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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微信专稿 |李凤群长篇《月下》:日常生活的摧毁性力量(张娟)

 冬天惠铃 2022-09-27 发表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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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群,女,安徽无为人,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已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北京文学》发表《大野》《大风》《大望》《颤抖》等十多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三、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安徽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第二届安徽小说新星奖,《人民文学》2013年度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2013-2014双年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提名,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20年度南方文学盛典小说家提名奖等奖项,2021年度“中国好书”奖,《北京文学》2021年度优秀作品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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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收获》

长篇《月下》(李凤群)

“余文真一直不被看见”,这是爱情悲剧的生发点。平凡、自卑的余文真从来没有进入到别人的视野。一个成功熟龄男子看似偶尔的闯入,实则是一整套以小城女子为猎艳对象的熟练掠夺,却正好纾解了余文真内心的不甘。可是,完全不对等的情感关系是她所无法承受的,只落得精神垮塌,容颜消损,性情乖张。不爱自己的生活将如何继续?余文真随意打发了婚姻,不期然又遇上了另一口深渊……作者以尖锐的笔触深入当代女性的内心,书写她们在时代推动之下犹豫的尝试、孤独的觉醒和单枪匹马的惨烈抗争,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半生的困境通过心理和精神表征极其细腻复杂地表达了出来,这个过程令人信服且惊心动魄。十年后,这座城市面目一新,而一个女人戴月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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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插图:Ada

李凤群《月下》:日常生活的摧毁性力量

文|张娟

王安忆有一本书,名为《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用白描的手法谈论了很多城市和两性的话题,李凤群的《月下》,可以说就是典型的城市性别写作,用男女两性的关系隐喻城市化进程。《月下》是在时代的河流中成长的男人和女人不可克制的欲望、虚荣、脆弱、慰藉,是自我和生活搏斗的遍体鳞伤,是平凡生活里的每一步都无法言说的痛不欲生,是概念和理性无法描述的人生的痛苦和克制。

李凤群的小说以《大江》《大风》《大野》《大望》等“大系列”为代表,形成了从乡村到都市的出走序列,从今宝和在桃两个农村女孩在城市里跌跌撞撞的成长,到革美的城市奋斗,再到余文真,“到世界去”的旅程里,来自小城市的女孩有了更大的向往。正如小说中的一句话:“城市化对月城是一种侵犯。”城东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城市的新贵板块正在拔地而起,生活在旧时老街巷的居民们,对这种侵犯甘之如饴,并不觉得危险在靠近。余文真对章东南的奔赴与幻想,也是一个城市的欲望与扩张,但是小说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绵里藏针,揭示出惊涛骇浪背后的冷静和慈悲。

一、边缘人:县城女孩的群像和个案

李凤群的小说里塑造了这样的一系列县城女孩,从革美,到良霞,从今宝、在桃到朱利安,她们都是时代的边缘人,没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没有理直气壮的信心,她们生活在现实的褶皱中,每个人都活得摇摇晃晃、皱皱巴巴。从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到郁达夫的“零余者”,和男性的边缘人形象不同的是,余文真是比男性的这些灰色人生更为黯淡的所在。大城市向小城市掠夺,男性向女性掠夺,资本的逻辑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

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也是一部有慈悲心的小说。余文真是一个县城的边缘人。不同于李凤群的《良霞》,美人在人群中永远闪闪发光,余文真从来是人群中不会被看到的那个人,可能也正是因为她的卑微,她的单纯,她的默默无闻,才成为章东南的猎物,她是安全的,因为她毫无还手之力。余文真是县城女孩群体中的“那一个”,也是随时可以湮没在人群中的“那一个”,她的平凡和普通,让她的生命有了被记录和被讲述的价值,可以引发最广泛的共情。

小说的上卷是一个中年男人有预谋地操控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的故事。章东南在世界各地的照片,他优雅的阅读品味,他不同寻常的酒店选择,他超越一般圈层的见识,都形成了对余文真的巨大诱惑。章东南对余文真进行精神操控的同时,也是月城这个小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看着这个单纯的女孩没有丝毫招架之力地沦陷,无法自拔,就像这个正在逐渐膨胀的城市一样,新兴的城市在侵略着旧的生活,具有金钱和地位的男人侵略着没有见过世面的女人,这种入侵又是温情脉脉的,给予弱者希望,乌托邦的梦想,带着甜蜜的情话,让身在其中的人一步步陷入泥沼而不自知。

