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恰少年，风华正茂程天放，原名程学愉，江西新建人。1899年出生于杭州。曾祖父程矞采曾任清朝湖广总督，祖父和父亲亦为清末官僚。自幼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程天放十岁那年，父亲程仲芝因病辞官，两年后与世长辞。年幼丧父的程天放，较一般同龄的孩子早熟且个性稳重。他在私塾上学，天资聪敏又好学不倦，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由于记忆力特强，直到老年，幼年时所读的四书、唐诗宋词等依然可以朗朗上口。 程天放在家乡三年，除了读儒家思想的古书之外， 也涉猎历史、地理、科学各方面的书籍：从历史小说《孽海花》中得知哥老会；从《扬州十日记》中了解清军初入关后屠杀汉人的历史；同时从《地球韵言》《海国图志》等书中知晓了 世界地理、认识到了 中国工业的落后、看到了 满清的腐败、 列强的压迫，从此就 立志要参加革命，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因此，虽然出生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但是程天放的革命思想将他引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911年，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成功，三星期后南昌也光复了，他在家乡得知胜利的消息，立刻剪了辫子，表示支持革命。那年，程天放 13岁。 1912年入南昌接受西式教育，参与反帝运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程天放被推举起草通电，主张北京政府拒绝日本无理要求，随后又参加反袁运动。1916年考入复旦公学后，程天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先后组织和领导中华全国学生救亡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推动了全国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涨。 1919年战胜国对战败国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条约，要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因此在北京引发了轰轰烈烈的 五四爱国运动。程天放和几位同学在复旦大学领导上海各地学生响应“五四运动”，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并抵制日货。 6月3日程天放带领千人学生罢课游行。之后程天放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的总编辑。因才思敏捷，学生会重要文稿多出自其手。 程天放在上海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角色引起孙中山的注意，孙曾在上海家中专门召见他。程氏向孙中山进言，国民党应该多与学生接近，择优灌输政治教育，为将来储备建国人才。孙中山频频点头赞同。这段经历为其以后参与国民党高层工作奠定了基础。 海外学生运动领袖1920年夏，程天放通过江西与北京政府的留学考试，获准官费赴美留学。由于程天放曾在上海领导过学生运动，他的青年领袖身份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声名卓著，便很快居于该校中国留学生会的核心地位。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程天放致函祝贺，并贡献意见。1922年春，程天放加入中国国民党。该年底，九国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程天放曾起草宣言，反对北京政府对日妥协等。 由于江西的公费时断时续，程天放必须寻找一个固定工作，方可继续学业。适逢负责加拿大华侨《醒华日报》的中国国民党人黄季陆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一大”代表，需回国参加会议，函邀程天放前往接替其总编辑职务，每月薪水120加币，生活才得以安定。1923年8月，程天放来到多伦多，就任新职并进入多伦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年底，程天放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加东分部部长，主持该分部的宣传和筹款工作。 出任民国首任驻德大使1926年8月，程天放学成归国，1927年初步入政界，先后任江西、安徽、湖北、江苏等省的教育厅长或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军官团总教官、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并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参与中枢决策。 1935年春夏之交，中日关系己经相当紧张，国民政府正在广泛筹建国际反日战线，德国是中国国民政府向欧美国家寻求外援的重要国家之一。中德关系此时适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经推荐，程天放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德国大使。 程天放于次年1月抵达柏林。当时，中德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德国政治军事力量的崛起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效法的榜样，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和中德军火贸易成为双边关系友好的象征。程天放在柏林是最受欢迎和尊敬的驻德大使之一。他到任后，曾两次参加德国国家社会党的年度大会，实地领略了希特勒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概貌，对于该党的“高度组织能力和整齐严肃的精神”称赞不己，认为此种精神对于一盘散沙的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 程天放有丰富的国际政治修养、敏锐的外交触觉和娴熟的外语能力，在柏林的外交界长袖善舞，频频出入于德国总统府、国防部、外交部、经济部、宣传部等重要部门，解决了不少中德间的悬案和现实外交问题，如交涉解决长期困扰中德关系的浙江籍非法入境侨胞在德居留、营业权问题，热情接待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代表团赴德参加比赛，争取德国在与日本签署防共协定后不改变援华政策，抗议德国政府与伪满洲国签署贸易协定，阻止德国乌发电影公司拍摄放映有关义和团的反华影片等，取得一定的外交成就。