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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名将郭勋祺被俘,见到陈毅感叹:9年前我就要起义你们没答应

 海曲上人 2022-09-28 发表于山东

1948年7月,刘伯承抓住国民党襄樊地区陷入孤立的有利战机,发动了襄樊战役。在襄阳之战中,俘虏了国民党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和中将副司令郭勋祺。但这两位被俘的大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康泽1948年被俘,直到1963年才被特赦,被改造了15年。而郭勋祺不仅一天都未被关过,还被刘邓奉为座上宾,就连陈毅也特意从山东军区赶来看望他。解放后,郭勋祺还担任过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务。

两位同时被俘的敌军大员,为何待遇会天差地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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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后的康泽

国民党十三太保之一

康泽是四川安岳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军校学习时异常刻苦,就连节假日也几乎不休息。一个周末他在教室学习时,被老蒋看到,给其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康泽从军校毕业后被老蒋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在中山大学,他与邓小平成为同学,只不过两人是由不同阵营推荐过来的。

回国后,康泽便得到重用,担任老蒋的侍从侍卫。“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众对当局消极抗日的态度日渐不满,爱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这也使老蒋感受到了危机,因此他召集康泽、戴笠等心腹,准备效仿苏联“格伯乌”,建立自己的政治保卫系统,取名“中华民族复兴社 ”。

国民党特务组织众多,后来最为有名的是戴笠领导的军统,而军统的前身便是“复兴社”,彼时的戴笠地位还略逊康泽。“复兴社”三大系统分别为:贺衷寒领导的政训系统,康泽领导的别动队系统和戴笠领导的特务处系统。

“复兴社”的13名骨干分子被称为“十三太保”,康泽便是其中之一。康泽组织黄埔军校各期失业学生,失业军人,后来又扩大到普通学生,训练出一支特务武装。老蒋对江西苏区发动“围剿”后,康泽便担任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

在围剿江西苏区时,康泽的别动队并不是去前线打仗,而是在接近作战地区的红军后方搞特务活动。他的手段主要有4点:

其一、建立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后搞连坐法,一家与红军联系就连坐数家,以此巩固基层。

其二、强行将苏区18-35岁的老百姓编入“剿共义勇队”,逼迫他们站岗放哨搞侦察工作,在强化自身力量的同时,大大减少了红军兵力来源。

其三、收容从苏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在占领新地盘后,便派他们回去加强统治。这些地主恶霸搞反攻倒算,抢夺老百姓粮食和土地,杀害红军的支持者,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深重灾难。

其四、派特务打入苏区,破坏苏区政权,杀害革命同志。

康泽这一套,在苏区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惨案,但却为老蒋立下大功,不断得到嘉奖,成为蒋的宠臣。后来红军长征,准备进入四川,老蒋又借口“围剿”红军,让康泽带着他的别动队去四川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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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红军(剧照)

西安事变后,国内外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复兴社”的特务系统已经不适合当时的形势。于是老蒋又另外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当上最为重要的组织处处长。

控制了青年便控制了未来,“三青团”其实是老蒋统治的重要一环。康泽将“复兴社”那一套特务系统搬到“三青团”来,使特务组织公开化。许多青年受其控制,沦落成特务分子,参加了迫害进步青年的行动。

康泽在处长的位置上干了七年,但抗战爆发后,蒋经国回到国内,不仅组织青年军,还建立了自己的特务系统。学生再亲肯定不如自己儿子亲,老蒋有意培养儿子成为接班人。于是康泽只能让位,于抗战胜利后即被派去欧美考察。

苦心经营了10多年的组织,最后拱手让位于别人,康泽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直到1947年初,康泽才回到国内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还选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军的兵力大多集中在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上,兵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为此,当局将全国划分为20个绥靖区,每个区辖3到5个旅的兵力,并组训民众,从地方扩大武装。

而这正是康泽所擅长的,于是老蒋决定重新启用他,派他到第十五绥靖区担任司令官,掌管军政大权。该区辖鄂西北地区,是富庶之地,而且还能远离京师的政治纷争,康泽自然乐于接受。

但康泽向老蒋建议,他必须带上郭勋祺担任副司令:

其一、康泽虽然是军校毕业,但长期从事特务和政治工作,没有军队基层任职经历,也没带兵打过仗,军事方面没有信心。

其二、第15绥靖区辖3个旅,除104旅是中央军,163、164旅都是川军刘湘系统的部队。康泽虽是四川人,但与川军没有太深联系,难以掌控部队。

其三、郭勋祺是川军猛将,外号“郭莽子”。川军内部分为很多派系,而郭勋祺正好是刘湘系统内的人,把他拉去当副司令既能打仗,又能控制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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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战败下的国民党士兵面貌

