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 新文学中的“老子”形象——鲁迅、郭沫若、常燕生的同题小说

明日大雪飘 2022-09-27 发布于上海

展开全文

范曾《老子出关》

鲁迅、郭沫若、常燕生曾不约而同以“老子出关”作为题材写下小说，比较这三篇同题小说，可窥见那个时代作家是如何看待道家和儒家，其中蕴含着这些作家什么样的思想和情感。

新文学中的“老子”形象

——鲁迅、郭沫若、常燕生的同题小说

文 | 段崇轩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2年第3期

一

1936年，历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常燕生，在《国论》第1卷第10期，发表了历史题材短篇小说《老聃的逃亡》，“作者附志”称：“现在所发表的乃是自己所认为去满意尚远的一篇初稿，这是对文艺读者所最抱歉的，虽然比时下一般大名家如鲁迅、郭沫若之流所发表的历史小说也未见得不如。”作者所说的鲁、郭历史小说，指的是郭沫若在1923年第15号《创造周报》发表的《函谷关》，后收入集子时改题为《柱下史入关》；鲁迅在1936年第1期《海燕》发表的《出关》。三个短篇小说写的都是历史人物老子以及其与孔子的历史性会见，是为同题小说。创作时间相隔十几年，写的又是同一位历史人物，三位作家又肯定没有相互约定，可谓新文学史上的“奇迹”。作为最后一篇作品的作者常燕生，无疑是读过前两篇作品的。他称前辈作家鲁迅、郭沫若为“之流”，显得颇有点不恭、太自信，其实内里隐藏着他与鲁迅的一段交往与纠葛，以及他对鲁迅创作的一种偏见。他自信自己这篇小说，虽未达到满意的高度，但并不在鲁迅、郭沫若的小说之下。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又有厚实的文学素养，他的判断不算过分，他也有这个实力和资格。

历史题材小说，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中的一股重要潮流。鲁迅与郭沫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包括《出关》和《函谷关》，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有许多深入的研究，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常燕生首先是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他在这些领域的建树，遮蔽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因此《老聃的逃亡》在文坛和读者中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有学者称：“亦复誉满人口”，大约只是圈子里的反应。这是令人遗憾的。把三篇描述老子的同题小说，进行比较、辨析、研究，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它可以使今天的人们，窥见那个时代以及作家是如何看待道家和儒家的，其中蕴含了这些杰出作家什么样的情感与思想，老子和孔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明）张路《老子出关图》

老子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史记·孔子世家》，庄子的《庄子·天运》《庄子·田子方》都有记载，是最珍贵的史料。《礼记》《左传》等战国时期的史料中也有零星记录。在山东、河南、陕西、江苏的壁画和汉画像中也有展现。但这些记载都是零散的、片段的、模糊的。司马迁的“老子列传”无疑是最权威的，后世写老子莫不以此为圭臬。原文只有五百余字，这里摘录几段：“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孔子去，谓弟子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司马迁：《史记》（三），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897页］这就是“老子列传”的核心内容，《庄子》中有八处记叙老子的段落，大都是这一内容的扩展，并无更新鲜、更确凿的史料。司马迁的“老子列传”，比较而言，自然是严谨的、可信的，但也是简略的、模糊的，留下了诸多空白。譬如老子的姓和名、生卒年，前半生与出关后，等等，从古至今均为悬案。老子更像一个神话传说人物。现代作家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们依据的自然是司马迁的“老子列传”。但片片断断的生平，又给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推想、虚构空间。鲁迅是博古通今的作家，郭沫若、常燕生是历史学家兼文学家，他们面对历史人物老子，一方面遵循了历史的真实，写出了基本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历史想象，推演情节、填补空白，选择重心、赋予新意。常燕生的《老聃的逃亡》着重写了老子前半生的曲折经历，填补了老子生平的重要空缺；鲁迅的《出关》鼎力写了老子出关的一系列过程，特别是撰写《道德经》的情节，展现了老子的独特性格与社会环境；郭沫若的《函谷关》集中写了老子出而复归的人生转折，写出了老子出关后的另一种可能。三位作家的书写，呈现了一个更完整、丰富的老子形象，而在同一人物身上，又表现出不尽相同的“风景”。

二

一个优秀的作家，在选择题材、情节、人物、主题时，必然会蕴含着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价值观念，深藏着作家个人的情感思想、审美趣味。鲁迅、郭沫若、常燕生都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的作家，他们不约而写的同题小说中，就饱含着诸多时代的、个体的东西。由于三位作家书写的是老子前、中、后不同时段的故事，因而这里的论述也依序而行，先谈常燕生和他的小说。

