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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①教授(1931-2001)是蜚声海内外的考古学家，有海外中国考古学第一人之称，他关于古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张光直先生一直注重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尤其是到了晚年，他不但继续进行该方面的研究，而且对其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理论予以了较全面的深化，建立起完善且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一、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是首位给文明的诞生划线者，他指出作为一个古代文明，只要具备了以下三项标准中的两项即可达标，这三项里有文字、居民在5000以上的有高墙围绕的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②与之不同的是，张光直先生从文明要素的诸多方面论证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各要素的重要作用，总体阐述如下： 古代文明通常是以文字、广阔的城市中心、先进的青铜冶炼及高度集权政治国家来划分的。在古代中国，这些文明的因素在公元前3000年期间出现，至公元前两千年则达到了成熟。③ 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这些重要成分的出现作为标志，有助于在历史发展之程序中辨认其发展阶段。④ 中国文明的中心区域就是中国(文化)互动圈，在该互动圈基础上，特别是在该互动圈中心，中国古代文明就可以在中国的考古资料里清晰地见到，这即是文明之起源，或是阶级社会之起源⑤。 谈文明的动力就是谈一个社会积累、集中及炫示其财富的方式和特征，即是谈其各种成分(例如文字、青铜器与城市等)。中国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文明动力便是政治和财富之结合。⑥ 中国最早城市之特征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和象征，而并非经济起飞之结果。⑦ 在中国这一类文明里面，作为文明产生之必要因素，财富积蓄与集中的法则是什么?在考古学上文明所表现出的财富集中几乎全是靠生产劳动力的增加才造成的，也就是靠政治性措施而造成的。⑧ 关于其财富的积累与集中是可以量化的，能够在考古遗址中找到积累与集中的实证⑨。 从关于文明诞生的具体内容来看，显然张光直先生对古代文明的界定比克拉克洪的更具体而严格，尤其是关于先进的青铜冶炼与高度集权政治国家这些文明要素在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中不可替代之作用的论述，青铜冶炼是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的高科技领域，夏商周时期大量气势雄浑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奇葩，而且由下文可知，神权政治(巫觋)在古代高度集权政治国家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最早城市的特点就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和象征，作为文明产生的必要因素，财富的积蓄与集中不仅可以量化，还能够在考古遗存中找到财富积累与集中的实证，所以在张光直先生对古代文明的界定中，考古资料的实证性也更强。 二、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的重要特征 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各要素的研究，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即十分重视青铜器的用途与地位，同时也非常强调巫觋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跟文明产生以前的生产工具、技术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变化。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颇为重要之特征，即是青铜器没有使用在生产技术上，青铜农具即便是有的话，亦是非常稀少的。⑩他强调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文明与国家政权以及神权政治(巫觋)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方面论证了由巫觋所主持的祭祀活动及巫觋本身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这方面的论述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诸多理论中是颇为罕见的。他关于青铜器与巫觋在古代文明起源中作用主要有如下论述： (一)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1.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基本是礼器与兵器，据有九鼎是独占通天手段的象征。 中国古代的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基本上是礼器和兵器，农业生产工具基本上仍是石、木、骨器，与龙山文化时期无大的差别，所以夏商周时期文明的发展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系不大，其财富的增加主要是劳动力的增加，或者是对既有劳动人口更有效的经营与管理，(11)劳动力增加的途径之一是发动战争以掠夺人口，发动战争除了需要青铜兵器之外，还要与由巫觋主持的有青铜礼器等法器在内的祭祀活动相联系。社会财富在绝对程度上的累积是文明之基础。另一方面，光有社会财富的绝对累积尚不够，还需要有财富的相对集中才行。占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人也就占有了沟通天地之手段，即是掌握了服务于古代政权的工具。古代的王朝占有了九鼎，也就象征着独占了通天的手段。(12)通过青铜器上面的动物图像能够使人与天地相沟通，占有青铜器者即成为合法统治者。因为金属的匮乏和在采矿、熔炼及铸造中所遇到的困难，也使得青铜器在诸象征物里取得了至上地位(13)。作为通天工具之一的艺术在政治权力的获得和巩固上所起的作用是能够与戈戟、刑法、战车等统治工具相比的。古代艺术在政治方面之重要性，从关于九鼎迁移的传说上就可以看得最清楚了。(14) 2.在中国古代文明中，青铜器是获取与维持政权的主要工具，也成为中国古代文明所出现的关键。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青铜器为特征的，这是由于在巫教环境下，中国古代青铜器是获得与维持政权的主要工具。(15)青铜容器在制作程序上的复杂性以及人力财力的管理和耗费，都远远超过龙山时代的玉器，它们与玉器一样，皆被王室贵族控制和独占。大禹时期所铸造的九件大铜鼎成了政权合法性之象征。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突出特征是在于其应用，它们几乎很少被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业灌溉，而主要被铸造成了各种造型的礼器与兵器，被用于祭祀以及战争，也就是和维护王权的政治、宗教与军事活动等关系密切，即作为王权不可分离之两大因素的祭祀和战争，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出现之关键。(16) 3.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助理巫觋沟通天地的各种动物在青铜礼器上面的形象，其动物纹样是成双成对的。 