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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鉴编修】试论灾疫志编修‖刘德元

 方志四川 2022-09-27 发表于四川

试论灾疫志编修

刘德元

提 要:疫灾是由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造成的灾害。我国历来是一个多疫灾国家,过去的三千年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疫灾史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受国际史学界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中国疫灾史研究逐渐为学界所关注。特别是2020年初突发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简称“新冠病毒”)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产生深刻且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地方志书编修视角,对“灾异”“灾害”“疫病”“抗疫”等几个不同概念进行解读、对如何入志入鉴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志鉴抗疫”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

关键词:灾异 灾害 疫病 抗疫 志鉴抗疫 

我国历来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了“疫”字,我国现存最早的自然地理著作《山海经》就有“疫灾”与动物关系的记录。中国古人一方面不断遭受着瘟疫侵袭的痛苦,另一方面也不断记录着这些痛苦以警示后人。正史、方志、实录、档案、文集、医案、报刊等历史文献,都保存有丰富的疫灾史料。因此,作为地方志机构连续不断编纂的地方志书以及年鉴,这应对本行政区域在断限内所发生的疫情和抗击疫情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作出全面客观记述。本文试从疫情防控下的志鉴编修作如下论述。

一、“灾异”“灾害”的文献记述与地方志书的分类记述

“灾异”是一个汉语词汇,指异常的自然灾害,或某些异常的自然现象。我国古代灾异发生频率高,危害大,因而古代文献中对“灾异”的记述代不绝书,如《汉书·宣帝纪》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北史·卷八九》载:“操履贞懿,立言忠鲠,每有灾异,必指事面陈。”唐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尤其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更是惊艳:“臣今职掌司天台,但有祸福,不可不奏:近有群鸟数万,自南飞来,投於汉水而死,此不祥之兆;臣又观天象,见奎星躔於太白之分,盛气在北,不利伐魏;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夜哭:有此数般灾异,丞相只宜谨守,不可妄动。”再有近代严复《救亡决论》也说道:“曩己丑、庚寅之间,祈年殿与太和门数月连毁。一所以事天,一所以临民:王者之大事也。灾异至此,可为寒心!”

《康熙武昌府志》卷三 灾异

综上可见,我国旧有文献中,对“灾异”的记述非常详细,一般史书、志书都设有“灾异”章节或条目,记述“灾事与异象”。这些文献除记录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疾病疫情外,还记载一些因科技不发达而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如“日全食”“月全食”“地动山摇”“铁树开花”“树木夜哭”“蛤蟆集聚”“群鸟弥天”“气冲牛斗”“马生角”“地冒火”等。这是古代社会对专制统治者的一种制约——如果天灾不断,民不聊生,那么统治者原本神圣的合法性就会因此受到质疑。同时,个人、集体和民族、国家,如果其生存环境内出现灾异,也可以认为是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是吉是凶,则要视情况而定,绝大部分灾异都表凶兆,而非吉祥,其中不乏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

近代以后,西学东渐,人们逐渐接受了人性化、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许多过去的异象得到了科学合理的解释,因而“灾异”不再是困扰人民的、扑朔迷离的、任由统治者胡编乱造愚弄人民的文化工具。

“灾异”与“灾害”的概念不完全相同,“灾害”是指对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总称。一切对自然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人们的生命财产等造成危害的天然事件和社会事件,都可视作灾害。其出处如《左传·成公十六年》“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宋梅尧臣《送张推官洞赴晏相公辟》诗云“往者边事繁,秦民被灾害。”清唐甄《潜书·格君》曰“灾害不生,嘉祥并至。”等。

方志是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秦汉以来代有编纂,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新修志书不再专设“灾异”内容。在大多数省志、市志、县志中,“灾异”部分被拆分、简化及至降格处理。其理由是,“异”由于不再符合时代特征,在新志中被剔除掉。尤其是第二轮志书,一般都不以“灾异”名称入志,而是在志书自然篇设“自然灾害”章。内容包括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两个大类。自然灾害即极度天气和气象灾害,如风、雨、雷、电、雪、冰、霜、冻、旱、涝、龙卷风、台风、风暴、海啸、阴霾、沙尘暴等造成的灾害;地质灾害一般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火山喷发灾害。此是指地方志书之分志而论。

