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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昆明的货币怎是一个乱字了得，从龙元到袁大头，从新滇票老滇票到金圆券，还有板椿钱和站板椿钱，直让人眼光缭乱，当时政治经济之乱，普通百姓生活之难，可想而知。 约2500年前，滇池地区出现了贝币，秦皇一统中原后，统一货币，废贝行钱，但滇池地区相对独立，照用贝币。明末清初的17世纪后期，官方实行废贝行钱。 直到19世纪初的清嘉庆年间，“滇中仍用贝，只是渐少罢了（清嘉庆《滇系》）——贝币在中原地区已废除两千多年，而滇中仍在使用，堪称金融史上一大奇观。 秦皇一统货币之时，滇池地区还在楚国大将庄蹻建立的滇国控制之下，秦皇鞭长莫及，贝币逃过一劫。到了汉武帝控制滇池地区，但洱海地区一直在化外，同处贝币经济区之中，大汉的五铢钱进了滇池却进不了洱海，一时难以推行。 唐宋时期，云南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兴起，开疆拓土，内陆钱币难以进入云南，反而让大理贝币走进了附近省份。 元虽一统云南，但也得和贝币妥协，允许云南继续使用贝币，赋税也用贝币折算缴纳，大约150个贝币可换黄金一钱。 明代仍然使用贝币。洪武年间谪戍云南的诗人平显有《忆滇南》诗，说“颗金螺贝马蹄盐，万升高薨截屋檐”，对贝币印象深刻。 明景泰年间的《云南图经志书》称：云南府“交易用贝……虽租赋亦用之。又寅、戌等日赶街子，贸易有无，皆用此也。” 明万历年间的《滇略》更说，当时“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朝廷也拿云南贝币没有办法。当局曾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万历四年（1576年）两次在昆明开炉铸钱，但铸出来的钱没有人用，只好运到贵州和北京，让内陆人享用。 当时滇中贝币多为小贝，出自福建、两广和老挝（现今东南亚）沿海，不远数千里，驮运到云南，俗称贝巴。这些贝币不论纹样、大小、是否完整缺损，交易时一摞摞数来，到手就行，无人行诈，百姓称便。虽然贝币面值小，交易起来数量大，携带不便，又易于损坏，但也因为它面值小，损坏了滇人也不觉得可惜。 之后贝币急剧贬值，云南土司按规定一年纳税额折算为七万九千八百索——约40万枚贝币，土司找不到这么多的贝币，向朝廷请求用银子代替，获批准。 到明天启六年（1626年），当局再次在昆明开炉铸钱，昆明终于进入了银两、铜钱和贝币“三币通用”时代。 至明末清初，大西军进入昆明，为筹集军费，先后铸造大顺通宝钱和兴朝钱，严禁民间使用贝币，贝币这才走上了末路。 滇池地区的贝币流通两千多年而不衰，这与云南的外向型经济有关。晋宁石寨山出土海贝背有黄圈，经鉴定为环纹货贝，原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是沿着古代蜀身毒道运进来的东南亚和南亚之物，是云南在长期的走夷方贸易中产物。贝币虽然是原始的实物货币，但不易伪造，又来路遥远，易于保值，自有优势，这才在云南充当了数千年的主要通货，成为云南人的宝贝。 清末昆明流通最早最多的本国银币为龙元，因铸有龙像得名。 其中有随着湖北“协饷”（财政支持）解交到昆明的湖北龙元，随着烟帮大量运到昆明的四川龙元，还有昆明钱局街的宝云钱局铸造的云南龙元等。 民初，龙元继续在昆明流通。云南还自铸了“拥护共和纪念”银圆和半开，上面有唐继尧像，被称为“老唐银币”。 1918年全世界闹银荒，国际市场银贵金贱。1919年，云南省当局把个旧大锡运到香港，换回黄金30多万两，自铸“拥护共和纪念”金币，成色为金九铜一，其上也铸有唐继尧像，民间称“老唐金币”。 金币流通有个大问题，当其面值高于金价时，人们不大愿意收它；而其面值低于金价时，人们又会把它收集起来熔毁谋利。 1922年，金价回升，“老唐金币”一部分被金铺溢价收购熔毁，运往香港、上海出售。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也趁火打劫，大量收入“老唐金币”，运出云南牟利。 这样，“老唐金币”不久就退出了云南市场。 清宣统以前，昆明市面上没有纸币，只流通有票号的本票。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银行云南分行在昆明成立，发行“大清地钞”，才有了正式的纸币。 辛亥革命后，“大清地钞”停止使用。 民国初年，富滇银行发行纸币，民间叫“老滇票”。 1935年后，全国统一的法币逐渐取代新滇币。 1948年又用金圆券取代法币。随后币值暴跌、物价暴涨，昆明市面又重新使用银币。但因银币携带不方便，银行本票又流行起来。 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恶性贬值，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又公然拒绝兑换面额为50元的春花色金圆券，激起民愤，众人冲营业室。当局抓捕200多人，21人惨遭枪杀，陈尸安宁巷口，酿成南屏街大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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