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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聽錢鍾書先生說他打算寫《管錐篇》這部書，是在河南的“學部幹校”。題目上的“篇”字，則是正式出版時，最後才改定為“編”字的。作者南方高速鄉音“篇”“編”兩個字,讀音往往在不經意間，會造成我這名北佬的混淆。不管用什麼角度衡量，錢鍾書在激烈鬥爭的幹校裡，公開表明要寫一部文學、歷史、哲學的理論新書，它和生活思想無關，也和面前的鬥爭無關，則是文學所沒有，學部沒有，全國沒有。圍聽着的五七戰士，個個吃驚。在暫短愕然之後，不明者有之，思索者有之，歡欣者擔心先生由此而成為打擊目標，故多數作不語之科，充分體現了“沉默多數”的新解。先生不管不顧借圍聽者一次次閃聚，說得坦坦蕩蕩，並在不同的情況下，多次闡述該書目錄、內容。先生“動向”終于引起連隊政工組長的敏感神經，於是在全連大會上說出“我們五連較比其它連，寬鬆多了。不能駕着老先生的破旗抵抗。”會後我問那位領導說：“老先生能下來，不容易啦。他任勞任怨，積極負責，天天出工，好小工，棒後勤，你能行嗎？”如今《管錐編》已名振學界，吾輩老矣，所得罕聞，何其幸哉。“學部幹校”作為《管錐編》初萌地，不能迴避，更不能主觀判定為“不可能”。首先，必須明白“學部”是什麼意思，許多年輕人可能弄不懂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史》理所當然地只從1977年建院開始編輯，“學部”時期和“學部”之前都成為合理空白。由於本文所涉及的人和事，很多就發生在那個時期那個地方，實在不容落空誤植。所謂“學部”，全稱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它是1955年參照前蘇聯模式在中科院內設置的四個學部之一。1958年11月，“哲學社會科學學部”被單獨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文革”中又更名“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至于何時又將此名改回，我不知道，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學部”一稱，日久習慣而然，便成了獨占專有的名稱。清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公元1905年），皇帝曾詔置學部，後被俄文譯者不經心地借用到自家的科學院下設機構，一經轉移，再回到北京，就成了一個嚴肅單位的奇特名稱。錢先生就職的學部文學研究所，其實早建于1953年的北京大學，更早在1950年4月成立的是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顯然承襲“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外殼。文史兩所先于上級學部成立的父子顛倒實事，證明學部不同于一般行政機關。當然，我們今天推理說社科院因錢鍾書而成立，恐怕會有人反對，但如果說文學所經由錢鍾書催生，也算有不少歷史依據。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是最先到文學研究所的學者，那是該所1953年2月正式在燕園臨湖軒成立之前。文學所初址設在北大燕園辦公樓附近的民主樓一間辦公室，先後到職的有王積賢、張慧珠、毛星等幾位同志。錢楊二位先生于1949年8月從上海來清華大學入職，雖然遇到一些周折，並未直到清華就任。因其晚到清華，從而造成了幾位想像力強的研究者“坐空”。很快，錢楊二位很快在1952年調至北京大學，住在新建的中關園26號。當時，二位先生四十歲剛過。錢先生當然做教授，明明是正職的楊先生卻只給了一個兼職教授的名銜。