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约恩·吕森：历史意识的心理学：一个论纲

摘要：历史意识是在多维度上对人类实践生活的时间方向进行解释的工具。在历史意义形成的心理过程层面，“史”作为人类意识（包括无意识）中的一种状态而出现。在人类的心理和精神中，并通过人类的心理 和精神造就，“意义”才得以形成。由此，人类的活动、痛苦、思考、情感等所有生活实践才得以展开。历史意识同时扩展进入潜意识和无意识的领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意识的有意图的控制，并且在这些意识与意图起作用的情境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无意识的心理和情感的力量中，包含着决定人类文化导向的意义标准。无意识是理解和解释世界与自身交互性的一个先决条件，并通过它的文化性影响，无意识进入历史意识的领域。由此，历史意识的心理学扩展为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哲学。当前，对于在人类心理和精神维度的时间性指向之下，历史思考的意义与价值的研究仍较为匮乏。 

关键词：历史意识 心理学 无意识 历史思考 意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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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识的功能在于解释人类生活实践中的时间方向，这个过程发生于不同的维度。这些维度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也是重叠的，但是在概念上彼此可以清楚地分开。这取决于如何思考并区分人类历史意识的层级和活动，认知的、政治的、美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教学论的以及其他因素便成为关注焦点。关于人类意识的类型和程度，可以分为无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Halbbewusstes），当然还包括主动意识。

历史意识的心理学提取出了构成人类心灵活动的要素和过程。这实际上涉及历史意识的整个领域，因此很难将一个心理领域和另一个心理领域区分开来。较之“领域”，其实更好的说法是“维度”。然后进入视野的，是关于人类过去的意义形成（Sinnbildung）的全部精神活动，在意义形成的过程中，过去表现为历史并被主题化。但随后，通过突出强调其中某些因素和程序的方式，比如，强调政治上的定位和导向功能，意义形成的过程将从特定的角度呈现出来。

在历史思维中，很难将心理维度当作一个独立且特征鲜明的领域，从而对它与其他思考维度加以区分。心理维度涉及历史意义形成的“心灵（seelischen）活动，这些活动组成了整个历史意识领域。将“心灵”活动与“精神”（geistigen）活动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因为作为分析的参考变量，“心灵”（Seele）只有与其他分析参考变量（如精神［“Geist”］）进行比较时才会有明显的区别。当然，情感与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但在人为的彼此区分中，情感愈发显得模糊不定。

因此，对于成果丰硕的心理学而言，相关考察仍停留在整体和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问题在于，要考察意义形成的诸心理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历史”作为人类意识（包括无意识）中的事态（Sachverhalt）而出现。

对于人类与其所处的世界及其自我之间的文化互动而言，（历史的）意义形成是一个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过程。它使得人类生活过程具备了可理解性，并因而使得人类能够生活于其中。其中，文化是构成人类生活方式的必要维度（与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行为一起）。如果没有文化意义的赋予，人类生活将是不可设想的（nicht denkbar）。 

那么，这种意义源自何处呢？它不像农田或人类的意志冲动或社会化一样是预先确定的，而是由人类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专门生产出来。生理特性预先确定了人类作为自然生物的存在，但是，只有当人类专门通过解释的方式在文化上阐明这种对他而言的预先确定性，并且有效地养成将其作为解释对象来掌握的能力时，他才能真正地生活。人类生活就取决于对其所处环境的解释，包括对解释主体的解释。人类生活只有在一个被解释的世界的视域之内才是可能的。这个解释本身就是人类精神（Geistes）的成就。在人类的精神中，并通过人类的精神造就，“意义”才得以形成。由此，人类的活动、痛苦、思考才得以在所有生活实践中展开。因此，文化上的意义形成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人类的历史意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为了从心理维度上寻根溯源，这种意义形成模式应该被加以检视。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是一个精神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验、解释、导向和行动（导 向依然可以分为内部导向和外部导向）。经验占据着外部事件，一个外部事件对象既可以给主体留下深刻印象（正面），也能以违背主体意志的形式给他留下印象（负面）。比如，一个东德体制内的机关工作人员，他对两德统一的经历（便是如此）。这种经验就需要得到解释，因为它打破甚至摧毁了原来的生活实践导向。经验通过解释获得一种意义，经验由此能够进入当时的生活方式的导向中，并通过行动来影响实践生活导向。譬如，这类解释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呈现：先前生活方式的丧失仅被视为灾难，并因此导致行动瘫痪和更深层次的主观不安全感。但这也可以被视为采取行动的机会，并创造性地产生新的行动模式和新的行动视角，然后人们会积极地看待这些模式和视角。

