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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福建中部沿海地区，有一支完全由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成的红军部队。这支英勇的红色革命队伍，在没有苏区依托和没有正规红军部队的条件下，在国民党福建当局严密控制的地区，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他们在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经过极其艰苦和残酷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无数次“清剿”，凭借一己之力开辟出数块独立的游击区域，并以此为依托独立坚持了近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使得星星之火最终得以燎原。为后来的新四军输送了一支160余人的队伍，为坚持南方战略支点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地区的战斗历史被长期遗漏。1986年第二期《党史研究》发表的阎景堂《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从“游击区”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党的领导、武装力量、游击根据地、国共和谈和编入新四军等），论证了这一地区与其他十四块游击区并驾齐驱，提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八省十五个地区”的新说，纠正了“十四块游击区”的传统说法。 1988年12月27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批示同意把这一地区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块独立游击区。至此，由于历史原因而被长期遗漏的闽中游击区终于得以确认，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长期独立坚持战斗在闽中地区的——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战斗历史。  闽中游击区的发展与形成 闽中游击区，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包括莆田、福清、永泰、仙游的大部和闽侯、长乐、惠安的部分地区。这里西面靠山，东面临海，福（州）厦（门）公路横跨其中，水陆交通方便，又是福建著名侨乡之一，经济、文化较为发达。西部的莆（田）仙（游）永（泰）边和莆（田）永（泰）福（清）边地势起伏，高山连绵，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央主力红军没有经过这个地区，但这个地区并非没有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相反却是福建大革命时期建党的三个地区之一，也是最早开展武装斗争的地区之一。早在 1926 年的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莆田支部和中共莆田特区委，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适时转入农村，积极领导闽中各地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农民暴动。1928年 3 月，莆田县建立了闽中第 1 支工农游击队。随后，仙游、惠安等县也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建立了红军游击队。 1930 年 10 月，中共福建省委派邓子恢到莆田，创建了中共莆属特别委员会和福建红军游击队第 2 支队，在莆田、福清、仙游、惠安等县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并在莆田外坑乡建立了闽中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不久，红 2 支队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遭敌疯狂围攻而解体，闽中地区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各地的农民暴动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最著名的有 1931 年 12 月福清县龙（田）高（山）暴动，歼敌 800 余人，震动八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地区始终没能发展成为苏区。 1931 年中共福建省委被敌破坏后，闽中的党组织中共莆田县委隶属于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翌年秋，又改归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并将县委升建为中心县委。1934 年初，中共福清县委成立，直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不久，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破坏，书记陈之枢等被捕叛变。脱险后的市委常委王于洁和市委巡视员黄孝敏分别转移到莆田和福清，并于同年8月、9月先后成立了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和整顿重建了被破坏了的中共莆田中心县委。1935 年5月，以王于洁为书记的中共闽中特委成立后，统一领导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 陈之枢（1906—1962），又名陈拱北，字之枢，号公白、君侠，福建建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2月到福州中心市委工作。