有若干的动物是帮助巫觋沟通天地的，其形象在古代便铸于青铜彝器上面，从所谓“铸鼎象物”，就可以逐步了解：帮助巫觋沟通天地的一些特殊的动物，至少有一些即是祭祀牺牲之动物。用动物来供祭亦就是使用动物以帮助巫觋去通上下、通民神乃至通天地的一种具体的方式。商周青铜器上面的动物纹样是帮助巫觋沟通天地的各种动物在青铜礼器上的形象。我们把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当作巫觋沟通天地工作的一部分的工具，该说法完全能够圆满地说明动物纹样的“两龙”现象，在王室分成了两组的情况下，王室祖先在另一个世界中自然亦遵守着类似的排列规则，所以巫觋在为王室服务所做的沟通天地之工作上也得左右兼顾，其动物助理亦即产生了成双成对的需要。(17) 4.夏商周三代都城屡变之原因是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因素。 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在于三代政治斗争中青铜器的中心地位，青铜器在当时政治权力斗争上是必要的手段，若无铜锡矿，三代朝廷也就没有了青铜器。三代“圣都不变，缘故容易推断；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18) (二)巫觋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1.中国现存的最早文字多是与占卜祭祀相关的，文字是由巫觋独占的知识。 甲骨文通常是刻在用来占卜的牛肩胛骨与龟甲之上的，而刻字甲骨一般皆是为殷王占卜用的。除甲骨文之外，考古所发现的殷商文字仅有铸刻于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其内容通常都是记录商王和他的诸侯大臣赐赏礼物的各种场合。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存的中国最早文字多是与占卜祭祀相关的，而且是专门用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字是被巫觋所独占的知识。(19) 2.仰韶时期萨满教的证据是世界萨满教历史上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巫的职务在于通天地。 仰韶文化时期的农村里已有了巫师的可能性非常大，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很可能画的就是一个巫师，这位掌管祈渔祭者，被画在用于盛鱼或者祈渔祭的器皿里。仰韶文化社会里无疑是有巫觋人物的。巫师的任务就是通人神、通天地，有时候他们还兼具阴阳两性的份。有动物作为巫师升天入地的工作助手，这些动物已知有龙、虎及鹿。仰韶文化的艺术里有巫师乘龙上天之形象，还表现出来了巫师骨架化现象，其葬礼存在着再生的观念；仰韶文化巫师的作业中有舞蹈。上述诸特征在实质上与近现代原始民族中常见的巫觋宗教或者称萨满教是相符的，仰韶时期萨满教的证据是世界萨满教历史上有充足证据表现的最早的形式之一。(20)巫术与仪式及祭祀所存在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通过考古学来证实巫术的独占或者集中的方式之一就是观察在考古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出现了仪式祭祀用具集中或者独占的现象。关于这一点，中国考古学上已经发现了很清楚的材料。上文已述，仰韶时期有许多关于巫觋的资料，可是这些材料尚无集中的现象。在龙山文化的遗址中无疑看到了两种新现象：与祭祀仪式相关的遗物数量与种类皆有极为明显的增加，同时这类遗物在墓葬中存在着清楚地集中于“大人物”墓葬里的强烈倾向。(21)商王室的人可能皆为巫，或者至少皆有巫的本领。巫的职务是在于通天(圆)地(方)。以通天地或者贯方圆为主要职务的古代神巫可以以玉器里的琮作为最明显的一个象征。玉琮最流行于公元前2000年至前3000年的东海岸的良渚文化。近来学者也找到了关于殷人筮卜的证据。由此看来甲骨卜与筮卜皆是殷代巫师通神之方式。在殷商的巫术系统里，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动物作为巫师的亲昵伙伴，也是巫师作法时的助理。(22)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及南方的良渚文化在内的东海岸的龙山文化，发现了许多玉制法器，从这些资料来考察，龙山时代已存在巫性美术集中的倾向，至三代时期便达到了集中的高潮。(23) 3.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兴起的问题，萨满教的强烈垄断使得只有那些高高在上者才能与祖先及神灵沟通，而这恰是一个关键。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之兴起，萨满教的强烈垄断是关键，它使得只有那些高高在上者和当权者才能跟祖先及神灵沟通。由此方能有见识，方能掌握统治权。因此，在中国古代，占有艺术品就是执掌了政权。这些艺术品其自身的艺术价值是颇为珍贵的，但由于其所具有的沟通神灵之作用，它们就变得更加宝贵了，这是它们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中国古代国家与国家正统性之象征是所谓九鼎，这并非是巧合。(24)商代巫术所用的法器有明证可据者还包括玉器。据《史记·殷本纪》载，武王伐纣时，商纣王兵败后，“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所以，殷人有用玉器环身以赴火之仪式。酒喝多了亦会有利于幻象的产生。商代青铜器里酒器的数量与种类之多，其中就有盛酒器、温酒器及饮酒器，表明在祭祀时酒不仅是饮用的，并且较为重要。商代考古遗物里可定为乐器的颇多。(25)商周青铜礼器中酒器数量和种类颇多，周公在《尚书·酒诰》里，虽以商人嗜酒为戒，却又一再强调，“你们要喝酒，只能在祭祀时喝”，即祭祀的时候不仅可以喝酒，并且应该喝；这跟礼器中酒器之多是相符合的。看来在祭祀时仍可饮酒的是巫觋，饮酒的一个目的就非常可能是提高巫觋的精神状态，以便于与神界沟通。强调古代艺术实用的一面，也就是作为巫觋之通天工具的这一面。(26) 4.中国古代文明更显著的特色之一，即是在其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及其作业要发挥极大的作用。 从史前至文明时代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续性体现于宗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中，宗族制度是阶级分化与财富集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古代中国青铜器等于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权力工具，贯通天地是古代中国宇宙观中一个最重要的动力与焦点。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把宇宙分成了不同的层次。古代宗教及仪式的主要任务是使活人能贯通不同层次，能够上天入地，巫的任务即是执行该业务。古代中国的艺术品即是巫师法器。这样巫教、巫师和政权之关系便非常清楚了。(27)考古学上最要紧的便是各种的艺术品，也就是有关法器之表现。占有法器即是执掌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亦即掌握艺术品就是占有政治权力的象征。(28)王帝不仅掌握着各地方国之自然资源，并且掌管各地方国的通天工具，就像是掌握着最多且最有力的兵器似的，象征着掌有大势大力。“铸鼎象物”是制作通天的工具，那么掌握了铸鼎的原料即铜矿锡矿亦即是从根本上掌握了通天工具。因此，九鼎不只象征着通天的权力，并且象征了制作通天工具的原料及技术独占，亦即是来自于对古代中国艺术的独占。因此，改朝换代时，不仅转移政治权力，并且也转移古代中国艺术品精华。所谓九鼎不过是古代艺术之顶端而已。(29)古代中国文明更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在其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及其作业与所代表的宇宙观要发挥极大的作用。(30) 5.统治阶级亦可称通天阶级，包括具有通天本事的巫觋和拥有巫觋也就是拥有了通天手段的王帝。 