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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想过抑郁会落在自己孩子身上,崩溃的妈妈怎样重新站起来? | 每周关切

 长沙7喜 2022-09-29 发表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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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潇拿到孩子中偏重度抑郁症诊断书的时候,儿子小石刚满14岁,而她自己,也不知不觉当了14年的全职妈妈。没有工作,没有太多社交和朋友,全心全意扑在照顾儿子生活起居和学习成长上。

“一定是医生弄错了。我的孩子一不缺衣少食,二是成绩优秀,连年是三好学生,运动也很好,同学相处也很愉快,怎么忽然得了重度抑郁?”

这是王潇听完医生的话之后,回荡在脑子里的最大疑惑。在我请她用一两个词来概括当时的心情时,她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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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抑郁

撕破了“幸福”的假象

“丢脸,没脸见人。”

这是她第一次坦诚自己的真实感受,因为,在外人那里,面对孩子因病休学,她的态度都是“还好”。

在外人看来,这位四十岁女性不仅是“还好”,完全可以说“非常好”!

她拥有所有世俗意义上的“圆满”:丈夫创业20年,早已积累下丰厚的财富,一家人衣食无忧。在她的严格管教和细心照顾下,儿子小石从小学开始就长期保持年级前三名的水平,拿奖不断。

即使儿子从初一入校就开始出现了情绪起伏、失眠焦虑和人际困扰等问题,她也当做是“青春前期征兆”、“同学间的小问题”而忽略过去了。在她这里,“孩子的成绩”和“自己的得体”是生活里最值得追求的事。

所以,听到医生的休学建议和看到一堆药物之后,王潇的崩溃可想而知。她赖以体现生活意义的两个“展示面”都断了!

大概一周的时间,王潇把孩子交给外婆,让自己隐藏起来。她觉得那一纸诊断书,似乎成了自己十几年整个生活模式的鉴定书,上面白纸黑字写满两个字:失败!

丈夫和家人怎么看自己?亲朋好友怎么看自己?甚至“那些都知道我家孩子是学霸”的邻居们怎么看自己?一时之间让她不敢去想象。

崩溃和恐慌,是大部分妈妈在得知孩子患上抑郁症之后,最强烈的感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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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承认孩子生病

母子上演持久战

这种惶恐和羞耻感只维持了几天,刻在“鸡娃”妈妈骨子里的战斗力立刻回升。王潇认为是儿子进入初中后,受了差生的影响,在偷懒逃避学习。

她不断地给孩子吼:“你必须给我马上回学校!不然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你不要耍我们,我知道你肯定是在装!”孩子越失控,她越想抓住点什么。

在她看来,这种生活秩序的失控是不应该发生的,孩子的抑郁症偏离了她“培养优秀孩子”的轨道。“我能教得好小时候的你,还不能管理好现在的你吗?”于是,在王潇和儿子之间,一场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持久战不断上演。

这是典型的逃避现实问题、回避自我责任的做法。也是王潇能选择的最佳自保方式:“保护”孩子的前途,也“保全”自己和家庭的脸面。

亲子关系最恶劣的时候,14岁的儿子抱着妈妈的头、掐着她的脖子,大吼着“你给我去死!”儿子好几次站上天台,威胁妈妈如果再逼他去学校,就从这里跳下去。偌大的房子里,所有窗户几乎都被封死,只保留一处通风透光的地方。

王潇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找出孩子不愿意去学校的“真凶”,它不是抑郁症,也不准是抑郁症!它只能是某个现实的、可控的、可马上解决的对象。

这样的回避和对抗,几乎把她和儿子之间仅有的连接一把撕裂,亲子关系降到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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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道路上

踩过所有的坑

为了让儿子尽早康复,王潇还持续了长达一年的寻医问药的历程。带着儿子前前后后跑了不下10家医院和诊所,盼望着有一个地方可以治好孩子的病。

“我觉得和他的抑郁症多待一天,都是在打我自己的脸。”

在第一次拿到诊断书后,不愿意相信结果,担心是误诊,王潇又带儿子去了市内其他三所医院,得到的都是近似的答案。这让她不得不接受现实。

在初期治疗的前三个月,除了持续服药,他们还保持每个月换一所医院的频率。原因是“感觉孩子不愿意跟咨询师讲话”。这种情况在王潇看来,和她想要尽快治好孩子的病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只要孩子说“不愿意”,就立马换医院。