1932年1月任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5月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1934年1月代理福建省委书记。同年3月因福州市委地下交通员叶觉登叛变，遭出卖被捕，随即叛变。积极配合宪兵军警诱捕省委常委、省职工党团书记陈祥榕。先后任国民党政府连江县长，福建水警总队刑警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建阳警备司令部“剿共”司令官等职。1949年5月建阳解放前夕逃往福州，后跟随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逃往台湾，出任台湾民政厅处长，台北市市长等职。1962年病死于台湾，终年56岁。 中共福清中心县委的成立 1934 年 6 月，中共福清县委在南西亭地区发动和领导百余农民举行暴 动，收缴土豪劣绅步枪 20 余支，开仓分粮 100 余担。事泄后，县委书记何文成被捕，1935年 2 月在福州英勇就义。 何文成（1909—1935）福建福清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担任中共福清县委书记。同年6月组织并领导龙高暴动，打响了福清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同年7月在组织动北西亭暴动时不幸被捕。坚贞不屈，团结难友，争取狱卒，准备越狱。越狱失败后被秘密解送福州。1935年2月3日被杀害于福州西门鸡角弄，时年24岁。 何文成被捕后，县委工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此时，原福州福利会主任、共产党员刘突军在福州脱险后返回福清，接替何文成任县委书记。8 月中共福州市委巡视员黄孝敏从上海返闽，获悉市委遭破坏，遂转移至福清。黄孝敏曾是福清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对福清情况十分熟悉。他的到来无疑大大加强了福清党组织的领导力量。黄孝敏与刘突军会合后，在角楼村召开会议，分析当前形势，一致认为在城市党组织被破坏后，唯一出路是扎根农村，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将福清县委改为中心县委，以便领导福清、长乐、闽侯和永泰等县边界地区的斗争。会议还一致决定，黄孝敏任中心县委书记，刘突军、何胥陶、余长锁、陈金来、陈炳奎、陈振芳、池亦妹仔（池恭通）等为委员。陈振芳兼任福清共青团书记。  何胥陶（1913—1945）福建福清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初任中共福清县委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龙高暴动”。同年7月与何文成一起被捕，因其特殊身份获得保释。出狱后任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1935年进入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参加游击战争。同年年底受命打入长乐江田区公所。1937年2月至1941年8月长期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秘密工作。1941年秋身份暴露转入隐蔽斗争。1944年任福建抗日先遣队福清支队支队长。同年年底任福清中心县委委员。1945年6月在平潭县苏澳港修船休整时，被平潭县长林荫诱捕。22日在福清城关瑞云塔下慷慨就义，时年32岁。  陈金来（1901—1941）福建福清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底任中共福清县委书记。1938年8月任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领导福长平三县的抗日救国斗争。1939年7月当选为福建省委委员。1941年4月任福平沿海抗日游击队第八中队中队长。率部在福清玉岭、桂巷等地袭击日军。同年6月任长乐抗日游击总队第八中队队长。同年9月被误定为“托派”而遭错杀，时年40岁。  池亦妹仔（1888—1944）又名池恭通，福建福清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曾任中共福清县委委员，福清中心县委交通委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余长铖和闽中特委黄孝敏等同志。1935年前往福州开展工人运动。后回福清负责交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抗日和反对顽固派斗争。1944年1月14日被国民党武装特务逮捕，坚贞不屈，2月1日牺牲于狱中，时年56岁。 中共青田中心县委的重建 1934 年 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破坏后，叛徒练文澜（原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带领宪兵破坏了设在涵江镇的中共莆田县委机关。接着又破坏了仙游县委和莆田、仙游两县的共青团组织。5月下旬，原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常委王于洁由福州返回莆田。王于洁曾任中共莆田中心县委书记，对莆仙地区情况十分熟悉。王于洁回到莆田后，几度冒着极大风险赴厦门，试图通过厦门中心市委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市委所属组织遭破坏，领导核心已不健全，虽接上关系但随即中断。在此情况下，王于洁决定留在莆田坚持与开展游击战争。他与原莆田中心县委书记潘涛等一起，首先着手对遭叛徒破坏十分严重的原莆田中心县委进行思想与组织上的清理整顿，并在此基础上于9月重建了莆田新的中心县委。王于洁任书记，潘涛、林阿郎、黄国璋、郑金照、陈建新等为委员。 练文澜（1908—1974），字维波，号不鸣，福建武平人。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月调闽中地区工作，任莆仙巡视员。