占有通达祖神意旨的手段者就有进行统治的资格。统治阶级亦可被称为通天阶级，包括具有通天本领的巫觋及拥有巫觋也就是拥有通天途径的王帝。(31)至殷商时期，巫师和王室的结合已经趋于完备。可是，天地之贯通是仅有王室才能够独占的权利，因此，巫术也与战车、刑具、城郭等一样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32) 6.在巫教的环境里，古代中国青铜器是获得与维持政权的主要工具，中国文明、玛雅文明及其他很多的文明代表古代一个基层之进一步的发展。在此基层上发展而来的文明，皆是连续性的文明。 古代中国文明为什么是以青铜器为特点?这是由于在巫教环境内，古代中国青铜器是获得及维持政治权力之主要工具。在中国以及中国这一类文明里，产生文明的必要因素，积蓄与集中财富的法则又是什么呢?第一，该文明在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财富集中并非借生产技术与贸易的革新之类，而几乎全都是靠生产劳动力的增加才造成的，也就是靠政治性措施而造成的。第二，作为政治程序占优势地位这一项事实之重要的表现是古代贸易的属性。在这样的社会内，贸易之主要对象是和政治相关的物资，而战略性物资流通是以战争的形式才实现的。第三，因为财富之集中是借政治程序(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并非借技术与商业的程序(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造成的，所以我们即可称这类文明是连续性的文明。第四，实际上现有宇宙观与社会体系为政治提供了操纵工具，操纵之关键是在于社会及经济的分层。在古代中国，可资证明的这种分层的表现有三个：其一为宗族分支；其二为聚落等级体系，它导致了城市与国家之形成；其三为巫师阶层及巫教法器之独占，包括了美术品的独占。该现象是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特点。这些最重要之特征与古代中国青铜器所属的巫教特点颇为相似。中国文明、玛雅文明以及其他很多文明代表古代一个基层之进一步发展。在此基层上发展而来的文明，皆是连续性文明。在属于这些文明的城市、国家产生的过程之中，政治的程序(而不是技术、贸易程序)皆是主要动力。(33) 7.对祭祀的垄断，反映了统治者对神的世界及人间社会所显示出的智慧的独占权。祭祀大典便成了统治者的专利。 对文明之出现最具说服力的就是与宗教祭祀相关的标志图案与符号，以此彰显了一些权力。从龙山文化开始，用来打仗的兵器与用来祭祀的礼器，皆被统治者垄断及独占。显然那些拥有兵器及礼器越多的首领们，对于生活资源的支配权也越大，就表现得更为强大。占有礼器对于权力的积聚与巩固，会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在礼器上使用某些富有神秘色彩的装饰艺术，被想像成祭祀者可获得与上帝及祖先相接近的途径。对祭祀的垄断，反映了统治者对于神的世界及人间社会所显示出来的智慧的独占权。祭祀大典就成了统治者的专利。所有这些皆是祭祀所用之礼器或者艺术品。这些礼器与艺术品似乎皆由“黎”和“重”这样的巫师们所掌管，他们掌控着通往天堂之路，且以此维护似乎来自神授的王权统治。(34) 8.从龙山开始直至三代在考古学上看出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社会权力的集中，有系列的象征物等级，象征物也就是作仪式的法器。 社会权力之集中，这是从龙山伊始直到三代最重要的一个在考古学上看得出来的变化，有一连串的系列象征物等级。象征物就是法器，也就是作仪式的法器。这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即是在社会权力之集中上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便是对升天权力的独占。也就是美术品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结合，亦即统治阶级对于美术品的独占。美术品之主要目的便是用于法器，即巫师做巫术所用的法器。在古代，巫师享有很高的地位。通天地的巫是把祖先与神的消息带给了人，而把人的消息及请求带给了祖先。(35) 三、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深化过程的分析 1960年，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其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总的来看，他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前)属于初创期、至70-80年代为成熟期、到90年代则是深化期，以下即按此次序分别予以叙述。 (一)初创期(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前) 在该时期，作为年轻学者的张光直先生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学术文章主要有《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36)、《商周神话之分类》(37)等，其中在文明起源方面影响较大的文章以《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为代表。以下是对该文中有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主要观点之归纳及引用： 1.商周时期的美术大致是以动物形作为支配纹样的美术，商周早期，神奇的动物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性神力，商代占卜是借助动物的骨甲作为媒介而与逝去的祖先沟通消息，“在殷周之早期，生人可以借动物的骨质之助而与死者通达消息”。 2.亲族关系是能够直接决定了政治地位的一大要素，在商周时期，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亲族制度作为直接基础，“上层阶级本身又分为政治地位相差异的集团，而这些集团之构成亦基于亲族制度。从这方面来看，诸公室之权力争夺乃是亲族群之间的争斗”。 3.《国语》所载的《重黎》绝天地通故事和古代的骨卜，表明商周早期人的世界与神祖的世界之沟通大多凭借萨满或教士的“神通”，“结论谓巫觋常为生死世界的沟通媒介，而动物常为其助手”。 4.中国古代礼乐青铜器当时显然是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并与死后去参加到祖先行列的人一起埋掉。因此，这些青铜器上装饰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般的动物纹饰，“在商人的世界观里，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几乎微到不足道的程度”。 (二)成熟期(20世纪70-80年代) 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张光直先生在学术上进入了较为成熟的时期，在70年代初，他步入了不惑之年，进入这个年龄段通常意味着社会阅历已较为丰富，且年富力强，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另外，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大陆逐步开始了改革开放，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张光直先生与中国大陆学术界同行们的交流也日益增多，他到大陆多次讲学并进行学术考察，较有代表性的如1984年他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所做的多场讲演(38)以及到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等地所进行的学术考察(39)，在诸如此类的交流过程中，他这位在青年时代即赴美留学的海外游子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会逐步加深。关于张先生20世纪70-80年代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前段(20世纪70年代)和后段(20世纪80年代)。 