程天放还与驻节德国的美、英、法、俄等国大使交往密切，获取了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外交信息和情报，并与国民政府驻欧洲各国使节建立定期会晤机制，这对于政府的外交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争取德国中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争取德国保持中立，成为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而争取德国军事顾问留驻中国和中德军火贸易继续进行是当时的两大要务。 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引起德国强烈不满。程天放四处奔走解释，强调“中国己与日本冲突，对苏不能不取妥协态度，否则两面受敌，更感困难”，“中国反共政策决不因条约的签订而受影响”，“如果日本放弃侵略政策，中国也愿与日本订互不侵犯条约”，希望德国了解真相，该条约“丝毫不影响中德友谊”等，缓解了德国要员的情绪，并未影响德国军火继续输华。后来，程天放又在说服德国参加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和推动德国调停中日战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虽未奏效，但对维系战时中德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德方的资料，1937年德国运送中国的作战物资总值8278.86万马克，其中包括卡宾枪、大炮、坦克、飞机、高射炮、战车防御炮等，比 1936年增长了248.6%，成为苏联军援到达前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军火补充来源，德国军事顾问也继续活动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各个岗位上，为此德国政府遭遇了其盟友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和交涉，甚至威胁说，假如德国继续这种支援中国的方式，日本不惜退出德日防共协定。 愤而辞职归国1938年2月，希特勒对德国政府实行大换班、大清洗。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长篇演说，不仅宣布承认“满洲国”，而且将中日战争看成是共党与反共力量的战争，明白表示希望日本胜利，对中国表达了极端不友好的态度。程天放为此立即报告国内高层，称“过去国社党袒日，德政府尚能保持中立”，“现在希特勒公然袒日，不顾中国友谊，将来势必召回军事顾问，停止军火供应，中国对德己无所希冀”，“建议政府召回大使，并正式通知各国，以表示我对德承认伪满的不满意，”并提出辞职，表示“在此己无事可做，对不起国家，不愿再留德国”。 当天，程氏应召与新任德国外交部长谈话，发生激烈争执，他抗议德国政府的行径，严正表示“抗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已下了大决心”，“他人支持中国固然很好，但如果袖手旁观，我们也一样干到底”。后程天放又奉政府之命提出强烈抗议，但未作其他表示，政府对德要求仍“重在顾问不召回，供给不停止二项”。但德方并不理睬中国的抗议和努力，3月3日，德国外交部宣布停止战时招收中国军事留学生，本应随德舰赴美实习的中国学生被中止，并要求己在德国军校者悉行停止…4月27日，德方又不顾“中德易货协定”的规定，禁止将武器运往中国。5月13日，更下令召回全体在华德籍军事顾问等。程天放奉命对德进行严重交涉，但无济于事，不能改变德国倒向日本的既定政策。 从3月开始，程天放的辞职请求虽未得到批准，但他出于对德国政府亲日政策的反感，开始尽量辞谢德方的各种应酬活动，并一再催促政府批准辞职。直至5月30日，终获政府批准，并决定由中国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陈介继任驻德大使，表明中国依然重视对德关系，但中德关系己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1941年7月1日，因德国承认汪伪政府，国民政府正式与之断交。 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10月，程天放回国，此后再未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1938年12月,国民政府为了强化对国立四川大学的控制,任命国民党CC系干将程天放出任校长。然而,国民政府的任命遭到川大教授与四川地方绅耆的抵制与反对。之后,“拒程运动”又演化为全校教授罢教，面对风潮,程天放在国民党高层的支持下,采取拉拢地方实力派,满足中立者,孤立青年党的策略,积极与教授代表谈判,最终获得川大教授的谅解.程天放接任后,提升了川大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水平,加速了川大的“国立化”和“现代化”,同时也扩大了国民党在川大的势力。 1943年，因张道藩调任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提名程天放继任国立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1945年5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9月，作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宪章制定会议中国代表之一，和胡适、罗家伦、李书华、赵元任等一同出席。1946年3月，回到重庆主持政校迁回南京的工作。8月，辞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行宪后，膺选江西省第一区立法委员，兼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并赴欧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 台湾余生解放后，程天放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1950年3月，升任“教育部”部长，当时教育经费受限，不易有重大发展。适值尼克森访华，获得赞助侨生教育，乃扩增大专学校招生员额，广收各地侨生。1954年政院改组，先生应聘为华盛顿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讲授国父思想，兼事著述。在美二年半，以英文撰“中苏关系史”；返国后以中文著“美国论”，皆获好评。后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前后七度为高等暨普通考试典试委员长，为国抡才。平日，在国防研究院、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讲授美国史与国际形势。并常应邀任军中讲座，为教育文化宣劳。1958年，被任命为考试院副院长。此外，还兼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并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八、第九届中央评议委员。 1967年2月初，身体不适，疑为感冒，延医服药，不见起色，入三军总医院检查，断为白血病，随即赴美就医，12月29日，病况突变，遽殒于纽约，享寿69岁。身后藏书悉数捐赠国立政治大学，感念先生之行谊，政大将社会科学资料中心命名为“天放楼”，以资纪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