但在“灾异”专志方面,查阅资料,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重视灾害资料积累的地区,比如西藏历史档案馆等编过《灾疫志》,分为雹霜虫灾篇、雪灾篇、水灾篇,南方陈桥驿教授主编过《浙江灾异简志》。此外就是浙江省海宁市、山西省万荣县、四川省蓬溪县等地出版过《灾疫志》而外,则鲜见地区专门编修《灾疫志》了。

 浙江灾异简志》之六,陈桥驿主编

 二、“疫病”分类与记述

“疫病”在医学上统称流行性的传染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具有传染性并能造成流行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文献出处可见《诗·小雅》“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汉郑玄笺“天气方今又重以疫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又见《东周列国志》第一百二回:“秦王政四年,十月,蝗虫从东方来,蔽天,禾嫁不收,疫病大作。”

“疫病”在地方志横分门类中,一般不与“自然灾害”并类或并列,多在“医疗卫生”篇设章记述,以“医疗卫生”领“疫病防治”。记述的详略、着墨的轻重,则以地方发生的“疫病”情况而论。比如笔者在总纂多部西北地区的地方志中,发现西北地区的地方志对“疫病防治”的记述比较详细,尤其是在地方病的传播和防治方面着墨颇重。如碘缺乏病、大骨节病、先心病、高原性心脏病、包虫病等,这些是西藏境内常见的地方病。西藏和平解放前,当地居民饱受疫病折磨,无法得到医治和救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援藏成为常态,各支援省(区、市)的援藏工作队医疗组与西藏当地工作人员,共同开展地方病筛查和救助工作。此项工作,各市(地)县志书对地方病(疫病)的记述相当详实。在篇目设置上,分地方病和传染病两个大类,一般设有组织机构、疫病原发地、传染区域、传染病例、防治措施等分目,从“志”的角度反映了地方政府对疫病防治的高度重视。

新疆主要的地方病有碘缺乏病、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砷中毒、结核病、大骨节病、克山病、鼠疫、布鲁氏菌病、包虫病、黑热病等。新疆和平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地方志书多有详细记载,对地方政府加强疫病防控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但是人类对于生存环境的掌控依然有限,各类疫病和尚未攻克的病毒难题,依旧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安全,在与疫病不断抗争中,人类社会螺旋式前进发展。反应在地方志书中,对疫病防控,除专志外,地方综合性志书一般都在“医疗卫生篇”有专章记述。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原因,疫病不是那么严重的,在志书中也有记述。根据编纂经验看,多数地方灾害和疫病虽然在志书中都有体现,但总体看较为分散,且篇幅普遍不大,仅供了解情况等粗浅的使用,若是进行深度研究,资料远远不够。因此,编纂《灾疫》专志对某些地区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此不赘述。

三、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入志探讨

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世界上第一列新冠病毒被发现后,世卫组织于2020年1月将其命名为“SARS-CoV-2”。2020年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SARS-CoV-2”命名为“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简称“新冠病毒”)。新冠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已知可引起感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较严重疾病。新冠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

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猝然爆发,并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世界各国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疫斗争并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成效。但是,新冠病毒不是个别国家能解决的难题,而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协作面对的课题。人类目前仍没有攻克新冠病毒难题,病毒不断变异进化,疫情一再反复、不时以局部爆发的形式出现。从2020年初到当前,抗击疫情的斗争从未停止,比如2022年9月,四川新冠病毒疫情突发,迅速波及全省范围,尤以内江市主城区最为严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根据内江疫情,来自成都、乐山、资阳、自贡、遂宁、南充、广安、绵阳、巴中、德阳、眉山等地的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不分昼夜奋战在抗疫一线,其情其景让人泪奔。

从地方志编修角度看,此一时期,正是我国三轮三级志书编修断限范围,因此笔者建议,作为省一级,可适时考虑编修《××省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志》专志,个别疫情严重的市、县,可组织力量编修市、县级“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专志”。笔者倡导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志”则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结合各类旧志文献,以政府主持,地方志机构组织实施,有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中心、应急管理局、园林局、生态环境局、城建局、民防办等专业部门为参编单位,梳理本地从新冠病毒疫情发生至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一时期,全面、客观、详细地记录发生缘由、灾疫情况、应对措施。