常燕生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陌生的、被忽略的作家。他是山西榆次名门望族常家之后，1889年出生，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上学期间就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与陈独秀、胡适讨论新文化的建设问题，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1920年北京高师毕业后，先任中学教师，后做大学教授，创办过多所学校，发表和出版过许多教育学方面的著述。他的专业是历史学，从1924年应聘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此后在上海、太原、成都等多所大学任教授，讲授历史课程，出版有大量中国历史、西方历史以及历史哲学论著。他短短五十年的生命，在众多学术领域做出令人惊叹的建树，文海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常燕生先生遗集》，就有十卷之多。同时，他又是文学上的“全能选手”，诗歌尤其是古典诗词、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短篇小说，均有出色成就。在现代史上，他是以学者著称的，文学上的成就在无形中被忽略了、搁置了。他曾应邀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过多次会谈。这里特别需要论及常燕生与鲁迅的交往与矛盾。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山西文学青年为主的文学社团“狂飙社”成立，从太原发展到北京。常燕生与高长虹，是这一社团的骨干成员，与鲁迅过从甚密、书来信往。后因人际关系与稿件问题，以及南方人与北方人文化性格的不同，“狂飙社”与鲁迅交恶，发生论战。常燕生也加入了这场论战，发表文章批评鲁迅。周作人与鲁迅先后应战，发表文章予以回击和讽刺。常燕生与鲁迅中断情谊，但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充分肯定了鲁迅的文学思想与成就，同时坦率地指出了鲁迅创作中的局限与缺点。

常燕生（作者供图）

《老聃的逃亡》是常燕生的一篇精心之作。作者在附志中说：小说比论文的写作要困难得多，“必须以最崇高圆满的精神来对付”。“这篇小说构意于八年以前”，“中间屡次想写总没有完成，直到去年秋间在上海才一气完成了大半篇”。最终在太原全部完稿。一篇万余字的历史题材小说，酝酿构思八年，从上海写到太原，尚不尽如人意，足见作家对这篇小说的重视程度。作品完成于1936年1月间，此时鲁迅的《出关》在《海燕》杂志发表，想来作家读过了鲁迅的小说，因此在附志中补上一笔，认为鲁、郭的小说是“摇笔即来的创作”，他的新作比这些“大名家”“未见得不如”。常燕生在多篇文论中，倡导一种素朴的、深情的、伟大的文学，反对那种虚无的、油滑的、阴暗的文学，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就有他不满意的那些东西。常燕生明确地说：他（指鲁迅）的小说“不免时有油滑”。人际纠葛加上观念差异，形成了常燕生对鲁迅的偏见。《老聃的逃亡》着重写了两个情节。一个是老子从小到大到老七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常燕生作为历史学家，或许有确凿的史料发现，但绝大部分是合乎历史和逻辑的推想、想象，使老子这一段空白生平，得以补充和丰富，给人很强的历史真实感。另一个是老子与孔子的“高峰对话”，作品写得十分详实、富有层次。作者融合了《史记》《庄子》中二次会见内容，把老子、孔子的思想、性格、精神都写了出来。可以说，三篇同题小说，《老聃的逃亡》是最接近司马迁“老子列传”的，显示了一位历史学家的严谨、求真精神。同时，在一道一儒两位历史人物身上，也寄寓了常燕生的两极人生追求，折射了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纠结。他神往老子那种超然世外、洞悉世事的境界，做学问、搞文学正需要这样的人生状态；但对道家那种消极避世、清静无为的人生方式又不能完全接受。他敬佩孔子那种积极入世、不折不挠的进取性格；但又深知政坛的污浊，以及其对学术的贻误与侵蚀。他是一位承载着传统与现代思想重负的知识分子，而儒道共存是他重要的思想文化根基。

常燕生在《国论》第1卷第10期发表《老聃的逃亡》

（作者供图）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不仅有表现当下社会人生的现实题材小说《呐喊》《彷徨》，还有书写古代生活与人物的历史题材小说《故事新编》。他用十三年时间，陆陆续续创作了八篇小说，有的取材上古神话传说，有的选自先秦儒道墨诸子故事。正如有论者所说：“在这里，历史和现实是如此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现实斗争通过历史的图景来表现，而历史人物又因为现实波涛的涤荡而赋有了新的生命。”（吴中杰、高云：《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

