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潇拿到孩子中偏重度抑郁症诊断书的时候，儿子小石刚满14岁，而她自己，也不知不觉当了14年的全职妈妈。没有工作，没有太多社交和朋友，全心全意扑在照顾儿子生活起居和学习成长上。 “一定是医生弄错了。我的孩子一不缺衣少食，二是成绩优秀，连年是三好学生，运动也很好，同学相处也很愉快，怎么忽然得了重度抑郁？” 这是王潇听完医生的话之后，回荡在脑子里的最大疑惑。在我请她用一两个词来概括当时的心情时，她沉默了很久。   孩子的抑郁 撕破了“幸福”的假象 “丢脸，没脸见人。” 这是她第一次坦诚自己的真实感受，因为，在外人那里，面对孩子因病休学，她的态度都是“还好”。 在外人看来，这位四十岁女性不仅是“还好”，完全可以说“非常好”！ 她拥有所有世俗意义上的“圆满”：丈夫创业20年，早已积累下丰厚的财富，一家人衣食无忧。在她的严格管教和细心照顾下，儿子小石从小学开始就长期保持年级前三名的水平，拿奖不断。 即使儿子从初一入校就开始出现了情绪起伏、失眠焦虑和人际困扰等问题，她也当做是“青春前期征兆”、“同学间的小问题”而忽略过去了。在她这里，“孩子的成绩”和“自己的得体”是生活里最值得追求的事。 所以，听到医生的休学建议和看到一堆药物之后，王潇的崩溃可想而知。她赖以体现生活意义的两个“展示面”都断了！ 大概一周的时间，王潇把孩子交给外婆，让自己隐藏起来。她觉得那一纸诊断书，似乎成了自己十几年整个生活模式的鉴定书，上面白纸黑字写满两个字：失败！ 丈夫和家人怎么看自己？亲朋好友怎么看自己？甚至“那些都知道我家孩子是学霸”的邻居们怎么看自己？一时之间让她不敢去想象。 崩溃和恐慌，是大部分妈妈在得知孩子患上抑郁症之后，最强烈的感受之一。   不愿承认孩子生病 母子上演持久战 这种惶恐和羞耻感只维持了几天，刻在“鸡娃”妈妈骨子里的战斗力立刻回升。王潇认为是儿子进入初中后，受了差生的影响，在偷懒逃避学习。 她不断地给孩子吼：“你必须给我马上回学校！不然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你不要耍我们，我知道你肯定是在装！”孩子越失控，她越想抓住点什么。 在她看来，这种生活秩序的失控是不应该发生的，孩子的抑郁症偏离了她“培养优秀孩子”的轨道。“我能教得好小时候的你，还不能管理好现在的你吗？”于是，在王潇和儿子之间，一场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持久战不断上演。 这是典型的逃避现实问题、回避自我责任的做法。也是王潇能选择的最佳自保方式：“保护”孩子的前途，也“保全”自己和家庭的脸面。 亲子关系最恶劣的时候，14岁的儿子抱着妈妈的头、掐着她的脖子，大吼着“你给我去死！”儿子好几次站上天台，威胁妈妈如果再逼他去学校，就从这里跳下去。偌大的房子里，所有窗户几乎都被封死，只保留一处通风透光的地方。 王潇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找出孩子不愿意去学校的“真凶”，它不是抑郁症，也不准是抑郁症！它只能是某个现实的、可控的、可马上解决的对象。 这样的回避和对抗，几乎把她和儿子之间仅有的连接一把撕裂，亲子关系降到冰点。   康复的道路上 踩过所有的坑 为了让儿子尽早康复，王潇还持续了长达一年的寻医问药的历程。带着儿子前前后后跑了不下10家医院和诊所，盼望着有一个地方可以治好孩子的病。 “我觉得和他的抑郁症多待一天，都是在打我自己的脸。” 在第一次拿到诊断书后，不愿意相信结果，担心是误诊，王潇又带儿子去了市内其他三所医院，得到的都是近似的答案。这让她不得不接受现实。 在初期治疗的前三个月，除了持续服药，他们还保持每个月换一所医院的频率。原因是“感觉孩子不愿意跟咨询师讲话”。这种情况在王潇看来，和她想要尽快治好孩子的病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只要孩子说“不愿意”，就立马换医院。 从第四个月左右开始，她听从了医生朋友的建议，尽量控制住自己急躁的心，让孩子固定在一家心理诊所进行咨询，保持三个月，看看效果。 但这里的咨询模式是，孩子单独接受一对一咨询，出于保密原则，咨询师不会跟家长透露孩子咨询的内容。 这一点，让王潇更加焦虑。因为对于孩子在咨询室内的状态一无所知，她就失去了判断孩子是否好转的依据，像她这样需要事事尽在掌握的家长，很难接受这种方式。 反复转变治疗机构，无法长期和某一个咨询师和医生保持深度连接，导致孩子的治疗效果大打折扣。相反，因为总是更换医生，孩子开始出现不耐烦并采取消极对抗的方式来反对妈妈的做法。 最终，形势所迫，她将场所固定在一家可以进行亲子家庭治疗的机构。