1931年1月调任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1933年11月任中共连江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1月30日被撤销县委书记职务，调任中共莆仙特派员。3月12日因叛徒告密在福州交通站被捕，投靠国民党政府。1939年1月15日加入中国国民党。1949年5月1日参加“闽西新民主建设社”，策划闽西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22日向中共中央发通电宣布闽西起义后，任闽西人民临时行动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政治部主任。1952年5月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1956年3月调任龙岩一中总务主任、龙岩县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审查，1972年2月获释。1974年7月14日病逝，终年66岁。 常太游击根据地和莆田游击队的创建 新的中共莆田中心市委重建后，当即组建了莆田工农游击队，以郑金照为队长，潘涛为政委。并决定在常大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常太，是莆田西部与仙游东部交界的山区。这里山高岭峻，林深路滑，交通不便。由于土地贫瘠，加上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当地群众的生活极度贫困。正因如此，群众易接受革命思想。1933 年至 1934 年春，中共莆田县委曾派郑主照在常太区的利车、古坑、漈川、金竹坑、顶外坑等村开展革命活动。9月，中共莆田中心县委重建后又派陈建新来常太从事党的工作，并着手建立游击武装。这里的外坑村有个雷觉苍，原是民军一个营长，后来由于派系斗争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儿子雷光熙藏有一批枪支弹药，与国民党对抗，欲报杀父之仇。县委分析后认为，通过细致的思想说服，可以将雷光熙争取过来。果然争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雷表示愿意投身革命，并当即献出10余支枪及部分弹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常太游击队。此后，常太地区便成了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和莆田游击队的主要依托地。 福清游击大队的成立 1934 年 9 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成立后，随即决定以斗垣、玉瑶、江境、 角楼等村为基点，大力发动群众。 11 月，以海口塔坪寺准备举行暴动的骨干为核心，在西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刘突军任大队长，黄孝敏兼政委。全队共30余人。 1935 年初，原闽东苏区红军连江“西南团”在敌重兵“围剿”下失败。3月，中共连江县委书记魏耿、团长杨采衡和共青团书记陈云飞等 20 余人，由西洋岛（今属霞浦县）渡海辗转抵达海口镇，与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接上关系，随后加入福清游击大队。连江西南团骨干的到来，加强了闽中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杨采衡（1909—1996）  陈云飞（1915—1985） 4 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派陈云飞只身前往罗汉里。罗汉里位于福清、闽侯、永泰三县交界处，方圆百余里，虽然尽是深山密林，但羊肠小道四通八达。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可以把闽中几县连接起来。而且，这里物产丰富，可以解决游击队的给养。通过细致入微的工作，福清游击大队终于在罗汉里站稳脚跟，并以此为依托，在福（清）闽（侯）边和福（清）永（泰）边开展了游击战争。 樟溪会议 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和莆田中心县委及其所属游击队成立后，仍各自在本地区分别坚持小规模的斗争。为了统一领导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35 年 5 月，中共莆田和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在福清西区的樟溪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闽中地区的形势，制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出席会议的有王于洁、黄孝敏、潘涛、刘突军等。会议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率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西去，各苏区正遭国民党军重兵围攻，城市党的领导机构又迭遭破坏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很难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得到指示。因此，闽中党组织应立足本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重建中共闽中特委，以王于洁为特委书记，黄孝敏、潘涛、刘突军、余长钺等为委员。同时决定福清游击大队和莆田游击队分别整编为特委领导下的闽中工农游击队第 1 支队和第 2 支队。 樟溪会议后，特委领导人分赴莆田和福清传达会议精神。黄孝敏、刘突军等回到罗汉里后，宣布福清游击大队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 1 支队，魏耿任支队长，黄孝敏兼政委，吴德标任副支队长，杨采衡任参谋长。王于洁、潘涛等返回莆田后，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根据特委决定将莆田县所属的两个游击队集中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 2 支队，以郑金照任支队长，潘涛兼政委。