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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与罗时慧:相爱一生,绵绵情意汇清流

 人老颠东 2022-09-28 发表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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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画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画里了。

父亲13岁时进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老师为他取了一个学名叫傅瑞麟。父亲17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高小毕业,被保送至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但入学读书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父亲想到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300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子读什么书,连顿饭也不给吃,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打这以后,父亲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父亲小时候真的很苦,上了学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穿,冬天冷,他就把姐姐、妈妈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里面,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如果人不知道“饥寒”二字,那他是不会成人的。

父亲从小就喜欢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自己血迹斑斑。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在我看来,父亲取名“抱石”这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欢刻图章而已。

父亲、母亲成长于截然不同的家庭。

母亲叫罗时慧,因为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小名叫奉姑。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从小就有一个同年丫头陪着。外公有四房太太,母亲虽然不是嫡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专门培养她读书,不要她做其他事情。

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汤虽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

母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秘密进行地下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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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在工作室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遭遇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1000块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日战争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件是叠被子,另一件就是捶背。母亲总说父亲捶背捶得好,拳头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母亲总是头疼,父亲怕她乱吃药,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母亲原来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

父亲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他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家常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大,是福相,嫁了秃子,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穷人会发财。但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天,主要得益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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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傅抱石为罗时慧作《柳荫仕女图》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访,当场画了幅《鹅嬉图》,画面上有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拥进家里,因前日他们没带相机,这日特意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龙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令记者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位王先生等了他好久。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位先生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扑哧”一笑,原来是母亲假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有趣”。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也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他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就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里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名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感慨不已。父亲不论出差还是出国,总会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的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选定。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有段时间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又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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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与罗时慧在南昌

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的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摇着扇子。两个人一边说话,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腰捶了多少年……母亲在父亲逝世20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写道:“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的关心全都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离家只有3天,也必定有兩封信寄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了吗?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教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5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父亲有一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过生日,买礼物,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从来不过生日。

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去湖南出差,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母亲,说晚饭时父亲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有件事不得不做。因为那一天是母亲的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那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父亲去世得很突然,顶梁柱一倒,母亲就觉得天崩地陷,一个月内完全不知所措。她从前不是一个能独立处理事情的人,但自那以后,母亲忽然具备了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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