从第四个月左右开始,她听从了医生朋友的建议,尽量控制住自己急躁的心,让孩子固定在一家心理诊所进行咨询,保持三个月,看看效果。

但这里的咨询模式是,孩子单独接受一对一咨询,出于保密原则,咨询师不会跟家长透露孩子咨询的内容。

这一点,让王潇更加焦虑。因为对于孩子在咨询室内的状态一无所知,她就失去了判断孩子是否好转的依据,像她这样需要事事尽在掌握的家长,很难接受这种方式。

反复转变治疗机构,无法长期和某一个咨询师和医生保持深度连接,导致孩子的治疗效果大打折扣。相反,因为总是更换医生,孩子开始出现不耐烦并采取消极对抗的方式来反对妈妈的做法。

最终,形势所迫,她将场所固定在一家可以进行亲子家庭治疗的机构。在这里,咨询师采用的方式是先跟孩子交谈,然后进行家长交流,连续15天,之后逐步减少频率。并且提供了线上咨询服务,只要父母有疑惑,咨询师可以随时回应,全方位地为家庭成员提供心理支持。

在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了大半年后,孩子的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王潇的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但随着孩子病情的好转,王潇再次开始以“怕孩子没有学历证书没前途”为理由,想要推着孩子尽快返校。

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母子俩又在复学、恶化、治疗、复学的弯道上反复。弯道没能完成超车,反倒把孩子和她自己都折腾得筋疲力尽。

“我终于还是把所有关系都搞僵了。”这是她对那段混乱生活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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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中的被迫自省

从低谷中重拾希望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Elisabeth Kübler-Ross)在其《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一书中提到了“哀伤的五个阶段”。包括了否认、愤怒、恳求、沮丧和接受。

王潇的心路历程绝不是极端个例,而是大部分妈妈在面对孩子抑郁后都曾经有过的体验。

在一系列的尝试、碰壁之后,“失无可失”的决心和女性强大的韧劲让王潇开始了反思。最终让她彻底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是和咨询师之间的一次深度沟通。

那一次,咨询师和她一起回溯了她的童年。她有一个同样严苛的母亲,可以说,她是母亲的翻版:家居要一尘不染、被子不能有褶子、学习必须保持在前三名。如果达不到,父母不是责怪嘲讽,就是粗暴打骂。

所以,王潇也养成了对孩子和家里人严格要求的习惯。一旦不在规定标准内,她就会唠叨、嘲讽甚至发火。孩子的一切事务都必须走在由她策划好的既定轨道上。

在多次回溯中,她慢慢意识到,孩子的问题和家庭氛围的紧张,虽然并不都是自己的全责,但一向对人要求苛刻、追求完美的她,的确给丈夫和孩子都带来了很大压力。

人很难改变他人,我们只能通过自我调整,去看到自己的局限性,并调整自己。当自我产生了认知和行为的改变,周围的人也许也会开始转变。这是王潇在一次次给咨询师的倾诉和谈话中,最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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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转变

做更好的妈妈支持孩子

在充分接受了这个认知后,王潇开始尝试着积极地自我改变。

看书阅读,是她做出的第一个转变。在抑郁症相关书籍外,她还重新学习了一遍《发展心理学》,把孩子从婴儿期到青少年时期的养育了解个遍。她开始广泛接触各种社会议题的讨论,尝试了解他人的看法和立场。

在这样的过程中,王潇有了巨大的观念转变。“以前我总想把他培养成人上人,只有名校、高分可以衡量我养育的价值。现在我却觉得,儿子身心健康,能自食其力,家庭关系平静和睦,就是最大的满足。”

“用他喜欢的方式活着”,是现在的王潇对孩子最大的期望。

第二个转变,是当她了解抑郁症和孩子抑郁的成因之后,消除了曾经的病耻感,不再羞于向家人、朋友提到孩子的真实病情

她也意识到,正因为自己无法面对孩子的病,觉得丢人,孩子也承担了更多压力。这一点转变,让王潇更乐于去向他人坦诚自己的真实感受,哪怕有焦虑、担忧或者迷茫,她都感到有更多的人在理解、支持自己,没有了以前的孤独感。

十几年的全职妈妈经历,带给她的是极为局限的生活圈。第三个转变,是她尝试将注意力从孩子身上转向自己。“爱自己”并不是给自己买昂贵的衣服和首饰那么简单,而是真实的关注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自己出发去看待问题,而不仅仅是孩子和丈夫的需要。

这些来自妈妈细微的转变,在无形中,也给了儿子喘息和放松的空间。从儿子14岁确诊,到18岁康复,王潇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更是一段令她真正感受到平和和被滋养的亲子关系。

当生活的难题不断向我们抛来,所有的感受和情绪都可以被理解。只是在那些混乱的情绪之后,承担了各种身份的女性们,依然有更多道路可以选择,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负责、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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