中共闽中特委的成立，是闽中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闽中地区的斗争结束分散状态、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闽中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吴德标（1897—1946） 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 由于闽中游击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来为国民党福建当局十分重视并严密控制之地。早在 1934 年 9 月“闽南剿匪司令部”在泉州成立时，就部署两个保安团分驻莆田和福清两县。福州的宪兵第 4 团也在闽中各县派驻分队，而各县的保安队、民团常备队以及警察等更是遍布城乡。1935 年 1 月，国民党军又将闽中划入第 11 绥靖区，并派第 9 师第 25 旅进驻莆田，负责对闽中游击区的“清剿”，并把地方武装划归绥靖区司令部统一指挥。同时在闽中各县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 从 1935 年 10 月至 1937 年 2 月，第 11 绥靖区司令部以第 49 团为骨干，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先后 5 次发动对罗汉里和常太游击根据地的残酷“清剿”。他们烧杀抢掠，昼捕夜搜，妄图将红军第 1、2 支队一网打尽。而成立后的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第 1、第 2 支队遵照中共闽中特委的指示，以“飘忽不定”的战术，广泛出击，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开辟后，使红 1 支队有了落脚处，但原土匪刘春水残部仍出没在罗汉里周围的晨钟、大化、东山等处，不但残害群众，且对游击队构成威胁，因此红 1 支队决定对其采取因地制宜、各个击破和招抚与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刘春水的胞叔刘吓和与刘春水的妻子何兰英加入游击队后，即动员他们去说服刘春水的父亲刘哈哈和胞弟刘金木等 10 几人归顺游击队。但刘哈哈自恃有几十条枪而十分狂妄。游击队采取先将刘金木抓获，而后乘刘哈哈尚无准备之机，直捣其大化附近的老巢，一并将其击毙。此股土匪被消灭后，游击队又将吴守师、黄阿大等另两股土匪瓦解。这样红 1 支队就解除了后顾之忧。 1935年7月11日，红 1 支队得知福清与闽侯交界的琯口镇聚集有股匪 30 余人，欺压群众，无恶不作。当即决定乘夜幕奔袭琯口，歼灭该匪。12日清晨，当土匪尚在梦中时，红 1 支队如天兵而降，迅速将该匪全歼，缴枪 30 余支。1935 年 9 月8日红 1 支队采取突袭方式，袭击敌一都联保处武装，一举将其歼灭，缴枪10 余支。1935 年 10 月 4 日夜，红 1 支队 80 余人由罗汉里出发，经数小时奔袭，拂晓前抵达大洋，并迅速将其田赋处粮务队包围。在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之下，敌人最终投降。此战，击毙铺差 1 名，俘敌 10 余人，缴枪 8 支。尔后，红军游击队迅速撤离，返回罗汉里。 1935 年 11 月12日，闽中红军游击队第 2 支队，由吴德标率领再次袭击琯口镇，镇压了一向与游击队为敌、清乡队的鹰犬、该镇联保主任潘德仁，缴枪11 支，并在大街上公开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东山寨战斗 1935 年 11 月18日，红 1 支队前出到东山发动群众与征集粮食。时近中午，正当红军游击队将地主的一部分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并放火焚烧从地主家搜出的山契、田契、厝契时，国民党军和永泰保安队闻讯赶来“清剿”，将东山寨团团围住。此时，转移已来不及，游击队当机立断，迅速将寨门紧闭，并冲上寨门顶，居高临下，以机枪向敌猛扫。其他队员也分别在山寨四周利用门窗做掩护，向敌射击，迫敌不能靠近。面对坚固可守的山寨，敌保安队无可奈何。这样一直对峙到夜幕降临，敌被迫悄悄撤离。晚9 时许，游击队安全离开东山，返回罗汉里。 攻占闽候大义乡 1935 年 11 月21日，红 1 支队派出 10 余人组成的先遣小分队化装潜入闽侯大义乡，侦察和摸清了驻该乡十八姓词堂内的民团武装的哨位和周围地形。当晚，刘突军率红 1 支队主力 60 余人进抵该乡时，先遣队已将敌哨兵解决。红 1 支队主力一到即将祠堂团团围住。接着喊话令敌投降，面对红军游击队的紧紧包围，祠堂内的民团欲逃不能，反抗无用，只好缴械投降。这样，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解除了团丁的武装。此战缴枪 20 余支，解救被该民团扣押的壮丁70余人，烧毁了壮丁册，并在大街上张贴宣传标语。尔后，游击队安全返回游击根据地。 攻破紫来庵，占领沪屿镇 位于闽侯县境内的沪屿镇的豪绅地主，与驻该镇附近紫来庵保安队相互勾结，欺压百姓。在 1936 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更是肆无忌惮地逼债催税，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红 1 支队决心为民除害，歼灭该敌。1936年1月16日夜，游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吴德标率领主力60 余人负责攻打紫来庵民团，一路由刘突军率领 10 余人的精干小分队深入沪屿镇。当我主力包围紫来庵后，庵内的民团、保安队便在楼上架起机枪疯狂扫射。我游击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匍匐到楼墙下，并迅速登上竹梯，将一捆手榴弹扔进敌楼内，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游击队乘机冲进楼内，全歼该敌。此战缴长短枪 40 余支、机枪 1 挺和弹药一批，并解救被关押的群众30 余人。与此同时，刘突军率领的小分队，在当地数百名群众的支援下，一举占领沪屿镇，当即打开豪绅的粮仓，分发给群众。