因此文學所在1955年劃歸學部正式評級時，錢先生是一級研究員，似乎遵循專門為他們二位杰出的夫婦所定的規則，楊先生則只能做到“三級研究員”；在社科院辦理退休手續時，領導囿于“兼職”，又沒落在“坎”上——1949年建國前“轉正”，沒有按規定以“離休”待遇。經過努力，終以失敗告結。一直未曾正式“退休”的錢先生，曾力主楊絳先生應該受到“離休”的待遇，最後曾讓我立即去幫助辦理。經我半年多努力，最終宣告失敗，錢先生說她是“讓一退十”，楊先生笑應“退十得福”，晚輩們都說定會“得福百年”，今天更應說“百年大餘”了。學部早期只有語言、歷史、文學、考古和經濟十來個所。錢楊兩位先生的較長時間住處：先是在中關村；1959年5月，遷居北京東四頭條一號大院；1962年8月遷乾麵胡同十六號三單元三樓；1964年初楊先生被劃分到新組建的外國文學研究所。而錢先生名義上亦調到外文所，但長期“借用”在文學所，實際從1952年到1964年長時間在毛選編委會上班。到1978年之後，應酬日益頻繁，錢先生說他也需要印名片了，於是第一次印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單位名號，誰看到都覺得怪怪的。第二次錢先生本人表示要自己簽寫的姓名，不列單位職務、電話和地址，我說可以做到，先生說：“你幫我脫俗。”由於是私人印製，所以他也提出給楊先生帶上一份，錢先生問：“季康，要寫嗎？”楊先生說：“不要。”錢先生：“讓她也自己寫。”楊先生說：“我是不要寫'季康’倆字。”錢先生立即說：“喲，不要法號。可需要我代寫。”楊先生笑，“什麼法號，那是專用。”“他寫，比我自己可好得太多了。”四十多年歡聲笑語，正是昨日。
1959年我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因為新專業第一期，有人說“中文古典”屬新建，我說“中文現當代”屬篡位；他們說“文學”和“文獻”混搭，意味科學化的進步。我說，沒有“文獻”祖，那裏找“文學”孫？五年學期下來，書拚命讀，玩耍也不耽誤。運動勞動都很少，日子在高度緊張中過得很快。高中時候，老師呂俊華先生，他就是老北大的，很有名氣。高中畢業時，他到我家告訴我，一要考北大，二要報古典。錄取結果一到，他比我還高興。現在五年學業結束，國家統一分配我到文學所，他又來家找我。短短十分鐘談話，竟決定了我的成年。“錢鍾書，只有錢鍾書”“你必須聽我的”是他留給我一生的囑咐。誰知分配方案一定，“文學研究所”。此時我才突然明白，一位好老師到底好在哪兒。系領導在大會同時宣佈，由我負責組織全系畢業生拍一張合影，算作畢業典禮，領導說“一個都不能少”。經兩天努力，各方支持，圓滿完成。於是每人得到十二吋照片一張，非常清晰，既遠勝日後逐漸“時興”的畢業典禮，又可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妥善保存了原像質量。大家都不知道，底片十二吋，不用放大，而是直印，安全創新地規避了鏡像新技術的破壞。沒兩天，一家大機關派員招我就職攝影記者，我婉拒說：“我已分配到文學所，照像只是業餘愛好。”冥冥之中，斷了一份因緣，成就了我的一生。那張稀見的底片，歷經五十六年，風雨飃䬙，成為可以百分百恢復的文物。直到最近，發揮電腦之便，得以修復。正合錢先生所主張的整舊如新。當然，大可以借此機會展示一下。（圖：）
北京大學中文系1959級全體合影，1964年7月攝 我覺有功，於是我打算留在校囬爐一月，把錢鍾書這位新老師的作品讀完，但我耍花樣也沒做到，領導說：“別有用心。”我只好悻悻在限期內離校，沒有機會借到錢鍾書的著作。放寬離校限期的詭計，并未兌現，垂頭喪氣只能當即回家。幸好我住家離文津街圖書館很近，步行就到。先讀了《談藝錄》和《寫在人生的邊上》，《圍城》是看不到的，呂老師把他的珍藏品拿出來，讓我讀得如醉如痴，有若再生。我得出了和呂老師完全相同的結論：錢鍾書身心不凡，心有“絕學”大器，身處“隔絕”狀態。根據國家統一規定，九月十五日以前上班，可領整月工資。本想利用假期，應早去文學所圖書舘找書，也想拜見未來的同事和老師。可家長告我“大方點吧，有那個必要嗎？”於是再讀《圍城》一過，又仔細間接打聽該所情況，所聞皆云“人際關係複雜”，沒有其它任何注釋。十六號一大早，我跑去報到，文學所較比北大顯得窮敝狹小許多。