鲁迅（作者供图）

《出关》是鲁迅历史题材小说中的重要篇章，写的是老子生平中靠中间的一段，与孔子相会和出函谷关两个重要情节，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但鲁迅没有拘泥于历史文献，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剪裁、改造、虚构，塑造了一个鲜活、独特的历史人物形象，表现了作家对历史对古人的思考与观照。小说发表后，在文坛和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鲁迅专门写了一篇《〈出关〉的“关”》，说：“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在历史记载中，孔老相会对话，始终是一种师生模式，老子在教诲、孔子在恭听。而在鲁迅笔下，却变成了“孔胜老败”。为什么鲁迅、常燕生都把老子写成一个败走者？因为在作家置身的那个剧烈的变革时代，启蒙、革命、进取，才是时代的主旋律。鲁迅明确说过：“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对那些“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从来是持批判态度的。对儒教、儒家，“五四”先驱者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扫除，但鲁迅又把孔子与儒教剥离开来，肯定了孔子个人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出关》对孔老对话，实际上进行了缩写，而对老子的出关则可称浓墨重彩。围绕老子出关的整个过程，鲁迅展示了一个典型的社会环境，写出了一个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在芸芸众生、无聊看客的包围中的生活状态。鲁迅用奇妙的艺术之笔，把历史、现实、古人、今人，都打通了、交融了。在这种描写中，融入了鲁迅对历史、现实的思考、探索，融入了自己的切身体验与领悟。从历史、人物描写的丰富性而言，鲁迅显然高于常燕生。

鲁迅在《海燕》1936年第1期发表《出关》

（作者供图）

郭沫若是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二者兼任使他在历史题材话剧和历史题材小说方面，创造了累累硕果。他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开始于1924年，终止于1936年，共有十篇，辑成历史小说集《豕蹄》，是现代小说的一份珍贵收获。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说：“假若说，郭沫若早期作品与鲁迅小说相去甚远，那么《豕蹄》和同年问世的《故事新编》便有所靠拢，它们依据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实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交融。”［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页］

郭沫若（作者供图）

老子出关之后，司马迁在列传中说：“莫知其所终。”但在民间传说中，却有与弟子庚桑楚隐居宋国沛地，又有前往西域印度劝说释迦牟尼成佛，等等，显得荒诞不经。郭沫若的《函谷关》却虚构了一个老子出而复归、忏悔自己的情节，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巧的是，后来鲁迅在《出关》中，也写到函谷关的关尹喜曾说：“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为什么这些新文学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这是现代思潮的深刻影响，不管是二十年代的“启蒙”文学，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都倡导知识分子应当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对郭沫若来说，虚构老子的重新返回，更是他当时的心理和精神倾向。1919年到1924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为生活所迫往返在日本与上海之间，面对国外的漂泊生存，面对国内的动荡时局以及文艺界的纷杂变幻，都让满怀理想的文学家忧心、焦虑。正如李波所说：“这篇小说不仅仅刻画了道家文化代表人物老子的形象而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借老子之口完成了一次精神的突围。”（李波：《解读郭沫若的小说〈柱下史入关〉》，《文教资料》2014年第22期）在漂泊的路上反思、认识人生与自我，在走向社会、民间的途中，探寻真理、实现自我。两千多年前的老子与现代的郭沫若，实现了心魂的对接。

郭沫若在《创造周刊》1923年第15号发表《函谷关》

（作者供图）

三

刻画、塑造人物形象，历史人物与现实人物，是有诸多不同的。历史人物距离遥远，又不谙熟，很容易把人物写得死板、概念。现实人物就在身边，易于走近、把握，当然也可能写得浮泛。鲁迅、郭沫若、常燕生都是文学大家，他们丰富的思想艺术造诣，使他们既写出了吻合历史的生活图画和人物形象，又使人物形象穿越历史、具有了一种现代气息，揭示了历史长河中的某种永恒规律。他们笔下的历史人物形象丰富和扩展了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在今天依然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鲁迅的《出关》是一篇奇妙深远、饶有趣味的历史小说。作品写孔子在春秋末期某一年三个月中的两次拜见老子。这一情节在《史记》《庄子》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但在鲁迅笔下都简化了。孔子第一次拜见，是问他的仁义礼智为什么众多君王都不予采纳，老子答：“六经这玩意儿，只是先王的陈迹呀。”它们是鞋迹而不是鞋子，问题的根源在于孔子没有得道，“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给孔子“当头一棒”。三个月之后的再见，写得更加简略。孔子说他闭门苦想，终于“想通了一点”：“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孔子的汇报使老子大吃一惊，很快做出了远走高飞的决定。因为老子看到孔子已然得道，不需要他这个先生了，而且对老子自身构成了一种威胁。“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按照鲁迅的老师章太炎的说法，孔子的众多门徒是容不得强于老师的高人在属地的。鲁迅在小说中揭示了老子出走的隐秘原因，尽管他并不相信章太炎的说法，但已把意思蕴含在里面了。老子出关的一系列过程成为小说的精彩部分，偷越关隘被关官巡警“捉拿”，邀请开设讲座加上编讲义，赠送食品全员送出关外，众人议论、经书放入货架…… 这里显然是一个小社会，有关官、巡警、签子手、账房、书记先生等。他们对大名鼎鼎的周王室守藏室史官充满敬仰之情，但听了他费解难懂的讲座又大失所望，他们感兴趣的是老先生的爱情家庭之类，对赠送一包盐、十五个饽饽斤斤计较…… 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民众，中国知识分子就处在这样一种泥淖中，从古到今并未有多少改变。老子自然是一位清静无为的“空谈家”，但社会、环境也如西域的沙漠一样沉重、荒凉。老子的性格是写实性的，也是“漫画化”的。他老弱、慈祥、随和，又敏锐、深沉、睿智，既是古代哲人，也是邻家老爷子。是一位个性化、凡俗化、漫画化的历史人物形象。孔子形象着墨不多，却也十分鲜活，他谦逊、内敛，而又急切、狡黠，他第二次拜见老子的话可谓“暗含杀机”，逼走了老子。鲁迅赞赏孔子的进取精神，但对他并不“诚敬”。