郭勋祺挑战红军最豪华阵容

老蒋对郭勋祺是有疑虑的,还曾借口“作战不力”将其撤职。老蒋为何要将他撤职,如今又是否会重新启用呢?说到这里,我们得先来了解一下郭勋祺这个人。

郭勋祺是四川华阳县人,他18岁参军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川军中的悍将,因作战勇猛,获得外号郭莽子。受大革命潮流影响,他思想比较进步,早年曾与一些中共人士接触。

1922年,陈毅回四川工作,经大哥陈孟熙介绍,与郭勋祺认识。两人谈话很投机,且都喜欢踢足球。两人经常在一起踢球,也时常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受陈毅影响,郭勋祺思想发生很大变化。

1926年,刘伯承在四川开展兵运工作,准备与朱德等人在泸州、顺义发动起义。起义前他们召集川军一些进步将领开了一次会,参会的便有郭勋祺。

1927年3月31日,刘湘悍然下令镇压游行群众,逮捕共产党人,造成千余人伤亡的惨案。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然而陈毅并不知情,从合川赶到重庆汇报工作。

进城后他才发现军警正在满城搜捕共产党员,情况万分危险,他又联系不到组织,最后只能去找郭勋祺。后由郭勋祺帮忙,坐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脱离危险。

郭勋祺与中共的接触,自然逃不过刘湘的眼睛,他明升暗降,将郭勋祺升为副师长,实际上是夺去了他的兵权。

早期的郭勋祺虽然思想进步,与中共人士有一些接触,但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加上他当时已有一定的地位,要放弃这些去参加革命,对于普通人来说并非易事。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准备渡赤水入川。老蒋要求刘湘调三个师入黔阻击红军。刘湘并不想与红军激烈交战,以免损失自己的部队,但他也不愿让红军进入四川威胁自己的统治。

于是刘湘派郭勋祺率两个旅入黔,一方面郭勋祺对他忠诚,又能打硬仗。另一方面郭勋祺同情中共,会相机行事。战场之上各为其主,郭勋祺出于他的立场和利益只能暂时抛开友谊,与红军在土城附近的青杠坡打了一仗。

这一仗堪称战史上一大奇观,红军出动了史上最豪华的阵容,参战的红军中出过三任国家主席、一任国务院总理、五任国防部长、七大开国元帅、百余位开国将军。

红军最初估计敌军只有4个团5千多人,准备在青杠坡以4:1的兵力将其歼灭。但事实上,敌军有6个团1万余人,另有两个旅也正赶来增援,数小时即到。

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关键时刻朱德、刘伯承亲自上前线指挥,彭德怀抓到几个敌军俘虏才发现情报有误。最终,中央决定撤出战斗,将星如云的红军没能啃动郭勋祺。郭勋祺进入土城后,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便停止了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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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

曾想拉部队投靠新四军

抗战爆发后,川军出川抗战。已经担任师长的郭勋祺率144师于11月初才抵达汉口。当时已是初冬,而川军仍穿着草鞋和单衣,武器装备也极为落后,但士气极高。

此时淞沪会战已进入尾声,中国军队正从上海溃退。川军来不及休整,便被派往广德、泗安一带阻击日军。郭勋祺首战告捷,借助中央军的一个山炮连,击溃日军三个大队,对其造成重大伤亡。

但这仗没抓到俘虏,郭勋祺非常不满,告诉手下团营长:“打仗不能光打退敌人,没抓到俘虏,弄不清敌情就是打混战。”次日下午,郭勋祺一个团将三百余日军包围在朱砂岭的夹沟中。

郭勋祺决定亲自去抓俘虏,带着几个卫士冲下山去。不料被日军机枪射中左腿,伤势较重,但他仍坚持指挥完战斗才去后方医院治疗。由于作战有功,郭勋祺被升为第50军军长。

1938年春,郭勋祺伤愈出院,随后前往皖南组建50军军部,离新四军军部仅有50里。当时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出于合作抗日需要,加上双方又是旧交,陈毅携袁国平等人到50军军部拜访。

郭勋祺留陈毅在军部住了三四天,双方军官进行了广泛交流,陈毅向川军将领宣传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以后双方开启了不少合作。

陈毅率新四军先遣支队东进作战,要经过郭勋祺的防区。郭不仅放行,还派部队掩护。为了配合台儿庄战役,郭勋祺佯攻芜湖日军正面据点湾沚,引诱芜湖日军增援,同时通知新四军伏击芜湖出击之敌。

这一次两军配合,打了一个胜仗,郭勋祺特意送给新四军第三支队3万余发子弹等一批物资以示感谢。以后郭勋祺也曾多次送给新四军枪弹,出手虽然不如卫立煌等人大方,但他自己毕竟也是杂牌军,过着穷日子。