看來，僅止“不惟利是圖”不够，我必得“舍身求真”了。一貫聽媽媽話的我，整天嘴上不離錢鍾書，無心惹怒了母親大人，因為中秋節，她少有的下了廚，為過我二十四歲生日。忙了多半天。飯菜做好，人沒影了。“成年不由娘，開步走，今天一位，明天一位，當老師的兒去囉！”。其實說不白拿半月工資、另加躲生的理由，都是託詞。一心想的就是，要早早拜見錢鍾書先生。呵，到底同仁好，還是老師好？人和人，不能在定義下邊活着。我辦完手續，領導說過一年後轉正，也做“研究員”，只是前面要加“實習”兩個字，工錢每月42大元。後來我才知道，錢先生每月工資是我的八倍多，一級研究員。所謂他“與世隔絕”，絕不可信。因為我並沒費多大勁，上班的星期二，在金光萬丈的所圖書舘一下子就站到先生面前，向他恭敬行禮。他說早已聽說過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緊要的時刻，圖書舘的書庫裡，只有錢鍾書，還有我周圍全是書，上邊懸着一個燈泡。從此三十五年，或陽光燦爛或風雨兩驟，先生無時不掛在我心頭。第三十六年後，他從我的面前走遠，不曾留下一顆塵砂，郤深融在靈魂裡。我沒日沒夜搏命趕工，只求完成先生留下的作業。往世憐憫，降來天兵天將，終為全漢文獻載入了擴充的洋電腦。那些日子，幾乎每天傍晚的小休，抬頭一望在黃昏彩霞裡的西山，定可以見到先生，他站在颯颯的春風頭，正在用手指向我招喚，“附耳過來！”霞輝淡去，大道小橋誰也不再喧鬧，人們似乎都在等待，等待着他無語的宣示。這是我以後得到的田奕拍攝的一幅作品，精準地留下了那個場景。
彩霞滿天 1964年11月，我和新來所工作的十多位年輕同事，一起到安徽壽縣九里公社下放勞動鍛鍊。壽縣，即歷史上東晉的壽春，其北有著名的八公山，便是苻堅時代望似“草木皆兵”的地方。當伙伴們聽說當地特產是一種糕餅叫做“大救駕”時，都不語而笑。我被分配住九里公社西圩生產隊。一入村才發現我們搖身變為一水兒的“四清社教工作隊員”，學生已免試陞任教席。經過一年運動和勞動，1965年秋，大部分人員還需要留下，繼續接受社會主義教育。我被安排回所，據說何所長其芳同志決定，把我調囬所學術辦公室他身邊的。從那時一直到1976年結束，我都在當時稱為所長辦公室的學術室工作。該室三位工作人員是康金鏞、馬靖雲以及我，一起負責所長日常學術活動和行政方面上傳下達的工作。康馬二位都是知心的前輩大姐，我們三個在後日被戲稱為“康馬欒”，音韻很順，但很像是調侃我們不隨大流所致。由於我們的直接領導是其芳所長，所以往往被看作一個保皇派色彩濃重的小堡壘。除去日常雜務，1976年前在非上班時間我主要做兩件事，一是完成所有下放勞動人員參與的《壽縣農民閱讀報告》成稿工作，由於我先行返所，責無旁貸。二是代替所長何其芳精讀一部小說《瀰陽鎮》手稿，大約一百萬字，書稿是三十七大冊雙面小字書寫的筆記本。作者是長春一位應用化學研究所所長。小說是依照作者自己革命經歷創作的，寫得不是很好。近半年的時間，我寫了三萬多字詳細的修改意見。其芳同志和錢先生都肯定了我的努力，同時都認為我屬於操心太過那類人。大問題是這部未出版的小說整整糾纏了我十年。先是當時文學所、學部各級領導，後來是科學院、公安部，反復找我傳我審我，為備答辯，我必須一邊反覆看原作，再寫新材料，以避免被一扣再扣“支持用小說反黨”“包庇反革命作者的帽子”。我完全不知那部作品已被哪位領導認定為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性質，他們時正時反都要勸我積極配合，苦口婆心，顛三倒四，嚴肅加壓。在決定政治性質之後，規律精準，作品的品質被推向極端：或天下頂尖，或不名一文。至於九里調查“報告”發表在1966年第一期《文學評論》雜誌上，其芳同志似乎有意規避矛盾，他向我透露了對“四人幫”橫行的不滿，因此“避重就輕”“轉移視線”甚至“假門假氏”“冒充革命”便成了“辦所新方針”。等到“文革”興起，“康馬欒”便成為揭批何其芳的“阻力”和“知情人”。其間不斷有所內外傾向“革命”的同事說項，非得請我們劃清界限，並能積極爆料揭批。當時我站到“革命”的對立面，遵照其芳同志本人所示，由我經手銷毀過大量材料。錢先生一直以“只能如此”支持我的行動，並且曾和其芳同志不斷溝通。十年“運動”就是在這樣陰影下度過的。1976年，“四人幫”倒臺，《管錐編》已經完成，我心中的希望突然增加。不曾預料，其芳同志突然生病，我和所內同事，輪流去醫院照看陪床，其芳同志當時和我們一樣，並不瞭解他自己的病情，對一切依舊充滿希望，等待着舉國上下即將開始大規模的文化建設。其芳同志說：“等我病好，咱們還在一起工作。”他又說：“錢鍾書寫《管錐編》願帶上你，真好。”不久，其芳同志病重，我和兩位同事還有他兒子何辛卯給他輸血，但救治無效，其芳同志於1977年7月24日病逝。錢先生當時給我一信，留下了可貴的“公誼私交”。