次日拂晓，游击队满载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罗汉里。 河村桥伏击战 1936 年 2 月22日，红 1 支队接到中共闽中特委送来的情报，获悉国民党福建省银行副总经理韩疆士等人携带一批钞票于 24 日由泉州返回福州。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并解决红军游击队的给养，红 1 支队决心予以伏击，并选定河村桥为伏击点。23 日下午支队领导作了战斗动员，部署战斗方案，宣布行动纪律。傍晚，由 72 名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分成 3 个战斗小分队，在吴德标、杨采衡率领下进抵天竹寺休息待命，翌日晨天刚蒙蒙亮，游击小分队全部赶到河村桥，进入预定阵地。第 1 小分队在桥北时洋村附近灌木丛中，准备迎击可能从福州闻讯赶来的敌人，第 3 小分队在桥南埋伏，准备对付可能从宏路或琯口方向来的保安队。第 2 小分队为主力，担负截击汽车的任务。中午过后，一辆载有30余人的客车从南驶来，第 2小分队当即开枪警告，成功迫其停车。解除车内宪兵武器，俘虏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内弟、省银行副总经理韩疆士，大田县县长萨桓，国民党“五大”代表郑其妙，以及国民党宪兵 4 人。缴短枪 8 支，子弹 1000 余发，银元、钞票各一批。傍晚，经过审讯释放了 4 名宪兵和一般人等。而将韩疆士、萨桓等 7人带回根据地。 闽中红军游击队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使福建省国民党地方当局及驻军，尤其是莆田、福清等闽中各县地方当局十分惊慌，他们调兵遣将，加紧对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清剿”，而将进攻矛头首先指向红 1 支队所在的罗汉里游击根据地。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丧失 1936 年 2 月29日，国民党军第 9 师第 25 旅第 49 团及保安第 1、第 5 团，宪兵第 4 团等共 3000 余人向罗汉里发起了大举“清剿”，企图将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面对敌人穷凶极恶的“清剿”，中共闽中特委及时召开红 1 支队领导人会议，研究反“清剿”措施，决定实施“坚壁清野”，分散隐蔽，化整为零，把游击队分成 3 个分队，与敌周旋于山间密林之中。 会后，红 1 支队按会议部署立即分头行动。在支队政委刘突军率领下，一面机智地引诱敌人在山上盲目乱转，一面选择时机予以伏击。3月的一天夜里，大雨滂沱，战士们手脚都冻僵了。刘突军将小分队带到下堡溪附近的一座庙宇里烤衣取暖。天将拂晓时由于不小心漏出了火光，被对面山里的敌兵发现，敌人马上集合猛扑过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突军将游击队分成两组，一组抢占有利地形对敌猛烈射击，一组带伤病员迅速撤离。经1小时激战，毙伤敌30余人人，游击队仅伤 1 人。 国民党军对罗汉里的“清剿”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兵折将。于是把仇恨发泄在手无寸铁的根据地群众身上，他们抽出一批保安队和民团，由反动 的联保主任带领，惨无人道地洗劫各基点村。据不完全统计，仅角楼、罗仅里等村民房就被烧 147 间，群众被抓 200 余人，被杀 12 人。敌人的暴行和倒行逆施不但没有使游击根据地的人民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斗争决心。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为游击队送粮报信。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中心所在地旧址 罗汉里持续近两个月的反“清剿”斗争终于坚持了下来，但是在1936 年 4 月底，支队长魏耿和何兰英叛变投敌，对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特委得知二人叛变的消息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派黄孝敏回福清通知刘突军、吴德标等指挥部队迅速向莆永边转移。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因此丧失。同时由王于洁率红 2 支队一部到福莆边接应。5 月上旬，红 1、红 2 支队在福莆边胜利会合。 1936 年 5月中旬，中共闽中特委在福莆边的后溪红前仑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斗争方针和策略。会议认为，由于魏耿、何兰英的叛变，罗汉里游击根据地一时将难以恢复，应把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到莆仙边开展斗争。同时决定红 1 支队并入红 2 支队，由吴德标任支队长，刘突军兼政委，雷光熙、王铁成任副支队长，杨采衡任参谋长。会后，王于洁、刘突军等率部进抵常太漈川与原红 2 支队主力会师，两个支队正式合编为红 2支队。新的闽中红军游击队第 2 支队编成后，领导和力量均得到加强，他们以常太游击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 常太游击根据地的丧失 早在国民党军集中兵力“清剿”罗汉里时，就曾派一个连进驻枫叶塘镇，以封锁常太游击根据地的出口，并在常大西北的仙游驻兵一营，随时可配合 “清剿”。为了摆脱这种腹背受敌的状况，红 2 支队领导决定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法，把游击战争引向莆田平原和沿海腹地去。1936 年 6 月中旬，刘突军亲率 20 多名精干的游击队员从常太根据地出发，直插福厦公路上的长岭，突然袭击驻该镇的保安队据点，缴枪 18 支。接着又越过福厦路，经木兰溪进至兴化平原和沿海地区开展游击战争。24 日晨，80 多名游击队员分别化装成客商和肩挑各种山货的农民，袭击了驻黄石镇的国民党莆田县第 3 区公署，缴枪 30 余支。战后，游击队打出红旗，在大街上进行抗日宣传。国民党万万没有想到红军游击队敢到这平原上的水镇来活动，于是急忙调兵前往“搜剿”。