越。这个很难超越不是指学术上，我们在学术上可能很容易或者说肯定有一天会超越这些前辈，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发现；我觉得难的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的是，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能够把中国文化的根脉承继下去，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今天既然也来了许多前辈，是不是请大家都说一点感想？我们特别先请赵成华先生向大家展示李霖灿先生写给赵青芳院长的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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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霖灿写给赵青芳的信及寄赠的照片讲演现场

赵成华：

李霖灿先生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跟我父亲通了几封信，我想在这里读两封信。

一封是1994年7月21日的：“乡珊吾兄：由于来到了加拿大，所以写这封信给你。问你们健康快乐，小孩子都好，问一切吉祥平安。算算自南京一别，人世沧桑近五十年。在美国时光，在学术报告上见到乡珊兄发表的考古文章，看后十分高兴；后来又知道成华他们学习情况，使人欢喜。但是所知道的仅此而已。希望接信之后多写一点，给我们回盼。我们于今天5月26日来到了多伦多。老二李在中46岁，信封上有详细地址；老大李在其是成华的好朋友，住在士嘉堡，距此地约45分钟车程，每星期天都要聚会一次。”我这里有他们的照片，唯独没有李在中先生。我后来看了一下，他说李在中在掌镜中，媳妇、子女都在上面。还有李霖灿先生81岁的照片。

还有一封信，是8月17日的：“乡珊吾兄：在加拿大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我，李霖灿，是81岁的人了。记得咱们隔邻而居的时候，你比我大一两岁，所以咱们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就来谈一谈老话吧。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里，我看到你写的考古文章，心中很高兴。后来又接到你向我要文章刊登院刊的信，知道你做了副院长，更欣慰之至，而且还笑着说咱们河南人只会做副手，因为我也在这个职务，现在我已经退休十年了。今天飞来北美洲，说不定回外双溪都会成问题，因为两个老人都太弱了。内人叫我特意向嫂夫人问好，她比我大，行动要杖拐架，不方便。你们都好吗？记着照点全家福回来看看，以慰想念。把我们的也寄过来看看，并且留下地址电话。千万不要不回信噢，因为人老了，不结实得很，对吗？”

李在中：

我跟各位补充一下。大概在去年吧，我在南京博物院看到一个纸条，是我父亲写给赵乡珊先生的。那时候我父亲正写《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带着一位东巴。他写了一封信，这个便条纸，大概这么大，说：“乡珊兄，山下有米否？赶快送粮，此地已有断炊之虞。”这个小小的便条现在还藏在南京博物院，反映了一个事实：粮食很紧张。但并不是只有“中央博物院”艰苦；他是在史语所写这篇文章，所以史语所也没粮，所以就赶快求你父亲来救我父亲。梅先生，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你父亲，因为你父亲跟我父亲一直在上海有个博物馆，叫做和平博物馆，你父亲也在那边工作。后来71箱的文物从上海运回来，是你父亲押运的。曾宁兄，你来讲几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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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板栗坳的田边上，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馆及语言组所在地。李霖灿、张琨及和才合编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及《么些语音音标字典》两部字典就是在这完成记音工作的。

主持人：

说到曾宁老师，就要说到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聚会，其实是机缘巧合。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我写了一篇《怀念曾昭燏先生》（点击即可查看）。司徒老师见到了，传给李在中先生看，李先生说有很多错误，因为我很多资料是二手的，然后她就跟我说李先生马上要写一本书。（李在中插话：我是跟着李济先生讲。李济先生说，在科学世界里面，没有客套话，也没官样文章。所以我就说你写错了。）

主持人：

我觉得非常好，也谢谢李先生。大家可能都知道，曾昭燏先生是中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第一个在西方获得考古学学位的女性，一辈子没有结婚，一辈子跟着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而且是中国第一个女博物馆馆长，一辈子没有亲生的孩子。所以曾宁、曾卫老师在曾昭燏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光一直照顾她。特别高兴您能来，请您跟大家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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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燏先生在南京博物院讲解文物

曾宁：

我和我弟弟曾卫，是曾昭燏先生嫡亲的侄孙，我们对她老人家怀有深厚的感情。说到蔡元培先生、傅斯年先生，李济先生、李霖灿先生、曾昭燏先生，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为中国考古文博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而且也打下了非常好的文博基础。可以说，他们是一代国士，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让我们后代永远也忘不了。

说到李在中先生，九年前，在曾昭燏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前夕，我们有过交往，谈过很多事情，我对他非常有敬意。他写了《朵云封事》这本书，可以说是既尽了忠，又尽了孝。“忠”，就是说他把国人需要了解的这些事情写了出来，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考古事业、文博事业，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所谓“孝”，他在父亲身边长大，从“中央博物院”一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几十年，能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流传给我们，流传给后人，也是对父亲最大的孝敬。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非常谢谢李在中先生！为了感谢他，我这两天特意写了一幅字，送给在中先生。这是曾昭燏先生1940年在苍山洱海工作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冉冉孤轮出海隅，寒光如练玉平铺。离人对此真愁绝，清景依稀似北湖。”送给李在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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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宁向李在中赠字

