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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作为人刚来到这个世界中时，人们被放在一个不断流变的世界中筹划着生存，一直处于一种漂泊的、无家可归的流浪状态中，面临着一种不确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只能在没有任何支撑点的社会中随波逐流。人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人也不能在地球上找到什么天降的标志来为他挥手指方向。人生就像还没有背好台词就被拉上舞台的演员，没有剧本，也没有提词人低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原始社会的人们便只有继承生物的预测功能来判断行为结果。主要是猿猴遗传给人类知觉的一个基本进化特征，即能对运动着的事物的结果作出判断。进化生物学家辛普森（G.G.Simpson）就曾说道，对自己即将跳过去的树枝缺乏合乎实际的知觉的猿，眨眼间就会变成一只死猿，因而不再是我们的祖先。因为这只猿未曾判断到跳过去后的结果。因为这一对行为结果的判断不外乎吉与凶，所以，原始社会的人们关于道德判断是以趋吉避凶为目的，也即是考虑实用性。 而且，当原始人们将万物都当作是有灵的存在时，又认为万物都和人一样，心灵可以相互感应。人们便根据龟、星、梦、筮、鸟等当成是发生什么事情的预兆，而有了龟卜、星占、梦占、筮占、鸟占等来判断吉凶。费尔巴哈[1]说过：“例如，一只鸟飞过；我跟着它来到了一个美妙的水源，这样，这鸟便宣示了幸运。……”这在八卦中便表现为，往往将毫无关联的两种事情联系起来，把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也当成了某种事物将发生的前兆。这明显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也即认为八卦中，树是站着的，山是躺着的，雷电是在天上怒吼着的。它们之所以如此，肯定是有所用意的。因此，只要弄清了它们的用意，找到与它们“对话”的方式，人就可以象支使他人一样支配它们。由此，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用来作判断，预示着吉与凶。 另一方面，原始人群和氏族社会的封闭与狭隘，人们的交往范围不是很广阔的，而是局限的；交往方式也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因而对于道德的判断便可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进行非常具体的判断和裁定。原始人群和氏族社会对于个人之思想行为的评价和规范，便常借助于由风俗习惯形成的社会舆论作为监察机制来维系道德。如原始人群和氏族社会以集体主义的多数裁定原则来确定是非，即认为多数人的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多数人做的事情一定正确的认识。而道德行为者一般也能够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以所属团体的规范作为自己评价事物的尺度，约束自己的行为，将自己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人们若违背义务，不仅害怕惩罚而恐惧、害羞，并且会引起自责。而且，自然易的许多道德抉择是以极快速度做出的，以至于当时不可能有认知与反思介入的，只是在事后才找正当理由，说“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其所谓“基于理性的道德行为”大多不过是一种事后追认。 [1]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8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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