那一個時期，錢先生一直認為我應該“回歸”古典研究隊伍。搞行政工作，既使是學術的行政工作，不應該是“長久之計”。錢先生說：“馬政部長弼馬瘟，沒品，但有御馬監，不必回花果山，也能成齊天大聖！”經過兩年時間，又經錢先生多次幫助，我總算回到了古代文學研究室。錢先生預料必將讓我去寫“文學史”，然後只能證明“文學史”的研究方向和其芳同志無關。可文學研究所以寫文學史為工作中心，一切無可逥避。其實，在所長去世前的1977年5月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學部原有的二十多個研究單位全部歸入社科院，學部舊稱又移為下級的稱謂。經過以後幾十年的發展，社科院的研究單位大約在四十個左右。有人說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文研究機構，不知确否。以上這些情況，表面上似乎是細微末節，但其間每件事，錢先生總會有意無意地教我，如何應對局面，如何堅持原則，如何深入文學研究，而不向壓力和潮流屈服。特別是必須保持幽默樂天的人生狀態，他為我在社科院的大半個人生奠定基礎。遠在清朝末年之前，學部大院曾經是讀書人心系夢牽的“貢院”。解放之初，它是海軍司令部駐地。那猶如艦艇的混凝土三層大樓與古欽天監觀象臺遙遙相望，應該說是天人海空、文武薈萃的重地。文學所為興建新大樓曾一度搬出大院，直到1983年完工啟用方才遷回。在很長的時期內，學部大院始終是京城焦點之一。錢楊二先生的家，從1973開始直至搬到南沙溝的今宅之前，流落在北師大和學部大院長達五個年頭，環境條件極其惡劣簡陋，甚至可以說全面繼續過着幹校的生活。寒冷困苦，覺睡不安，飯吃不好。寫幾個字、抄幾篇新稿，不是冷得伸不出手，便是熱得汗如雨下，應該說他們生活常態遠不及學部一般人員。錢楊二位先生又不願麻煩別人，一貫婉拒一切救援。錢先生那個時期，最多是把笑談寫在紙上：“我是幹校留級生，畢業飃䬙無窮期。”其實早在1969年5月，按照政策，“摻入沙子”的政策已開始施行，使本已不寧靜的工作環境，逐步惡化到了每個家庭。等到一下幹校，連家也乾脆玩完。我們的家，本叫“中國”，古代原意為“宜居之地”，家沒了，碎了，國之不中也。而如今聞名遐爾的大書《管錐編》，恰恰就誕生在學部大院裏。那個大院，我們怎會因升級改名甚至拆遷而將它忘懷呢？如果有考古學家一定要追究大書誕生地標，我認為當在現社科院報告廳的東北側，大約相當于主席臺的位置吧！記得1990年亞運期間，錢楊二位先生曾光臨院計算機室，我說出我的估測，錢先生說：“不對，應該在你們計算機室北側西頭套間裏。”像姓名一樣，住屋指認也應從主人。錢先生對舊地重游，往往反應漠然。這回很可能是因為看到由他建議、又經胡繩為首的院領導下紅頭文件，計算機室成立。他心目中的社會科學研究，終于有了現代化的科學手段。所以他會一反常態，說“大家照張像吧”。不料好事果然多磨，錢先生一語成讖。孫某上任院首長，八大院長紛紛落馬，由他們一致批准建立的計算機室，倒塌在錢楊二先生面前。新技術研究創建者作鳥獸散，文學所原有房產乘亂被占，只有那張小小照片成為永恒紀念。假如我依舊年輕，依然好事，一定會以“大書誕生地”為由打個報告，逐級報批，申請一個貨真價實的“非遺”。（年老多病，日後不定期奉閱。）
錢先生、楊先生1990年 與院計算機室部分人員合影 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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