徐悲鸿《老子出关图》

常燕生的《老聃的逃亡》是一篇素朴谨严、隽永抒情的历史小说。作家用倒叙的方式，用近一半的篇幅，写了老子大半生的命运历程。无父丧母的童年，一位贵族的收养，成为贵族家武士首领，在贵族卷入内战中的醒悟与潜逃，在各诸侯国的流浪打工，隐姓埋名成为周王室守藏室史官，也成为声名赫赫的智者、民众的精神导师。这些叙述，显然是虚构的，但却是合乎历史真实和人物真实的，读来令人信服。老子所以能看透社会人生，洞悉宇宙万物，建构出道家思想体系来，就是因为他有着苦难的经历，丰富的阅世，典籍的滋养，还有智慧的大脑。这样就使这位传奇哲人，有了深厚的人生根基。作家把老子与孔子的二次对话，糅合成一次书写。孔子讲他的仁义理论，老子讲他的道家思想；孔子渴望行动、展望未来，老子坚持无为、奉劝低调。但老子却在年轻孔子的刺激、激将、感召下，再也不能独守茅屋了。司马迁写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鲁迅认为“孔老相争，孔胜老败”，老子感到了生存的威胁。常燕生则揭示了更复杂的原因。首先是周王室的急速衰败，列国战争的频发，周礼的分崩离析。其次是老子自己的思想理论，已难以应对时代的大变局，他感到迷惘、痛苦。再次是年轻孔子积极入世，倡导新的儒家理论，老子深感自己的一套思想已然是明日黄花了。因此他要骑着青牛前往“不可知之乡找寻他们的生命”。这样的解读与描写，似乎更为充分、合理，也更靠近司马迁的本意。常燕生没有突出去写老子的生活、性格，而是用诗化的方法与语言，写了老子的肖像、风采、精神，刻画出一位肃穆、沉静、孤高、博大的圣者形象，使这一形象具有一种意象性、精神性、象征性特征。

郭沫若的《入关》是一篇新颖独创、浓重激越的浪漫历史小说。作家倾力写了西行的老子，在沙漠上无法生存，又死了青牛，不得不返回函谷关，见到关尹，向他倾诉、反省。作家创造了一幅赤日炎炎、荒凉死寂的函谷关图画，刻画了两位饱经沧桑、互诉衷肠的老人形象。穷途末路的老子向关尹讲述，自己所以要西出函谷关，是为了“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真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来，想到沙漠里去自标特异”。这是对老子出关原因的又一种理解，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理解。但老子这趟沙漠之行却深刻地教育、改变了老子，使他认识到自己在既往生活中，完全是一个“利己小人”。特别是青牛为他死去后，他竟为了活命去喝青牛的血，更显出了自己的贪婪、残忍。而《道德经》是一部“伪善的经典”，是违背人性、违背生活的。出关而又入关，使老子下决心回到社会、生活、家庭，从最琐碎的扫地、洗衣做起，“自行改造”，重建人生。而道家信徒的关尹，也对老子有了新的认识。老子在郭沫若笔下，变成一个误入歧途、迷途知返的哲学老人。这是一个浪漫化、理念化的老子形象，其中渗透着作家自己的人生与思想，与鲁迅、常燕生笔下的老子大异其趣。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不知他生前是否读过常燕生的《老聃的逃亡》？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来源网络

编辑：揭莉琳

审核：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