按志书体例,《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志》篇目可设《总述》《大事记》《疫情》《指挥机构》《抗疫部署》《人员隔离》《医疗制度》《核酸检测》《赋码》《志愿者》《援助》《人物》《附录》《编后记》等“述、记、志、传、图、表、录”综合运用,内容包括人员组织、领导下沉一线、党员先锋队的组织、志愿者的参与以及地方医卫系统工作和外援救助等详细内容。

当下,在三轮修志启动后,地方志部门务必把有关各地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资料收集起来,建立资料数据库和资料卡片,以备修志编鉴之需。需说明的是,各地仅是参考纵向时间轴的规律不够,还需搭建横向地域轴平台。因此笔者还建议,全国各地都把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资料纳入地方综合年鉴和三轮志书,形成覆盖全国的“抗疫志鉴”网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是在事件突发时可更全面地参考其他地区的管理经验;二是如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医疗研究人员可在第一时间查阅任何一部年鉴和志书,对新发病毒特征、爆发原因、传播方式、感染症状等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有利于排查和认识新冠病毒;三是在疫情防控上,地方政府还可通过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的记述来对照提高抗击疫情的管理水平和指挥能力;四是在资料充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可从其他类似事件中学习到一定的抢险救急经验。从长远看,这样有利于追本溯源、总结规律;对于个人而言,只有了解疫情与灾难的真相,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如何自我保护和帮助他人。故笔者认为,无论是疫情结束还是后疫情时代,用方志体例、年鉴体例对灾疫、抗疫分门别类进行全面梳理,既把灾疫、抗疫纳入年鉴内容,又编修灾疫、抗疫专志和地方综合志之分志,是地方志部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四、“灾疫志”与“抗疫志”的区别

各种信息显示,疫情短暂结束后的后疫情时代,灾害和疫情的发生可能更加频繁,病毒的变异和伪装可能更加狡猾,紧急事件的突发可能更加让人措手不及。因此,编纂“灾疫志”和“抗疫志”很有必要。

然而,《灾疫志》的编修不同于《抗疫志》,主要表现在内容及编修目的上。前者《灾疫志》的编修除专志外,各地方二轮三级志书还把“灾疫”并入医疗卫生分志,主要记述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灾疫”情况、灾害范围和危害程度以及防范措施等;后者《抗疫志》则专门针对某一种疫病,比如发生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当下的新冠病毒疫情,编纂角度更倾向于突出全国社会全民抗疫的万众一心和众志成城。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应贴近社会现实,既编修《灾疫志》专志,为频发灾疫的社会留下可资参考的史料;又在年鉴和三轮修志中引入“灾疫”“抗疫”内容,多管齐下,于地方存史、资治,服务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借鉴“抗疫”经验,打造本土文化地标,扩大方志文化受众面,从而更好履行地方志资政辅治存鉴、服务社会大局的职能。

结  语

当前,新冠病毒疫情形势仍然复杂难控,全国多个省(区、市)呈点发、秘发、分散的态势,有的地区有从城市向乡镇农村蔓延的趋势,这给疫情防控带来极大难度和风险。

新冠病毒疫情对人类造成的心理冲击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受疫情影响的生活已发生深刻且深远的改变。其中最显著的是公众健康安全意识明显提升。现在,在中国,尤其是曾成为高风险封控的地区,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分餐制、用公筷等过去常常被忽略的卫生习惯,在疫情之后被居民高度重视。部分居民会下意识地囤积药物、食品和生活日用品,还有一些居民更加重视体育锻炼,如晨跑、骑自行车、早晚做健身操等,既强健体质,又增强抵抗力。种种行为细节说明,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紧急公共安全事件,此次疫情会成为社会公众的重要经验教训参考。因而,不论新冠疫情是“永远改变世界秩序”,还是“过去几十年世界进程中的一个驿站而非转折点”,站在从事地方志工作的立场,都有责任忠实记录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上社会的转变,为资政辅治提供重要参考,为人类留下堪存堪鉴的志鉴记述,正是地方志的本职工作。
参考文献

①陈迟,《后疫情时代地方志工作的思考》,“方志上海”2022-07-30

②李刚等,《〈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评介》,《地理学报》2021年第5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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