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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刘伯承抓住国民党襄樊地区陷入孤立的有利战机，发动了襄樊战役。在襄阳之战中，俘虏了国民党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和中将副司令郭勋祺。但这两位被俘的大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康泽1948年被俘，直到1963年才被特赦，被改造了15年。而郭勋祺不仅一天都未被关过，还被刘邓奉为座上宾，就连陈毅也特意从山东军区赶来看望他。解放后，郭勋祺还担任过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务。 两位同时被俘的敌军大员，为何待遇会天差地别呢？  被俘后的康泽 国民党十三太保之一康泽是四川安岳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军校学习时异常刻苦，就连节假日也几乎不休息。一个周末他在教室学习时，被老蒋看到，给其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康泽从军校毕业后被老蒋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在中山大学，他与邓小平成为同学，只不过两人是由不同阵营推荐过来的。 回国后，康泽便得到重用，担任老蒋的侍从侍卫。“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众对当局消极抗日的态度日渐不满，爱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这也使老蒋感受到了危机，因此他召集康泽、戴笠等心腹，准备效仿苏联“格伯乌”，建立自己的政治保卫系统，取名“中华民族复兴社 ”。 国民党特务组织众多，后来最为有名的是戴笠领导的军统，而军统的前身便是“复兴社”，彼时的戴笠地位还略逊康泽。“复兴社”三大系统分别为：贺衷寒领导的政训系统，康泽领导的别动队系统和戴笠领导的特务处系统。 “复兴社”的13名骨干分子被称为“十三太保”，康泽便是其中之一。康泽组织黄埔军校各期失业学生，失业军人，后来又扩大到普通学生，训练出一支特务武装。老蒋对江西苏区发动“围剿”后，康泽便担任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 在围剿江西苏区时，康泽的别动队并不是去前线打仗，而是在接近作战地区的红军后方搞特务活动。他的手段主要有4点： 其一、建立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后搞连坐法，一家与红军联系就连坐数家，以此巩固基层。 其二、强行将苏区18-35岁的老百姓编入“剿共义勇队”，逼迫他们站岗放哨搞侦察工作，在强化自身力量的同时，大大减少了红军兵力来源。 其三、收容从苏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在占领新地盘后，便派他们回去加强统治。这些地主恶霸搞反攻倒算，抢夺老百姓粮食和土地，杀害红军的支持者，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深重灾难。 其四、派特务打入苏区，破坏苏区政权，杀害革命同志。 康泽这一套，在苏区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惨案，但却为老蒋立下大功，不断得到嘉奖，成为蒋的宠臣。后来红军长征，准备进入四川，老蒋又借口“围剿”红军，让康泽带着他的别动队去四川作恶。  长征中的红军（剧照） 西安事变后，国内外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复兴社”的特务系统已经不适合当时的形势。于是老蒋又另外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当上最为重要的组织处处长。 控制了青年便控制了未来，“三青团”其实是老蒋统治的重要一环。康泽将“复兴社”那一套特务系统搬到“三青团”来，使特务组织公开化。许多青年受其控制，沦落成特务分子，参加了迫害进步青年的行动。 康泽在处长的位置上干了七年，但抗战爆发后，蒋经国回到国内，不仅组织青年军，还建立了自己的特务系统。学生再亲肯定不如自己儿子亲，老蒋有意培养儿子成为接班人。于是康泽只能让位，于抗战胜利后即被派去欧美考察。 苦心经营了10多年的组织，最后拱手让位于别人，康泽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直到1947年初，康泽才回到国内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还选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军的兵力大多集中在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上，兵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为此，当局将全国划分为20个绥靖区，每个区辖3到5个旅的兵力，并组训民众，从地方扩大武装。 而这正是康泽所擅长的，于是老蒋决定重新启用他，派他到第十五绥靖区担任司令官，掌管军政大权。该区辖鄂西北地区，是富庶之地，而且还能远离京师的政治纷争，康泽自然乐于接受。 但康泽向老蒋建议，他必须带上郭勋祺担任副司令： 其一、康泽虽然是军校毕业，但长期从事特务和政治工作，没有军队基层任职经历，也没带兵打过仗，军事方面没有信心。 