1.20世纪70年代(前段) 在70年代，他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的著作以完成于1978年的《商文明》(40)为代表作。该书的第三章(第七节)“祭祀”及(第八节)“王权的象征”等体现了该时期张光直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观点。以下是对该书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主要观点的归纳及引用： (1)商代宗教与其国家起源及合法化不可避免地缠结到了一起。商王之祖先能够代向“帝”求情并赐福，而商王又能与祖先相互沟通。所以，对先祖的崇拜与祭祀就能够为商王的神权政治统治提供心理及精神上的强力支持。商王之一切权力皆来自于神权政治，占卜不但是其他所有祭祀的基础，并且亦为其他所有活动之前奏曲。商的祖先是通过卜甲与卜骨向商王传达信息，商王亦由此得出准确的预判。 (2)权力的标志物中的每一项皆带有以往某些政治制度的历史的影子，使得后来者对其的占有与使用体现出了权威之转换，使后来统治者合法化地拥有了至尊的地位。 (3)《左传·宣公三年》所载的有关青铜礼器为王权象征物之表现最明显，即“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通过“九鼎”迁移的记载，反映出这个代表了当时最高统治地位的象征物很可能指的就是那些最受敬重的成套的青铜礼器。 (4)若把这些艺术和其潜在的宗教观念结合起来予以考虑，在关于商人的神话故事里，所有动物皆是作为商王和其祖先相互沟通之重要媒介而出现，而肩胛骨与龟甲则在二者的沟通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2.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学术观点之对比 关于张先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学术观点的对比，这里例举如下： (1)在60年代的著述中，张先生从形式上注意到了商周时期的美术以动物形作为支配纹样，而到了70年代，则进一步把这些艺术与其潜在的宗教观念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从内容上发现在有关商人的神话故事里，所有的动物出现时，都是商王与其祖先相互沟通的重要媒介。由此反映出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与巫觋活动)相关的动物作用的认识有一个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 (2)在60年代的著述中，张先生通过《重黎》绝天地通的故事与古代的骨卜发现商周早期人的世界与神祖的世界的沟通大多凭借萨满或者教士之“神通”，得出了巫觋经常是生死世界的沟通媒介的结论；到了70年代，就进一步发展为“神权政治”的论断，即对先祖的崇拜和祭祀就能为商王的神权政治统治提供强力的支持，商王的一切权力皆通过神权政治而来，占卜既是其他所有祭祀的基础又是其他所有活动之前奏曲。 (3)60年代，张先生已论述中国古代的礼乐青铜器显然是用来崇拜祖先的；至7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通过历史文献关于“九鼎”迁移的记载，揭示出这个代表了当时最高统治地位的象征物颇为可能就是指那些极受敬重的成套的青铜礼器，有关青铜礼器最明显的表现是作为王权的象征物。从用于祖先崇拜的青铜礼乐器到作为最高统治地位象征物的“九鼎”，张先生已将对中国古代青铜礼乐器的认识从祖先崇拜的祭祀用具上升为王权的权力标志物，并与传世文献里有关“九鼎”变迁和朝代兴替的记载相印证，从而将对礼乐青铜器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3.20世纪80年代(后段) 进入80年代，张先生在学术上更加成熟，并且著述颇丰。张先生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著作有《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41)；《艺术、神话与祭祀》(42)；《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43)；《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44)；《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1987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了中译本，关于该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见陈星灿先生为该书中文版所撰写的跋)(45)；《商代的巫与巫术》(46)；《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人兽母题》(47)。其中，《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考古学专题六讲》和《艺术、神话与祭祀》等著作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被誉为“中国古代考古学最精彩的一本书”(48)。80年代张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上述学术著作中主要学术观点的几个方面见于以下对其的归纳与引用： (1)在80年代，张先生对动物在通天地中的作用予以了进一步地明确，即由此可逐渐了解：帮助巫觋通天地的那些特殊的动物中，至少有若干就是用于祭祀牺牲之动物。以动物献祭亦就是用动物协助巫觋来通民神、通天地、通上下的一种具体方式。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乃是帮助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之形象，“在王室分为两组的情形之下，王室的祖先在另一个世界里自然也遵守类似的排列规则。因此，巫觋为王室服务所作沟通天地的工作上也须左右兼顾，他们的动物助理也就产生成对成双的需要”(49)；他对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和动物彼此可以相互转型，即在殷商的巫术系统内，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一是人与动物可以彼此转形，二是作为巫师的亲昵的伙伴的动物便是巫师作法的助手”(50)。 (2)关于青铜礼器，张先生确认占有青铜器者就是合法统治者。如此一来，在中国古代之内，诸多国家间的激烈争斗，开始以相互间对艺术珍宝之激烈争夺为象征，“而由于金属的匮乏以及在采矿、熔炼和铸造中所遇到的麻烦，青铜器便在诸象征物中取得了至上的地位”(51)。 (3)张先生对文明产生的条件做了具体阐述，提出了在中国古代文明中与财富累积和集中相关的几个现象，首先是进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与进入文明之前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并无“本质上的改变”，而且由于(基本)没有发现青铜农具，所以青铜器不是用在生产技术方面。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青铜器之使用并非在生产技术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假如有青铜农具的话，亦是很少的。古代中国文明的几个现象，就是与财富的累积和集中相关的，即“产生文明需要什么因素?文明的基础是财富在绝对程度上的累积。很贫乏的文化，很难产生我们在历史学或考古学上所说的那种文明。另一方面，仅有财富的绝对累积还不够，还需要财富的相对集中”(52)。 (4)张先生对由史前到文明时代相连续的宗族制度，在阶级分化与财富积累方面的作用予以论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基础，即“从史前到文明时代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连续性是宗族制度。