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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烟空|纳粹大屠杀的现代性

 hmjf 2022-09-27 发表于上海
苍烟空|纳粹大屠杀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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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奥斯维辛的杀人工厂利用他的杀人机器,屠杀了100多万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1周年纪念日那天,奥斯维辛集中营地狱般的场景刚被发现,连经历过残酷战火的战士都震惊了——7600多名形容枯槁的被囚者、人皮做成的灯罩、近8吨重的头发……时至今日,凄惨呻吟犹在耳边 。

我至今不能信服的是权力与服从的结构关系,为什么一个疯狂的希特勒能够点燃所有人的疯狂?参与集体屠杀的刽子手们不会仅仅是服从权力那么简单。

反犹主义不是德意志的产物,也不是德意志的私仇,整个欧洲大地对于犹太人的仇恨由来已久,时不时就会像瘟疫一样卷土重来,但在1933年前,像中世纪那样剥夺犹太人的权利、伤害犹太人的身心,已经很少发生了。在大屠杀发生前,犹太人甚至普遍认为德意志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

反犹主义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大屠杀,即使反犹主义浓厚的奥地利、以及一些东欧国家,都没有一个国家鼓吹和赞同德意志歼灭犹太人的极端冷血行径。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都与“最终解决方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换句话说,仇恨本身无法解释参与集体屠杀的行刑者和杀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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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纳粹德国领导核心的直接命令、为此而动员的国家机器,以及相应的程序与方法,普通德国人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大屠杀。

构成大屠杀有三个要件,一是传统的反犹主义锁定目标,二是现代性提供制度和组织、技术手段,三是人类自身原始的愚昧、残忍和暴虐。在三个要件被既反传统又反现代性的纳粹收集起来,透过一个可以决定其他所有人生死的国家官僚结构而得以执行。

随意而疯狂的希特勒,造就了每一个组织争着在希特勒面前表现自己,力图在实现对元首的承诺和执行他的意志时比其他人做得更好。累积激进化就是这样产生的。希姆莱承认,这是伟大的根源,只有踩着死者的尸首才能建立新生活。

大屠杀不是原始人的部落残杀,纳粹权力与工业化组织紧密合作,科学与效率相结合,现代化的逆向运转,使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陷入深深的黑暗。无线电和有线广播,迅速而快捷地使八千万德意志人民服从一个机构,电话、电报、无线电飞快地将最高当局的命令下达到最低级的机构。由于这些命令的高度权威性,下级机构完全无需鉴别就可以执行。

杀人毕竟不是除草。直接面对被杀者,会造成行刑者的心理负担,一些人性软弱的人,甚至下不了手。鲜血和脑浆溅在刽子手的身上,终归不是所有人都能面对和承受的。发明一种高效的、隐去个人色彩的杀戮方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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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杀人必须压抑道德禁忌、去除人格色彩,隔绝的密闭的毒气室,让屠杀者远离死亡本身,这是不是很“人道”?技术的进步保证了让犹太人的死亡既能在制度层面不受诟病,还能在人性层面更易接受,施害者常常无需自己亲眼目睹或亲自动手。越来越多的党卫军发现,自己无需离开办公桌,就能灭绝一个种族。工具理性促使党卫军们为了国家利益而犯下滔天罪恶。

德国诗人歌德说:“每当我想起德国人,内心常常感到十分痛苦。作为个体,他们令人尊重,但作为整体,他们十分令人讨厌。”歌德意指德国人在私人修养和公共道德的分裂,得到了工具理性的支持,目的和手段分离,个人只对手段负责,只要这种手段能迅速达成目的。至于这个目的是什么,与个人无关。

在阿伦特那里,这些罪恶被称作是平庸之恶,在美国政治学者艾亥博那里,这叫办公室凶手、行政之恶。艾亥博说:

“历史情有可原地关注希特勒及其亲信,关注党卫军、盖世太保及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中医生与看守的暴行,却极少有人注意到其中数以千计的公共行政官员,如财政部里充公犹太财产的官员,组织了强迫劳动的武器视察官员,帮助创立并维持德国及东欧犹太区与死亡营的市政官员,以及利用了奴隶劳动的公司企业。从程序上看,清洗犹太人与其他任何现代组织过程已难以分辨,人所关心的是界定精确、规制详细、服从法律以及保持纪录,也就是说,现代的公共服务技术理性法则在每个方面都得到了贯彻。”

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到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不是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穿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所以,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

往事不可追,愿生者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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