其二、第15绥靖区辖3个旅，除104旅是中央军，163、164旅都是川军刘湘系统的部队。康泽虽是四川人，但与川军没有太深联系，难以掌控部队。 其三、郭勋祺是川军猛将，外号“郭莽子”。川军内部分为很多派系，而郭勋祺正好是刘湘系统内的人，把他拉去当副司令既能打仗，又能控制部队。  不断战败下的国民党士兵面貌 郭勋祺挑战红军最豪华阵容老蒋对郭勋祺是有疑虑的，还曾借口“作战不力”将其撤职。老蒋为何要将他撤职，如今又是否会重新启用呢？说到这里，我们得先来了解一下郭勋祺这个人。 郭勋祺是四川华阳县人，他18岁参军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川军中的悍将，因作战勇猛，获得外号郭莽子。受大革命潮流影响，他思想比较进步，早年曾与一些中共人士接触。 1922年，陈毅回四川工作，经大哥陈孟熙介绍，与郭勋祺认识。两人谈话很投机，且都喜欢踢足球。两人经常在一起踢球，也时常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受陈毅影响，郭勋祺思想发生很大变化。 1926年，刘伯承在四川开展兵运工作，准备与朱德等人在泸州、顺义发动起义。起义前他们召集川军一些进步将领开了一次会，参会的便有郭勋祺。 1927年3月31日，刘湘悍然下令镇压游行群众，逮捕共产党人，造成千余人伤亡的惨案。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然而陈毅并不知情，从合川赶到重庆汇报工作。 进城后他才发现军警正在满城搜捕共产党员，情况万分危险，他又联系不到组织，最后只能去找郭勋祺。后由郭勋祺帮忙，坐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脱离危险。 郭勋祺与中共的接触，自然逃不过刘湘的眼睛，他明升暗降，将郭勋祺升为副师长，实际上是夺去了他的兵权。 早期的郭勋祺虽然思想进步，与中共人士有一些接触，但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加上他当时已有一定的地位，要放弃这些去参加革命，对于普通人来说并非易事。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准备渡赤水入川。老蒋要求刘湘调三个师入黔阻击红军。刘湘并不想与红军激烈交战，以免损失自己的部队，但他也不愿让红军进入四川威胁自己的统治。 于是刘湘派郭勋祺率两个旅入黔，一方面郭勋祺对他忠诚，又能打硬仗。另一方面郭勋祺同情中共，会相机行事。战场之上各为其主，郭勋祺出于他的立场和利益只能暂时抛开友谊，与红军在土城附近的青杠坡打了一仗。 这一仗堪称战史上一大奇观，红军出动了史上最豪华的阵容，参战的红军中出过三任国家主席、一任国务院总理、五任国防部长、七大开国元帅、百余位开国将军。 红军最初估计敌军只有4个团5千多人，准备在青杠坡以4：1的兵力将其歼灭。但事实上，敌军有6个团1万余人，另有两个旅也正赶来增援，数小时即到。 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关键时刻朱德、刘伯承亲自上前线指挥，彭德怀抓到几个敌军俘虏才发现情报有误。最终，中央决定撤出战斗，将星如云的红军没能啃动郭勋祺。郭勋祺进入土城后，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便停止了追击。  郭勋祺 曾想拉部队投靠新四军抗战爆发后，川军出川抗战。已经担任师长的郭勋祺率144师于11月初才抵达汉口。当时已是初冬，而川军仍穿着草鞋和单衣，武器装备也极为落后，但士气极高。 此时淞沪会战已进入尾声，中国军队正从上海溃退。川军来不及休整，便被派往广德、泗安一带阻击日军。郭勋祺首战告捷，借助中央军的一个山炮连，击溃日军三个大队，对其造成重大伤亡。 但这仗没抓到俘虏，郭勋祺非常不满，告诉手下团营长：“打仗不能光打退敌人，没抓到俘虏，弄不清敌情就是打混战。”次日下午，郭勋祺一个团将三百余日军包围在朱砂岭的夹沟中。 郭勋祺决定亲自去抓俘虏，带着几个卫士冲下山去。不料被日军机枪射中左腿，伤势较重，但他仍坚持指挥完战斗才去后方医院治疗。由于作战有功，郭勋祺被升为第50军军长。 1938年春，郭勋祺伤愈出院，随后前往皖南组建50军军部，离新四军军部仅有50里。当时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出于合作抗日需要，加上双方又是旧交，陈毅携袁国平等人到50军军部拜访。 郭勋祺留陈毅在军部住了三四天，双方军官进行了广泛交流，陈毅向川军将领宣传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以后双方开启了不少合作。 陈毅率新四军先遣支队东进作战，要经过郭勋祺的防区。郭不仅放行，还派部队掩护。为了配合台儿庄战役，郭勋祺佯攻芜湖日军正面据点湾沚，引诱芜湖日军增援，同时通知新四军伏击芜湖出击之敌。 这一次两军配合，打了一个胜仗，郭勋祺特意送给新四军第三支队3万余发子弹等一批物资以示感谢。以后郭勋祺也曾多次送给新四军枪弹，出手虽然不如卫立煌等人大方，但他自己毕竟也是杂牌军，过着穷日子。 郭勋祺比较开明，保护过一些进步人士，还组织干部训练班，聘请新四军干部讲授游击战术。老蒋发来的“防共”密电，他也送给新四军看。 郭勋祺与新四军的频繁往来，被老蒋的特务告密，这自然让老蒋非常恼火。1939年冬天，老蒋竟借口“贵池战役作战不力”将郭勋祺撤职。 郭勋祺非常气愤，部队出川时，他曾誓言“抗战不胜，绝不回川”，没想到一腔报国热情竟这样被断送掉。他想继续留在抗日战场，于是便派人去找项英，准备把部队拉到新四军。 当时国共正处于合作状态，收容郭勋祺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嫌疑，会给老蒋留下口实，进而发动对新四军的攻击。但项英未做好解释工作，使郭勋祺种下心结。 