在这里，咨询师采用的方式是先跟孩子交谈，然后进行家长交流，连续15天，之后逐步减少频率。并且提供了线上咨询服务，只要父母有疑惑，咨询师可以随时回应，全方位地为家庭成员提供心理支持。 在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了大半年后，孩子的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王潇的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但随着孩子病情的好转，王潇再次开始以“怕孩子没有学历证书没前途”为理由，想要推着孩子尽快返校。 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母子俩又在复学、恶化、治疗、复学的弯道上反复。弯道没能完成超车，反倒把孩子和她自己都折腾得筋疲力尽。 “我终于还是把所有关系都搞僵了。”这是她对那段混乱生活的总结。   绝望中的被迫自省 从低谷中重拾希望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Elisabeth Kübler-Ross）在其《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一书中提到了“哀伤的五个阶段”。包括了否认、愤怒、恳求、沮丧和接受。 王潇的心路历程绝不是极端个例，而是大部分妈妈在面对孩子抑郁后都曾经有过的体验。 在一系列的尝试、碰壁之后，“失无可失”的决心和女性强大的韧劲让王潇开始了反思。最终让她彻底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是和咨询师之间的一次深度沟通。 那一次，咨询师和她一起回溯了她的童年。她有一个同样严苛的母亲，可以说，她是母亲的翻版：家居要一尘不染、被子不能有褶子、学习必须保持在前三名。如果达不到，父母不是责怪嘲讽，就是粗暴打骂。 所以，王潇也养成了对孩子和家里人严格要求的习惯。一旦不在规定标准内，她就会唠叨、嘲讽甚至发火。孩子的一切事务都必须走在由她策划好的既定轨道上。 在多次回溯中，她慢慢意识到，孩子的问题和家庭氛围的紧张，虽然并不都是自己的全责，但一向对人要求苛刻、追求完美的她，的确给丈夫和孩子都带来了很大压力。 人很难改变他人，我们只能通过自我调整，去看到自己的局限性，并调整自己。当自我产生了认知和行为的改变，周围的人也许也会开始转变。这是王潇在一次次给咨询师的倾诉和谈话中，最深刻的认识。   三个转变 做更好的妈妈支持孩子 在充分接受了这个认知后，王潇开始尝试着积极地自我改变。 看书阅读，是她做出的第一个转变。在抑郁症相关书籍外，她还重新学习了一遍《发展心理学》，把孩子从婴儿期到青少年时期的养育了解个遍。她开始广泛接触各种社会议题的讨论，尝试了解他人的看法和立场。 在这样的过程中，王潇有了巨大的观念转变。“以前我总想把他培养成人上人，只有名校、高分可以衡量我养育的价值。现在我却觉得，儿子身心健康，能自食其力，家庭关系平静和睦，就是最大的满足。” “用他喜欢的方式活着”，是现在的王潇对孩子最大的期望。 第二个转变，是当她了解抑郁症和孩子抑郁的成因之后，消除了曾经的病耻感，不再羞于向家人、朋友提到孩子的真实病情。 她也意识到，正因为自己无法面对孩子的病，觉得丢人，孩子也承担了更多压力。这一点转变，让王潇更乐于去向他人坦诚自己的真实感受，哪怕有焦虑、担忧或者迷茫，她都感到有更多的人在理解、支持自己，没有了以前的孤独感。 十几年的全职妈妈经历，带给她的是极为局限的生活圈。第三个转变，是她尝试将注意力从孩子身上转向自己。“爱自己”并不是给自己买昂贵的衣服和首饰那么简单，而是真实的关注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自己出发去看待问题，而不仅仅是孩子和丈夫的需要。 这些来自妈妈细微的转变，在无形中，也给了儿子喘息和放松的空间。从儿子14岁确诊，到18岁康复，王潇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更是一段令她真正感受到平和和被滋养的亲子关系。 当生活的难题不断向我们抛来，所有的感受和情绪都可以被理解。只是在那些混乱的情绪之后，承担了各种身份的女性们，依然有更多道路可以选择，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负责、自我成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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