历史意识是意义形成的前期准备 （Sinnbildungsvorgabe），它延伸至过去的经验，它对过去经验的解释使现在可以得到理解并使未来可以被预测。这个过程由历史经验所引发，比如说，在我们的旅途中，来自未知过去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物古迹总是可以被感知并被“理解”，这被叫作“历史归类”。历史的意义形成（Historische Sinnbildung）还可以通过某种对导向的需求引发，这种需求是由当前生活中的意外事件所导致的，比如说1989年德国的重新统一就与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未来的预期相矛盾，而这个事实以新的方式清楚说明了德国认同的历史问题。

因此，历史意识就是对时间变化进行体验的精神性映射，对这些时间过程用叙事性方式加以阐释，并将这些阐释整合（Integration）进一个人类实际生活的文化时间框架之中，从而形成（Formierung）一个与此类时间框架相适应的具有构建性的人类主体性构成。上述形成过程通常就被叫作“历史认同”。

02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有意识地进行着的。历史意识同时扩展进入潜意识和无意识的领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意识的有意图的控制，并且作为这些意图的前提条件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有意识的历史意义形成有赖于意义标准，这些意义标准普遍地延伸入无意识层面，并且在其中被强大的精神与心理力量所驱动。意义标准就属于这些心理、精神力量，它们决定着人类文化。在C. G.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中，他将意义标准描述为决定整个人类精神家园的原型（Archetypen）。它们是人类文化的范畴性（同时也是构建性）基础之所在。荣格将它们描述为“集体的”，这就是说，它们具有跨文化人文主义的作用范畴和思想深度。在不同的人类群属归类中，它们导致了文化差异，但同时也产生了变革现状的历史潜力。

作为人类生活基础性意义条件的结构的一部分，历史思考的意义准则就建立在这个心理深度与层次上。它们规范着人格发展的个体发生（Ontogenese）。皮亚杰（Piaget）、科尔伯格（Kohlberg）等人从理论上区分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并通过经验研究明确了这些阶段。但是关于历史意识的个体发生认知，目前尚无类似研究。从理想类型的层次上来说，在历史意义形成层面，关于个体的历史意识发生继承的理论，在叙事和经验双重有效性的基础上，可以从意义形成的普遍类型学中得出。传统（traditionlen）、典范（exemplarischen）、 进化（genetischen）和批判（kritischen）历史叙事的四种基本类型可以根据发展理论进行分类（从传统到典范再到进化，批判作为一种促进变革的有效形式）。历史意识个体发生的发展演变不能被理解为以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后一种），而是以这样的形式发生：不同类型中的单个元素可以保留在其他不同的类型归属之中并保持有效性。

历史意识的个体发生的延续性，可以通过人类的系统发生学进行归纳概括。与此相应，基于普遍史和人类学的各种认知类型与认知层次，已经被经验性地证明并被创造性地使用在历史分期之中。就此而言，历史意识的心理学扩展为一种总体的历史哲学，该种历史哲学考虑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并将其分解为结构性历史。

无意识状态的心理维度特征在于，它在历史意识的精神运作过程中强调无意识的作用，也强调无意识与意义形成中有意识（意愿）发生的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某些（通常是非常负面的，令人不安的）痛苦的时间变化经历甚至没有被允许进入历史意识的活动领地，而是被立即压制。创伤体验就是此类事项的典型案例。创伤体验会转入历史无意识的领域，而且那里是非常有效的，在此，没有个人或社会结构能够干涉、介入并影响这种无意识思想效能的发挥。只有当这种无意识状态影响有意识（历史意识）的历史意义形成并导致时序差别的混乱时，才会有精神冲动去转化这种压抑之物，才能在“现在的肩膀上”（Schultern der Gegenwart）通过批判性的努力来减轻历史的负担。

这种无意识是解释历史变化的时间经验的心理运作领域。历史无意识与历史意识处于富有张力的关系之中，深处其中的主体在时间长河中开展行动并（必须）赋予自我以确定性。但这其中必然存在一个“超我”（Über-Ich）的领域。在其中，主体的心理、气质禀赋起思想作用，主体一方面受这种思想作用的约束，另一方面，必须要处置对待这种思想作用。当然，这能够以非常不同的形式发生：模仿接受、有意识接纳、批判性检视，最后还有拒斥。