郭勋祺不是黄埔学生，也没有什么靠山。撤职后，他先被软禁学习，后长期担任闲职。他虽未加入中共，但却因中共两次失去军权，在国军将领是绝无仅有的一人。 对于郭勋祺，老蒋虽有怀疑，但他手下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将领。加上康泽搞特务出身，在他的监视下也很难搞出什么名堂。所以，老蒋同意启用郭勋祺。 一开始，郭勋祺并不想接受老蒋的任命，他找到“民革”领导人杨杰商量。杨杰劝他就任：一来可以控制川军的两个旅，这是潘文华最后的本钱。二来，可以使他们不与解放军交战，必要时还可以拉出来起义。 郭勋祺便答应赴第15绥靖区任职，但他到职后才发现川军两个旅内部矛盾重重，再加上司令部里还有一个高参跟随左右监视，难以开展工作。郭勋祺也只能终日打牌、吃酒消极应对，直到被俘。  新四军时期的陈毅 被俘之后战后，刘伯承接见了康泽。他连声说：“我有罪，我有罪……” 刘伯承严肃地说：“你确实有罪，但你现在是战俘，我们是不杀战俘的，希望你认罪服罪，争取宽大处理。” 康泽内心并未真正的服罪，他对国民党仍抱有希望。在监狱里，他一度不吃不睡也不说话，解放军让他配合播送广播，他当场予以拒绝。 后来康泽被从洛阳押送到后方学习改造，途中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军纪严明，军民关系亲密。在监狱里，他吃的伙食比看管的还要好，有专门人员为他医治伤口，审讯时也不搞严刑逼供那一套…… 这些景象对康泽有一定的触动，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还主动要求读《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等书。但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改造一个人的思想是很难的。 后来康泽在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功德林里遇到了杜聿明，一天他趁四周无人悄悄对杜聿明说：“我们黄埔学生要坚持民族气节，不做软骨头。”康泽在学习上也不太积极，很少主动发言，即便发言也只是小声地照着报纸读。 这样的表现，自然难以得到宽大的机会。直到1963年4月9日，康泽才被特赦，距离他被俘已经过去15年。 与康泽不同，郭勋祺被俘后，刘伯承特电前线，要求派人将其护送到中原军区政治部。不久，刘伯承和特意从山东济南赶来的陈毅一起去看望了郭勋祺。一进门陈毅就开玩笑地说：“大炮不长眼，你怎么跑到襄阳来了。”  功德林战犯改造所（剧照） 郭勋祺拉着陈毅，泪水夺眶而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刘伯承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听说你来了，就发了电报去欢迎你。” 郭勋祺说：“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 刘伯承并不在意，挥了挥手说：“明打不算！” 三人畅谈过去的交往，郭勋祺用埋怨的口气问陈毅：“9年前我就要带川军起义，你们为何没有答应？”他坦言心中仍有怨气。陈毅解释了当时的局势，才打开他的心结。 刘伯承、陈毅原本想留郭勋祺在解放军中工作。但郭勋祺想回四川，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家人，加上在川军中有许多旧关系，可以做一些策反工作。 12月中旬，郭勋祺行至襄阳被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拦截，后被送往南京软禁。直到老蒋下野，李宗仁上台后，郭勋祺通过关系说情，才被释放。 郭勋祺回到成都后，利用各种机会，联络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并在旧部中搞策反工作。他以自己作为活例子，向川军将领宣传解放军不咎既往、立功受奖的政策，为四川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 解放后，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  郭勋祺一家 尾声：康泽与郭勋祺为何有截然不同的结局，表面上看是因为康泽从事特务活动，做了太多的恶，而郭勋祺与中共则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从更深的层次看，可以反映出三点： 其一、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尽管郭勋祺也曾与红军交战，但战场之上各为其主，刘伯承完全理解这一点，所以他说“明打不算”。革命初期，以及抗战时期，郭勋祺都为中共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这一切共产党人没有忘记。 其二、战场之上各为其主，但也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公分。如何把握分寸，体现出一个人的是非观念和善恶之心。虽然都曾与红军交战，但郭勋祺完成任务后便不再追击。而康泽却用特务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要扼杀红军。 其三、康泽即便身陷囹圄，思想上却长期未能彻底扭转，他被长时间关押与消极应对改造有很大关系。而郭勋祺却很快扭转了自己的思想，打开了心结，主动为解放军搞策反工作，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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