待敌援兵到达时，红军游击队早已转移到灵川一带去发动群众。当敌追到灵川时，游击队已沿丘陵小道撤返常太游击根据地。 在中共闽中特委的领导下，在各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闽中红军游击第 2 支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频频出击，使国民党驻军及地方当局防不胜防，处处被动。为了消除隐患，1936 年 7 月下旬，国民党军驻莆田第 49 团第 1、2 营和莆田、仙游两县保安队共 700 余人，由东、西两面夹攻常太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漈川和金竹坑等地。由于敌人此次“清剿” 来势凶猛并十分突然，红 2 支队未来得及做相应准备，所以当转移到山上后所带粮食很快吃完。当时正处盛夏，蚊虫叮咬，大雨浇淋，疾病孳生，环境十分恶劣。为此，特委决定部队转移到广业区的白沙、庄边一带分散隐蔽。部队转移后，常太游击根据地即被敌人占据。 杉溪、宁里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由于常太游击根据地丧失，中共闽中特委和红 2 支队的当务之急是立即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经分析后认为，莆田西北部与永泰交界的杉溪地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红军游击队完全可以在这里建立新的游击据点。于是，红军游击队进驻杉溪后，一面休整，一面积极对周围的开明绅士、保甲长和大刀会首领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使红军游击队在杉溪初步站稳了脚跟。岂料，国民党永泰具当局得知靠近其边界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消息后，立即在靠近杉溪的蕉坪筑堡设岗，派保安队和民团日夜驻守，给红军游击队造成极大威胁。红 2 支队设计将其拔除后，永泰保安队恼羞成怒，向杉溪发起进攻，被红 2 支队一举击溃。时值国民党军换防，第 80 师接替第 9 师进驻闽中。而该师第 239 旅接替第 25 旅驻莆田（后移泉州）。第 239 旅旅长钱东亮一到莆田，即令其第 478 团分三路“清剿”驻杉溪的红军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保存有生力量，红 2 支队转移到莆田和永泰边界的宁里和旗插安地区隐蔽。宁里位于莆田西北部与永泰南部接壤处，为闽中游击区北部环形山区的中心。早在闽中游击区创建时，特委就派人到这里发动群众，建立秘密联络点。红 2 支队来到这里后，立即分成几个工作组，深入各村做群众工作，并很快将这里建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同时，为引开敌人视线，由雷光熙率队佯攻常太，由吴德标率队奔袭琯口镇。红军游击队的这种声东击西、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在闽中反“清剿”的艰苦岁月里，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唇齿相依，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许多群众为了支援游击队，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游击队。不少人冒着全家被杀的危险掩护游击队伤病员，更有不少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是闽中人民的大力支援，才使闽中红军游击队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多次粉碎敌人的疯狂“清剿”，在闽中这块土地上立足、生存、胜利和发展。 闽中特委主要领导成员被害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发生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赴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的中共闽中特委委员余长钺，由沪经桂林转赴香港。10 月下旬，余写信给特委，说已与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接上关系，南委要特委派人前往联络。于是特委经研究后派黄孝敏赴港。 11 月下旬，黄、余由港返闽，向特委报告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北的喜讯，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特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不再提“反蒋”的口号，暂时停止袭击国民党的军事据点，将部队隐蔽在莆永边休整、训练。 1937 年 1 月，中共闽中特委从南委寄来的《救国时报》上获悉西安事变发生及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2月16日，王于洁在莆田县洪度村特委交通员薛宝泉家中召开特委会议，学习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研究特委今后工作。当晚，与会的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被薛带往邻近的林外村薛的妻弟家住宿时，一进村便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宪兵逮捕，并当即被解往团部。接着，敌人又诱捕了中共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事后才得知原来薛宝泉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叛变，而会议地点与会后的投宿地点都是他与敌人密谋策划好的。王于洁等 5 位闽中党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后，在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1937年6月23日，他们高呼口号，在福州西湖鸡角衕刑场英勇就义。