无意识并非他物，它是一个存放令人不悦的时间经验的精神容器。强大的力量在无意识中起作用，它推动人类活动并导致主体遭受痛苦（或者使他们愉悦快活）。这些力量通常被称作“本能”（Triebe），而精神分析更喜欢用“力比多”（Libido）一词。它们也可以被称作起作用的教化与形塑力量。这个概念聚焦于这些力量主体自我形成、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影响。它们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个体发生层面的相互作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人类生活的时间运动而言，由于其普遍又具体（gattungsspezififische）的历史性，它几乎具有意义构建的能力。

康德在他的历史哲学纲领《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年）一文中，谈及了人类在“力比多”的支配下，所具有的强烈情感活动和实践行动，体现在自我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即是“非社会的社会性”（ungeselligen Geselligkeit）问题。黑格尔在谈及人类世界时间变化的驱动力时则将之称为“理性的狡计”（List der Vernunft），因此他为在思想上驯服这些力量做出了贡献。尼采颂扬这些力量为“权力意志”（Willen zur Macht），这种意志将人带入超人的地位，从而统治并规训他者，享受被征服者们的痛苦。“二战”后，福柯和尼采的追随者们基本遵循着尼采的论证，但出于历史原因，他们中大多数人（但不尽如此）停留在了“超人”的门口而未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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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相较于有意识的历史意义形成的解释性效能，这些无意识的影响力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的。这类观点掩盖了无意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C. G. 荣格率先关注到了这种作用。埃里希· 诺伊曼（Erich Neumann）指出了无意识对于理解人类历史的重要性：无意识乃是原型（Archetypen），这些原型作为范畴性先决条件奠定了人类对世界和自我进行解释的基础。凭借其为人类文化奠基的功能，这些原型始终先于所有历史变迁而发生。因此，由于人类学的普世性，它们适合于人类普世史的思考视角，因为它涵盖了文化差异的人类历史。但是，只有当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发生变化，并且首先是在精神上受其影响的人们在反思主体性方面的变化时，这才成为可能。这就是无意识目前的处境，无意识通过它的文化影响，渗入有意识的领域，并在此与人类的主体性相遇合，以此作为反思和解释的基础。无意识的“力比多力量”（Die libidinösen）和“原型力量”（archetypischen Kräfte）使人们处于一种时间性运动之中，从而使他们具有与世界和自身打交道的历史性能力；也正是由于人们的意识能力，他们才能对上述对象以意义构设的象征性方式明确地对待它们。

这种反思性的分析赋予人类存在的时间性动荡（Bewegtheit）以一个方向。弗洛伊德通常谈道，本我（Es）的无意识力量被升华到自我（Ich）当中，此外超我（Über-Ich）也被整合进自我当中。荣格谈到自我向自性（Selbst）的发展，其中无意识的原型导致人类个体化的过程。诺伊曼用普遍历史（universalhistorisch）的方式解释了这种确定性方向（于特曼在2011年也提出了相类似的普遍历史概念）。在这种确定性方向之下，个体的、代际的以及特定类型的变化只有在时间范畴之中时，才能被视为特定的历史变化。如若没有这种内在的一致性，人类世界的时间变化将会朝着各个可能的方向展开，甚至跳跃交错。在认识论层面，韦伯的术语“混沌”（Chaos）即是指此。

目前看来，这种人类历史性中的方向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确，人们在个体性层面也都是以这样的方向性来生活的，但是，在作为政治文化基础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普遍瓦解的过程中，这种方向性是否仍然具有社会约束力，已经是一个问题。

相较而言，对精神的本能结构的内在方向性的心理学认识，可以通过正确地看待历史的双重时间方向从而为历史意义的确定提供重要建议：其一，从过去经由现在抵达未来这一真实发生的时间方向（Zeitrichtung im realen Geschehen）；其二，对发生事件解释中的时间方向（Zeitrichtung in der Deutung des Geschehens），即从未来经由现在抵达过去，这里的未来乃是一个出于已确定目标和意义的意图而存在的人类行动的目的论基础规定，这里的现在乃是现实的行动和受难之所处，这里的过去则被视为得到解释的历史。

目前来看，人类心理维度（或者说“精神”）的时间性指向对于历史思考的意义，我们对此仍缺乏足够研究。这可能是因为：在处理历史经验时，职业历史学家们的主体性固着于（Fixierung）明确的方法论规则，并且这种固着不大适用于反思无意识的力量对他们的制约。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夏季号，作者约恩·吕森，德国埃森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译者尉佩云，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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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范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