朱元曙：

这张照片我先补充介绍几个人。我刚才一直在仔细辨认，有的能够确认，有的则含糊不敢说。这位是陈垣先生，解放后是北师大的校长，著名的历史学家。这位可能是徐炳昌，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我们考古界非常重要的人物。徐旭生，河南南阳人。这个，陈寅恪。这个呢，是朱偰先生。然后呢，这个是李济的侄子李光宇。

刚才李先生谈到一个问题，说李济先生和梁思永先生谁对中国的考古贡献大。这是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李济先生有开创之功，但是梁思永先生是中国第一个正正经经学考古的学者。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开院的聚会上，有人就介绍了，当时梁启超他们都在场，我叔父他们也都在场，“不久，真正学考古的那位专家就要回国了。”我再说一件事情，这是我夫人要我介绍的故事。当时他们这批前辈在文物西迁的过程中，生活非常艰苦。李济先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昆明病逝，二女儿在李庄病逝；只留下一个儿子李光谟。李济先生很难过。抗战胜利了，要回南京，李夫人不忍心让女儿的遗骸留在李庄，决定从地底下起起来。棺木起起来，把骨骸经过石灰消毒后，装在箱子里和文物一起运回了南京。到1949年，李济又押运文物到台湾去，就把他女儿的骨骸盒子交给了我岳父，请他对师妹的骨骸善加保管。我岳父没有声张，默默地守护着师妹的骨骸，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有人揭发了这件事，于是箱子搬出来砸了。在这之后没多久，我岳父自杀了。当然我们不能说跟这件事情一定有因果关系，但是在岱峻的那本书上说，一个学生为了给老师一个承诺，秘密地守护了老师的孩子的骨骸17年。这个故事也表现出前辈们师生之间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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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曙先生

逯弘捷：

谢谢大家。今天有机会说几句话，非常高兴。我听说李先生在北京的新书分享活动之后，尽管手机丢了两次，我失联了，仍然特意赶到南京，要和他见见面。尤其今天来这么多听众，我觉得中国文化是有希望的。今天在中讲的很多东西我都非常赞同，因为他学数学，我们很多学术大师都是学理科的，学理科就有很好的逻辑性，新学术就强调逻辑性，就比旧的学识高出一个层次。

关于在中兄讲的四川发现的三个与抗战有关的文物，一个是《山高水长碑》，原碑已经找不到了，现在我正请同志们在找。我认为那么大一个碑不会烟消云散，也毁不掉。为什么我有这个结论呢？刚才在中介绍的第三个文物，《鸣谢罗南陔》，是我3月8号丢了第二部手机4天之后，去给我外公罗南陔磕头，当地分地，把我们罗家祠分了之后，住在那儿的农民告诉我，还有一个东西，你来看看有没有用。一看，就是那个墓碑。受此启发，我和李庄的人说，你们还得找到这个碑。现在还留了一个照片，在史语所。这都是很好的抗战文物，并且是文化抗战的文物。李济说的这句话话非常经典：我们各个领域都要抗战。当时文化抗战的中心就是昆明、重庆、成都、李庄这四大文化基地。李庄当时的庄主就是我外公罗南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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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弘捷先生

李在中：

这个要讲一点，说抗战有四大文化中心，昆明、重庆、成都、李庄，这是不公平。为什么呢？昆明、重庆、成都是三个大都市，只有李庄是两千人的乡村。大都市里的生活技能比乡村的生活技能好多了，李庄是非常苦的地方，但做的东西一样，那么，是李庄伟大，还是昆明、重庆伟大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逯弘捷：

大家可能有人知道那十六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当时欢迎中央单位到李庄，是我外公亲立的一个电文，过去有人怀疑，这次碑的发现就证明这是有连带关系的。

李在中：

这十六个字，我有一个专门的研究，绝对是罗先生亲笔的字，但不是电文，是给同济大学的书面承诺。就是请同济大学校友、前中原纸厂厂长钱子宁先生带着这个跟同济讲，我们李庄绝对全力支援。因为我做了一些研究，对照了笔记，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没有收录在《朵云封事》这本书里面。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文献足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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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现场

主持人：

清凉画馆准备了一束鲜花，与其说是献给李先生，不如说是借您的手献给这些前辈。（李在中：这束鲜花，真的是献给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的）。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到外面拍一张合影，因为今天机会非常难得，清凉画馆的顾颖老师带大家参观一下馆藏，李瑞清、胡小石、吕凤子、游寿等先生的真迹，里面都有收藏，所以我们再去参观一下画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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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嘉宾在清凉画馆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