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余乐醒在上海见到文强后，...

1948年9月，余乐醒在上海见到文强后，气愤地说：“国民党不垮台是无天理！”他向文强举出了三点理由：第一点，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上海的军、警、宪、特也撒开了网，可是只捞到一些小鱼小虾，说是要打大老虎，结果只拍了几只苍蝇；第二点，日本宣布投降已经三年多了，仍在继续接收。连国民党元老张继也在大骂接收大员是“劫收大员”，说他们“五子登科”，也就是以接收主权为名为自己抢印把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汤恩伯接管上海，与戴笠狼狈为奸，瓜分了30万两黄金。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余乐醒说：“第三，近来上海出现枪杆子抢占民房的可怕局面，南来北往的大军，几乎都要经过上海，掌兵权的大官谁不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找个立足之处？他们鱼肉居民，由借用民房到占用民房，甚至把房东“扫地出门”。有个军长亲自出马，将自己印上“陆军中将军长”头衔的名片贴在一所房子门上，派上荷枪实弹的大兵把守，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之多。”

余乐醒是军统的早期骨干，是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的姐夫，有些军统局后辈称他是“祖师爷”。

听了余乐醒这番话，文强未置可否。余乐醒当时还曾想劝说沈醉脱离保密局，也碰了壁。对余乐醒后来的情况，沈醉有一段回忆：毛人凤感到最吃惊的，是上海救济总署汽车总管理处处长余乐醒（又名余增生）竟和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他住的愚园路家里竟掩护了地下党一部无线电台。毛人凤非常害怕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要捕杀余乐醒，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当他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去逮捕余的时候，该处科股长一级的特务大都是余的学生，便暗中通知他逃走了。毛人凤大发脾气，把稽查处长黄加持痛骂了一顿。上海1949年后，余乐醒被安排为一家机械厂的工程师。

得知文强到上海后，曾与文强共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警察总局第十八总队长兼京沪杭护路指挥官的郭履洲来访。他说李人士自美国留学归来，现住上海国际饭店。约文强一同去看他，文强立刻同意了。

李人士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军统局早期骨干成员之一，在戴笠保送美国留学之前，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调查统计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局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军统局高干中以精明强干著称，是军统局高干中有名的“湖南三李”之一（其他二李是李崇诗和李肖白），“三李”都是戴笠的得力助手。

见到文强的李人士，也是牢骚满腹，他所谈的虽然多是他切身事情，但也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动荡不安。他说，他在美国学的是宪兵业务，总认为镀金归国，一定可以大展宏图，不料宪兵门户之严，竟不容插足，加之戴笠一死，失去了撑腰的，就连军统局系统也不愿回去了。

李人士愤愤地说：“现在保密局是毛人凤专权，谁肯在他口沫之下讨饭吃？”李人士是湖南醴陵人，他也想到湖南去投靠程潜。文强一不留神，便把临别时程潜说的“谨防当俘虏”的话学说了一遍。

李人士很是震惊，竟情不自禁地喊道：“颂公也如此泄气，难道真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
在离开上海前夕，一位多才有识的亲戚方表兄在家设宴为文强饯行。方表兄在上海经商多年，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幻想，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他竟天真地将家存千两黄金缴存银行换来一笔毫无价值的纸币。这一打击使他终于对国民党当局的任何措施都不再信任了。

文强一家前来赴宴，席间，文强把程潜在长沙对方表兄讲的话，陈明仁在武汉对他讲的话，余乐醒、李人士在上海对他讲的话，一一对方表兄说了。

方表兄慨叹着说：“他们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老实话，谁能否认呢？”跟着又以劝告的口吻问文强，“你既然看清楚了时局是无法挽救的了，又为什么还去徐州给杜聿明当副参谋长呢？”
文强明知方表兄的话有道理，但他还是心存幻想，说：“我既然上了国民党这条行将下沉的大船，是没有别的出路的，船沉与沉罢了！”

方表兄一听，怔住了，抱着婴孩的葛世明，也停箸不食，两眼含泪，忧伤地凝视着文强，这次饯行，有如生离死别，大家各怀心事，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大约是听文强的妻子葛世明讲了刚才宴席间的事，老岳母也悲切切地劝文强，说她已年近古稀，还有多少日子可活？要文强看在一家老小的份上，辞去官职，远走高飞。这位老岳母，名叫应瑞林，其实并非葛世明的母亲，而是她在家乡的乳娘，因文强夫妻二人长年在外奔走，需要有老人在家照料，而文强和葛世明的父母均已辞世，葛世明说起家中还有一个从小待她很好的乳娘，文强便要她将乳娘接来一起生活，当作亲生母亲一样服侍，并让她管家。全家都称她“阿婆”。

“阿婆”是一个吃苦耐劳、善良慈爱的典型，她后来成了文强家庭的支柱。文强于1975年获得特赦后，已经双目失明的“阿婆”，将三个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的儿子交还给文强。

文强的感激之情，真难以用语言表达，他将已年逾九旬、风烛残年的阿婆接到北京，如亲生母亲一样侍候。共享了很短时间的天伦之乐后，被文强一家视为大恩人的阿婆毫无牵挂地告别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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