我认为，宗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面，是阶级分化和财富集中的一个重要基础”(53)。 (5)张先生具体阐述了古代中国青铜器成为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从古代宗教和仪式之主要任务是使生人(活人)能够贯通不同层次，上天入地，到执行该任务的巫师的法器即属于艺术品的青铜器，说明据有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这些艺术品就掌握了沟通天地之手段，青铜器便成为获得与维持政治权力之主要工具，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把宇宙分成不同层次，贯通天地是古代中国宇宙观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动力与焦点。古代的王朝据有九鼎，即是独占通天手段之象征，他强调“中国古代文明为什么以青铜器为特征?这是因为在巫教环境之内，中国古代青铜器是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54)。 (6)对于中国及中国这一类的文明中，作为文明产生之必要因素的财富积蓄与集中的法则，张先生明确指出了其几方面的内涵，即第一靠生产劳动力的增加即靠政治性措施；第二，古代贸易的性质是以与政治相关的物资为主要贸易对象；第三，财富集中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政治的程序)而不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与商业程序)，而且“战略性物资的流通则是以战争的形式来实现的”(55)。 (7)张先生提出了中国及中国这一类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也就是对于连续性文明概念的阐释及提出其以政治程序为主要动力，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以及其他很多文明代表着古代一个基层的进一步发展。在该基层上发展出来之文明，皆是连续性文明。在这些连续性文明的城市、国家产生的过程之中，政治程序(并非技术、贸易程序)皆为主要动力，他还论述了经济与社会分层的三个表现，即“宇宙观及社会体系为政治提供了操纵的工具，操纵的关键在于社会与经济的分层。在中国，这种分层，可资证明的表现有三：一是宗族分支，二是聚落等级体系，它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形成，三是巫师阶层和巫教的法器的独占，包括美术宝藏的独占。这种现象是中国文明产生的特征”(56)。 (8)张先生提出了关于中国初期城市的特点，即中国最早城市之特征，乃是作为政权的工具和象征。中国的初期城市并非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之工具，是统治阶级用来获取与维护政权的工具，“在中国古代聚落形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落类型从较早形式在质上演进为较晚形式，我们也称这新形式为'城市’”(57)。 4.70年代至8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学术观点的对比 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都属于张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学术理论的成熟期，但这前后两段之间仍有一定的发展与嬗变，通过对张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这前后两段之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学术观点的对比，这里简要例举两点如下： (1)关于青铜礼器的论述。张先生由70年代末期提出的“九鼎”所指的可能就是成套的青铜礼器，到了80年代则不仅确认占有青铜器者就是合法统治者，并分析了青铜器在诸象征物中取得了至上地位的原因，即“古代中国之内的诸多国家之间的激烈争斗，开始以彼此间对艺术珍宝的激烈争夺为象征，而由于金属的匮乏以及在采矿、熔炼和铸造中所遇到的麻烦，青铜器便在诸象征物中取得了至上的地位”(58)；另外，还对于古代中国青铜器成为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进行了具体阐述，从古代宗教和仪式的主要任务也就是使活人上天入地，到执行该任务的巫师的法器即属于艺术品的青铜器，说明据有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这些艺术品就掌握了沟通天地之手段，青铜器便成为获得与维持政治权力之主要工具，即“中国古代的艺术品就是巫师的法器。这样巫教、巫师与政权的关系就很清楚了。据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人就握有了沟通天地的手段，也就是掌握了古代政权的工具”。(59) (2)关于动物的论述。70年代，张先生已发现在有关商人的神话故事里，所有的动物出现之时，都是作为商王与其祖先相互沟通的重要媒介；而到了80年代，其学术观点发展为以动物供祭即是使用动物协助巫觋来通民神、通天地的一种具体方式，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乃是帮助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的形象，并且指出在王室分为两组之情形下，其动物助理也就产生成对成双的需要，也就是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的对称性。 (三)20世纪90年代(深化期) 在20世纪90年代，张先生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往及合作明显地增多。这种学术交流与合作增加的重要标志是他多次来到中国，积极促成组建了中美联合考古队，到河南商丘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由张先生本人亲自担任(美方)领队，从1990年开始到1999年，中美双方在河南商丘地区的合作长达10年之久，张光直先生第一次亲自到中美联合考古队的发掘工地的时间是1994年，而最后一次则是1997年。(60)另外，张光直先生还与中国学者合作发表了学术文章。(61)纵观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论发展的各阶段，至20世纪90年代，是张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的时期。该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62)；《宗教祭祀与王权》(63)；《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64)；《论“中国文明的起源”》(65)；《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66)；《古代世界的商文明》(67)等。 经过了初创期和成熟期阶段，张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论中的学术观点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表现于其学术著作中的几个主要方面见于以下对其的归纳与引用： 1.确定巫觋早在仰韶期已存在，指出了该时期巫觋的特质及其在世界宗教史上的地位。(68) 2.作为文明起源重要因素的中国现有的最早文字直接与占卜和祭祀相关，而且是专门服务于统治阶级的。(69) 3.把中国古代文明中青铜器的作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指出“商周青铜器是研究、了解、解说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特殊形式、发展程序与发展动力的关键。”