下卷中这个女子一步步走向失控,就像每一个陷入泥潭的人,不得不自救,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但是小说并没有以愤怒结束,也没有用女人的复仇结束,而是慢慢的,走进了男人的内心,这个反转里有对人世最深的悲悯。就像小说最后写到的“并不只有她才犯过错,这天,这地,这断桥,这红灯,这花木,这城市的角角落落,都隐藏着错误。有的已犯下并毁灭,有的被忽略不被警觉,而更多的,只有时间,唯有时间,才能去识别,去警醒,去纠正。”不同于一般始乱终弃的单一视角的故事,小说的下卷是视角的逐渐反转。这个男子固然是一个侵犯者,但他也一样被惩罚,也一样对生活失去了掌控感,就像这个快速生长的城市,有一天也会毁灭,也会停滞不前,也会千疮百孔。

这个世界,哪有永远的胜利者,哪有永远的强者,大家都在这个可怜的人间,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过着并不完美的人生,努力对抗着自己的软弱和悲伤,寻求一点点生活的糖,最后却发现,这些糖都是生活的毒药,这个毒药还要自己吞下去。作者有着最广大的同情和悲悯,没有对人生深刻的洞察,就不会写出这么痛彻肺腑的小说。

二、酒店与“小留”:城市空间背后的性别关系

女性和现代都市空间是具有天然的联系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妇女研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城市空间是考察妇女'性别空间’状态的重要窗口。……而充当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交中心的城镇,历来被视为妇女活动'真空地带’。相应的,一旦属于妇女的'性别空间’出现扩张趋势,其征兆往往首先出现在城市空间中。”[1]现代城市是一种空间的实践,城市中心聚集资源,对周边次发达地区进行掠夺和侵吞,从而形成一种权力差异,通过中心向边缘的侵占,推动了城市的不平衡发展,也造就了无数躁动痛苦的灵魂。

小说中有几个重要的空间意象。一个是酒店。小说中男人带着女人住过一个又一个豪华又新奇的酒店,这是这个正在成长膨胀的物质时代的阳具;这些酒店是男人的空虚的象征,他要借助这种奢靡来对抗日常生活的乏味与压力;这些酒店是女人的虚荣和不切实际的爱情幻想的象征,物质和情话是超越她平庸姿色和生活的罂粟,她迷恋这一切,在这种虚幻中建构起一个理想自我,并把自己人生的实现建立在这种虚构的空中楼阁之中。

和豪华酒店相反的是,余文真在福禄巷里给自己租的小房子,房间里的钢琴和书架是余文真看上这个房子的重要原因,是她对自己理想自我的一种投射。她渴望自己能有超越自己所在阶层的教养和品味,她渴望通过这个自己的空间留住章东南。她给这个小房间命名为“小留”,但是章东南并不会在这里停留,余文真只能在这里安放自己的痛苦和软弱。城市密集的人流并没有拉近彼此的距离,反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更加分明,正像本雅明通过艾伦坡对人群的描述指出小心翼翼的孤独,余文真是孤独的,章东南每次的到来就是她生活的节日。但最终余文真要的是归宿,而章东南只想在她的身上获得慰藉。章东南在各种新奇的酒店中寄托的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余文真试图通过“小留”把章东南拉回日常,岂不知,这正是章东南想要逃离的。两种不同的空间对比正体现出男性和女性精神空间的差异。酒店这个乌托邦式的空间上寄托的,是小城青年们对现有空间秩序和社会身份改变的渴望,但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回到“小留”,这才是他们的真实的归宿。

小说的结尾,空间又一次发生逆转。代表着外部世界和精英生活的章东南,其实就是月城人。他每年都会回到家乡来看望自己的母亲,他有着一地鸡毛的家庭生活,有着自己不得不承担的家庭重负。在余文真不知道的很多瞬间,他也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默默凝视着她。他游走在很多女人之间,他选择的女人都不是美女,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是边缘的,自卑的,常常被忽视的女性。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精英男的猎艳故事,而是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通过向更弱的弱者展现自己的强大,以获得自己精神慰藉的故事。所以,读到最后,不得不长长叹息:这个男人也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而已。

掩卷沉思,《月下》的悲剧,又根本算不上大悲大喜,《月下》没有死亡,没有灾难,有的只是几个普通人,在有限的人生空间里不断试探、突围、回归。就仿佛维多利亚时期“茶杯里的风波”,但是日常生活对人的摧毁性的力量,是平静的时代中最值得深刻洞察的悲哀。穆旦在《冥想》这首诗中,说“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正是《月下》动人的地方,英雄的故事值得书写,但是我们身边大多数都是这样平凡而软弱的男男女女,跨不过欲望,扛不住压力,面对生活精打细算,随波逐流,用尽自己的全身力气,求得的也不过是一份普通的生活。写出日常生活的摧毁性力量,在惊涛骇浪背后给出反思和救赎,这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使命所在。

[1] 姚霏:《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1843-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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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娟,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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