他们的牺牲，给闽中的游击战争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同时亦是闽中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惨痛的教训。  王于洁（1901—1937）  黄孝敏（1907—1937）  潘涛（1911—1937） 余长钺（1918—1937） 陈炳奎（1907—1937） 中共闽中特委 4 位领导人被捕后，因率游击队执行任务而得以幸存的特委委员刘突军立即召开地方和游击队主要领导干部紧急会议。鉴于特委遭破坏，为接替特委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中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由刘突军任工委书记，黄国璋、苏华为委员。1937 年 4 月，工委派黄国璋赴香港与南委代表姚铎接上关系。姚讲述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并认为闽中红军游击队应统一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闽中工委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 黄国璋（1919—1984） 黄国璋由香港返莆田路经厦门时，会见了中共厦门工委书记肖林。肖建议将晋（江）南（安）工委划归闽中工委领导。6 月中旬，中共闽中工委在莆永边的宁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黄国璋传达的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南委对中共闽中工委的具体指示。最终决定，将闽中红军游击第 2 支队改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 7 路军第 1 纵队，吴德标任纵队司令员，刘突军任政委，雷光熙、王铁成任副司令员，杨采衡任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晋南工委负责人李刚为中共闽中工委委员兼晋南工委书记。 李刚（1914—1941）原名敬文，字瑞悌，福建南安人。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金淘区委委员兼区共青团书记。1935年秋任中共晋南县委委员。1937年7月任中共闽中工委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1940年冬调闽北进入中共福建省委干校学习，并在闽北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在闽北抗日游击区反击国民党“围剿”。与部分人员一道突围后坚持游击作战，依靠野菜充饥。1941年2月14日因疾病冻饿，牺牲于福建崇安犁头尖山。 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随后又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从而掀起了全国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中共闽中工委发出《为反对日寇进攻华北告民众书》，呼吁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与共产党通力合作，共赴国难。 为了更多更炔地从南委那里获得党中央的指示和有关讯息，1937 年 8 月中共闽中工委派政治交通员金贯一赴香港。不料从莆田刚出发即被县警察局逮捕。工委获悉后，于 8月12 日以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 7 路军第 1 纵队指挥部的名义致函国民党莆田当局，要求无条件地将金贯一释放，并表示愿就合作抗日问题与其举行和平谈判。8月18日和 20 日，《莆田日报》分别发表了国民党驻军第 478 团团长李鼎彝和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黄土豪同意与闽中红军游击队谈判的意愿。闽中工委当即决定派参谋长杨采衡进城，先就释放金贯一问题与国民党当局接触，以试探其诚意。杨由黄土豪引见莆田县县长夏涛声，夏答应立即释放金贯一。随后，工委派杨采衡为红军游击队正式代表同国民党代表黄土豪举行正式谈判。经过一番争论，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了红军游击队的基本条件，双方初步达成了原则协议。 8月26 日，杨采衡在黄土豪的陪同下赴泉州与国民党驻军第 239 旅旅长钱东亮面述谈判结果，钱无异议。9 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书记刘突军又亲自到莆田与夏涛声和黄土豪协商义勇军集中地点及安全等问题，并达成义勇军正式改编前先在莆田庄边集中，国民党驻军和保安队等要绝对保证义勇军集中途中和集中地的安全。为便于双方联络，闽中义勇军在莆田城关设立办事处。和谈达成协议后，闽中义勇军即集中到莆田庄边赤石（今尚书桥）安口村集中整训，队伍扩大至 200 余人。10 月中旬，刘突军率义勇军在莆田城郊接受了第 239 旅代表的点验。之后，部队被指定在莆田广化寺驻防。接着，国民党陆军第 80 师师部正式公布闽中义勇军改编为该师特务大队，任命刘突军、杨采衡为正、副大队长。此时，中共闽中工委尚不知 7 月闽粤边发生的“漳浦事变”以及中共中央对“漳浦事变”的有关指示，以至对国民党吞并红军游击队的阴谋及实施手段缺乏应有的警惕，这就不可避免地酝酿后来发生的血的教训。 泉州事变 11 月初，国民党军第 80 师师部以金门沦陷、闽南时局紧张为借口，下令调已改编为特务大队的红军游击队驻防泉州。为此，中共闽中工委召开会议研究对此事应如何处置。会上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是不能离开莆田游击区。