夏商周三代的中心位于华北，开采矿石无论是在华北，还是远征到长江流域，都要牵涉到严密组织大批人员由都邑至矿源长距离的远征，从计划到实行，必须要有组织能力和行动力量的统治集团。在中国古代青铜技术上重要突破是与政治力量密切结合的。既然在商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专门用来制造礼乐器和兵器的青铜显然是专门服务于“国之大事”的，也就是专为统治者争取和维护政权而发明制造的，所以能独占青铜器之人，就具有升天入地的本领，就得到政权。(70) 4.对仰韶期到龙山期再到夏商周三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如锄、铲等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原料上都进行了考察，认定始终未见其有基本变化。(71)由此，进一步反证出青铜并没有被用来制作农业生产工具，从而既佐证了80年代他所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政治程序为主要动力的观点，也验证了其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青铜器主要用于战争及宗教祭祀、直接服务于政治权力的获取与维持的看法。 5.指出了中国考古学上表现出的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72)社会权力的集中是从考古学上能看出的最重要的变化，而且该变化是从龙山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在社会权力的集中方面扮演了很重要角色的是有一连串的系列象征物也就是法器的等级，即独占升天的权力，亦是对法器的独占或者说是统治阶级对于用作法器之美术品的独占。(73) 6.对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时间做出了推断，是在公元前2000至前3000年之间，(74)并指出夏商周三代时期所见到的发达的青铜、发达的城市及文字，这三种迹象在龙山时期皆慢慢出现了。(75) 7.指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地点，认为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即是在中国互动圈，特别是位于互动圈的中心，并把文明的起源与阶级社会的起源相提并论，即“在这个互动圈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这个互动圈的中心，中国文明就在公元前第3个千纪，2000-3000年之间，可以在中国的考古资料中清楚地见到，我相信这是文明的起源，或者说是阶级社会的起源，或者说是城市社会的起源”。(76) 8.指出了文明所形成的三种社会决定因素，这三种社会决定因素分别是经济分层、城市化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内财富的集中程度越不平衡，产生于该社会的文明就越发地辉煌，反之亦如此。(77) 四、结语 (一)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在文明的起源中的作用之理论颇有创意，经过了多次的发展与深化。从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前的初创期、经70-80年代的成熟期之后，到了90年代进入深化期。关于青铜器，他指出了古代中国青铜器的突出特征，在于它几乎很少使用于农业生产，而主要被铸造成各种造型的礼器与兵器，被用于祭祀及战争，即与军事及宗教活动等关系密切；(78)他把中国古代文明中青铜器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能独占青铜器的人，就具有升天入地的本领，就得到了政权，指出“商周青铜器是研究、了解、解说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特殊形式、发展程序与发展动力的关键”。(79) (二)关于巫觋在古代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张光直先生不仅确定了仰韶期巫觋的存在，还将仰韶期巫觋的特质与作业特征归纳为七条，并认为“仰韶时代萨满教的证据是全世界萨满教历史上有强烈证据表现的最早期的形式之一，对世界原始宗教史的研究上有无匹的重要性”(80)；他还指出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的文字与占卜祭祀直接相关，“现有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多与占卜祭祀有关，并且是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81)；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巫觋在文明的起源中的作用之理论较有启发性，具有一定的考古学依据(82)，不过对此的争议一直存在。巫觋在某一时代的作用无疑较突出，如商代，不过这也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朝代，既然连张先生自己也认为“龙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社会分层与政权集中的一个关键，便是在这个时代，巫术逐渐被统治阶级所独占”(83)，那么对于夏、商、周时期巫术被统治阶级所逐步独占的情况似应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以免将巫觋在某一时期发挥突出作用的特定现象当成各时期的普遍现象。 (三)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属于连续性文明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颇有震撼力，(84)揭示出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的成熟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定性，该观点不同于西方学术界通行的以西方文明为普遍性的观点，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勇于探索求实、不随波逐流的学风。但是，如果要使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把具有连续性的中国古代文明视为具有普遍意义之文明的观点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考古学资料进行更多的交流和比较。 (四)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出现之关键、文明的动力、文明所形成的三种社会决定因素，张光直先生在90年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的深化期也终于水到渠成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论述。也就是说，祭祀和战争作为与王权不可分离的两大要素，是中国古代文明出现之关键；从仰韶期到龙山期到三代，考古遗物里的生产工具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原料上，皆无基本的变化。从仰韶期到龙山期到三代，在考古学上的表现是阶级分化、战争、宫殿建筑等政治权力集中的现象，即中国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文明的动力实际上是政治与财富的相互结合；(85)另外，文明所形成的三种社会决定因素是经济分层、城市化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86) (五)与中国国内的主流观点相比，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论具有鲜明的特色。作为李济先生的学生，张光直先生很重视中国古代文明的自身特点，这也是有师承的，例如：他强调“宗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面，是阶级分化和财富集中的一个重要基础”(87)，还指出国家里财富的集中越是不平衡，则该社会产生的文明就更加辉煌。