郭勋祺比较开明,保护过一些进步人士,还组织干部训练班,聘请新四军干部讲授游击战术。老蒋发来的“防共”密电,他也送给新四军看。

郭勋祺与新四军的频繁往来,被老蒋的特务告密,这自然让老蒋非常恼火。1939年冬天,老蒋竟借口“贵池战役作战不力”将郭勋祺撤职。

郭勋祺非常气愤,部队出川时,他曾誓言“抗战不胜,绝不回川”,没想到一腔报国热情竟这样被断送掉。他想继续留在抗日战场,于是便派人去找项英,准备把部队拉到新四军。

当时国共正处于合作状态,收容郭勋祺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嫌疑,会给老蒋留下口实,进而发动对新四军的攻击。但项英未做好解释工作,使郭勋祺种下心结。

郭勋祺不是黄埔学生,也没有什么靠山。撤职后,他先被软禁学习,后长期担任闲职。他虽未加入中共,但却因中共两次失去军权,在国军将领是绝无仅有的一人。

对于郭勋祺,老蒋虽有怀疑,但他手下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将领。加上康泽搞特务出身,在他的监视下也很难搞出什么名堂。所以,老蒋同意启用郭勋祺。

一开始,郭勋祺并不想接受老蒋的任命,他找到“民革”领导人杨杰商量。杨杰劝他就任:一来可以控制川军的两个旅,这是潘文华最后的本钱。二来,可以使他们不与解放军交战,必要时还可以拉出来起义。

郭勋祺便答应赴第15绥靖区任职,但他到职后才发现川军两个旅内部矛盾重重,再加上司令部里还有一个高参跟随左右监视,难以开展工作。郭勋祺也只能终日打牌、吃酒消极应对,直到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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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时期的陈毅

被俘之后

战后,刘伯承接见了康泽。他连声说:“我有罪,我有罪……”

刘伯承严肃地说:“你确实有罪,但你现在是战俘,我们是不杀战俘的,希望你认罪服罪,争取宽大处理。”

康泽内心并未真正的服罪,他对国民党仍抱有希望。在监狱里,他一度不吃不睡也不说话,解放军让他配合播送广播,他当场予以拒绝。

后来康泽被从洛阳押送到后方学习改造,途中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军纪严明,军民关系亲密。在监狱里,他吃的伙食比看管的还要好,有专门人员为他医治伤口,审讯时也不搞严刑逼供那一套……

这些景象对康泽有一定的触动,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还主动要求读《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等书。但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改造一个人的思想是很难的。

后来康泽在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功德林里遇到了杜聿明,一天他趁四周无人悄悄对杜聿明说:“我们黄埔学生要坚持民族气节,不做软骨头。”康泽在学习上也不太积极,很少主动发言,即便发言也只是小声地照着报纸读。

这样的表现,自然难以得到宽大的机会。直到1963年4月9日,康泽才被特赦,距离他被俘已经过去15年。

与康泽不同,郭勋祺被俘后,刘伯承特电前线,要求派人将其护送到中原军区政治部。不久,刘伯承和特意从山东济南赶来的陈毅一起去看望了郭勋祺。一进门陈毅就开玩笑地说:“大炮不长眼,你怎么跑到襄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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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战犯改造所(剧照)

郭勋祺拉着陈毅,泪水夺眶而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刘伯承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听说你来了,就发了电报去欢迎你。”

郭勋祺说:“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

刘伯承并不在意,挥了挥手说:“明打不算!”

三人畅谈过去的交往,郭勋祺用埋怨的口气问陈毅:“9年前我就要带川军起义,你们为何没有答应?”他坦言心中仍有怨气。陈毅解释了当时的局势,才打开他的心结。

刘伯承、陈毅原本想留郭勋祺在解放军中工作。但郭勋祺想回四川,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家人,加上在川军中有许多旧关系,可以做一些策反工作。

12月中旬,郭勋祺行至襄阳被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拦截,后被送往南京软禁。直到老蒋下野,李宗仁上台后,郭勋祺通过关系说情,才被释放。

郭勋祺回到成都后,利用各种机会,联络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并在旧部中搞策反工作。他以自己作为活例子,向川军将领宣传解放军不咎既往、立功受奖的政策,为四川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

解放后,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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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一家

尾声:

康泽与郭勋祺为何有截然不同的结局,表面上看是因为康泽从事特务活动,做了太多的恶,而郭勋祺与中共则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从更深的层次看,可以反映出三点:

其一、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尽管郭勋祺也曾与红军交战,但战场之上各为其主,刘伯承完全理解这一点,所以他说“明打不算”。革命初期,以及抗战时期,郭勋祺都为中共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这一切共产党人没有忘记。

其二、战场之上各为其主,但也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公分。如何把握分寸,体现出一个人的是非观念和善恶之心。虽然都曾与红军交战,但郭勋祺完成任务后便不再追击。而康泽却用特务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要扼杀红军。

其三、康泽即便身陷囹圄,思想上却长期未能彻底扭转,他被长时间关押与消极应对改造有很大关系。而郭勋祺却很快扭转了自己的思想,打开了心结,主动为解放军搞策反工作,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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