因为一旦离开游击区开到泉州，势必完全被第 239 旅所控制，这样风险很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泉州是闽南 8 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去了可以扩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推动城市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还可以乘机恢复安（溪）南（安）永（泰）游击区。再者，如不去，会给国民党以不执行军令、不真诚合作的口实。最后，第二种意见被采纳。工委决定部队开赴泉州。临出发前部队进行整顿，将部分老弱和离家确有困难的战士留在游击区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其余 160 余人于 11 月中旬开抵泉州，进驻承天寺。12 月，当张云逸在福州得知闽中红军游击队就编于 80 师的消息后，立即派人通知闽中工委“不应单独就编”，但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 早在 10 月中旬闽中红军游击队接受点验并被改编为第 80 师特务大队时，中共闽中工委就派黄国璋赴港向南委汇报并请求指示。黄国璋到港后即向南委负责人薛尚实汇报了闽中工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和部队改编的情况。薛对闽中的和谈与部队改编表示满意，但强调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同时决定把闽中工委划归闽粤赣省委领导，并建议由黄国璋任工委书记。黄国璋回到厦门时获悉部队已开赴泉州，便直接抵泉，向刘突军等传达了南委的指示。此时刘突军也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要黄国璋赴闽西向闽粤赣省委汇报闽中的工作，并请求省委给予指示。 薛尚实（1903—1977） 1938 年 1 月，黄国璋抵达永定省委机关。张鼎丞、邓子恢、方方等省委领导听了黄国璋的汇报后，立即分别向中共中央分局项英和南委报告闽中红军游击队被编入国民党军第 80 师后调往泉州的情况，请求上级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收回这支队伍。同时要黄携带省委给闽中工委的书面指示速返泉州。黄国璋回到泉州后，立即在工委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决定将未暴露身份的干部和好的短枪抽回游击根据地，以防万一。为了阻止闽中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国民党采取一系列阴谋手段妄图吞并这支部队。起初，钱东亮提出将闽中红军游击队扩编为一个正规营，让刘突军任中校营长。遭到拒绝后，又扬言调游击队去浙江前线。钱还指派其部下假冒游击队在东街抢劫商店，企图嫁祸于人，被刘突军当场抓获并予以揭露。这些接连不断的异常情况，使刘突军意识到在此之后国民党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阴谋。为了挽救危局，刘突军决定派雷光熙等赴龙岩向张鼎丞、邓子恢汇报情况并请求让闽中红军游击队跟随新四军第 2 支队一起北上抗日。同时，自己亲赴福州请求新四军办事处向国民党福建当局交涉，将闽中红军游击队收归新四军。然而，在刘突军尚未动身之前，国民党已密谋将其调出密杀，尔后将闽中游击队包围缴械。3月10 日，钱东亮趁刘突军向其请假赴福州之机，密令部下在莆田将刘扣押并当即被秘密杀害。随行的青年部长高万里和 4 名战士同时遇害。3 月11 日，钱东亮以 1 个团的兵力突然包围承天寺，把闽中红军游击队强行缴械。然后第 239 旅参谋长侯炯厚颜无耻的宣布所谓“刘突军违反军令，携款潜逃”的罪名。这就是继“漳浦事件”之后国民党制造的又一起新的罪行，史称“泉州事变”。 刘突军（1909—1938） 正义的伸张 “泉州事变”发生后，杨采衡当即向侯炯提出抗议，并提出：必须绝对保证刘突军大队长的安全，立即将他送回大队部，绝不允许把我们的队伍分散，将我们部队送往新四军。杨采衡还草拟了两个电报稿，分别发往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和龙岩第 2 支队留守处。同时还设法将泉州事变的情况报告中共闽中工委设在莆田的秘密交通站。中共闽中工委获悉泉州事变的情况后，立即开会研究营救措施。一是派黄国璋先到福州向新四军办事处报告，再转赴龙岩向闽粤赣省委报告。二是派李刚赶赴泉州，设法与杨采衡取得联系，并动员泉州社会各界予以声援。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负责人王助、范式人听了黄国璋的汇报后，同时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又先后找“绥靖公署”参谋长赵南和第 80 师师长陈琪交涉，赵、陈矢口否认暗杀刘突军的罪行，但表示发还武器一事可以考虑。最后又找到福建省主席陈仪，陈同意把闽中红军游击队送到福州，由办事处负责将其送往新四军。黄国璋在福州汇报后又转赴龙岩向中共闽粤赣省委常委方方报告，方当即电告中央，请求将闽中这支武装编入新四军，并以“黄华”的笔名在《前驱》上发表评论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制造“泉州事变”的罪行。黄国璋返榕后，王助、范式人令黄以新四军代表的身份前往泉州，将部队带往福州。 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翁鸿镗（左一）与雷光熙（右一）及战友们合影 1938 年 3 月下旬，钱东亮派汽车将闽中红军游击队 160 余人全部送到福州洪山桥，并清点交还了被缴的武器装备。王助、范式人代表新四军军部将新四军臂章发给每位指战员。部队在洪山桥稍事休整后，于 5 月开抵安徽太平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受到了叶挺军长和张云逸参谋长的亲切接见。除杨采衡、雷光熙等 20 多人由军部分配工作外，其余编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第 2 连，连长吴德标，指导员翁鸿镗。 从此之后，这支出生入死、历经坎坷的闽中红色游击武装踏上了抗日征途，汇入到了全国抗战的洪流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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