(88)他在80年代后期强调应重视亚细亚生产方式，认同具有东方特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古代文明之差别，公开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代表的东方现象是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无法解决的，即“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我相信，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历史与西方社会科学之间的彼此照应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入手途径”(89)。到了90年代，他还把文明与阶级(90)和国家(91)联系起来，指出这既是文明之起源，也可说是阶级社会之起源，并采用阶级分化、国家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把阶级分化、国家的形成与文明的产生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显示出他对中国大陆学者常用的一些学术概念之认同与借鉴。 饶有趣味的是，在长达数十年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光直先生在晚年主动将舶来的“酋邦”提法与中国传统的“方国”概念相统一。在他晚年发表的《宗教祭祀与王权》一文中，在概念上已经直接将“酋邦”与“方国”相等同，该文中阐述如下： “在华夏文化影响的各个地区，组成许多不同酋邦国家(方国)的居住地或城镇。这些方国之间有大片的土地，或农业种植，或森林狩猎，或河湖捕鱼，都在为获取食物和生活资源而竞争。他们的政治与宗教地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谱世系而确定的。”(92)张光直先生的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于中西之学的融会贯通。“酋邦”这个概念是个舶来品，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从未出现过，而“方国”的概念则是频频出现于历史文献中的，张光直先生自己主动把“酋邦”与“方国”概念相统一，使“酋邦”与“方国”在概念上相等同并相互替换，该做法不仅说明了这两个概念的一致性，也使得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相关学术概念更中国化，从而使得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更加接地气，这也是他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之发展与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①张光直教授1931年出生于北京，1954年他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毕业，于196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长达16年，并在1977年应邀回到哈佛大学任教，从1981年到1984年兼任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他兼任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他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百年来华人之首任。(张凤：《怀念张光直教授》，《寻根》2001年第2期)。 ②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③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④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⑤张光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⑥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⑦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⑧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⑨陈星灿：《中国考古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⑩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8页。 (11)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36页。 (12)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94页。 (13)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1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04页。 (15)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94页。 (16)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7)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18)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19)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20)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3期。 (21)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22)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90页。 (23)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24)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第430-432页。 (25)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第288页。 (26)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第91-99页。 (27)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93页。 (28)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第290页。 (29)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第106页。 (30)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31)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第104页。 (32)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第270页。 (33)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96页。 (34)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35)张光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36)张光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3年第16期。 (37)张光直：《商周神话之分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2年第14期。 (38)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第1-3页。 (39)笔者有幸在山东济南大辛庄考古工地见到了张光直先生并聆听了他在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所做的讲演。 (40)张光直著，张良仁译：《商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41)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42)张光直：《艺术神话与祭祀》，北京出版社，2016年。 (43)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 (44)张光直：《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新亚学术季刊》1983年第4期。 (45)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第501-504页。 (46)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第261-290页。 (47)张光直：《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 (48)陈星灿：《中国古代考古学最精彩的一本书》，《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14日。 (49)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50)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第261-290页。 (51)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第430-432页。 (52)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2-497页。 (53)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2-497页。 (54)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2-497页。 (55)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2-497页。 (56)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2-497页。 (57)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58)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第431-432页。 (59)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2-497页。 (60)张长寿：《张光直和中美在商丘的合作发掘》，《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 (61)徐萍芳、张光直两人合写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1999年6月19日，徐萍芳代表张光直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在学术讲演会上宣读了这篇文章，该文刊登于《燕京学报》新六期。 (62)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3期。 (63)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64)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65)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66)张光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67)张光直：《古代世界的商文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68)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3期。 (69)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70)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71)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72)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73)张光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74)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75)张光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76)张光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77)张光直：《古代世界的商文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78)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79)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80)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2期。 (81)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82)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83)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380-396页。 (84)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2-497页。 (85)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86)张光直：《古代世界的商文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87)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2-497页。 (88)张光直：《古代世界的商文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89)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2-497页。 (90)张光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91)张光直：《古代世界的商文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92)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来源：《殷都学刊》2021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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