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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北时期的黄克诚将军 信念如磐 眼光如炬 品格如松 ——重读《黄克诚自述》纪念黄克诚诞辰120周年（上） 赵连军 高素琴 二 黄克诚大将虽然高度近视，但却是具有高度战略眼光的杰出的军事家。学习《黄克诚自述》，我们深深地体味到了，黄克诚大将在长期的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始终立足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在战略问题上做到了看远一步，看深一层，其战略思维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期间，黄克诚（左二）与抗日民主人士合影。 坚定“搞军事斗争”的信念。1928年初湘南暴动后不久，黄克诚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主席会师。五六月间，黄克诚等奉命率部分队伍回湘南打游击，结果遭到失败，被迫赴南京、上海等地找党。在上海期间，他反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从大革命的失败，到目前白区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血流成河的现实，认识到我们在军队中只抓政治工作，而不注重抓军权，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他说，“我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须依靠武装斗争。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迟早会成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于是，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到游击区去，重回红军搞军事斗争”。随后，他便设法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批准，于1930年上半年来到红三军团，重新开始了在红军中的战斗生涯。 “反对攻打中心城市”。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计划传达到红三军团时，黄克诚“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随后，他在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里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他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结果，讲完上述意见之后，他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并被“撤销了原要我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我继续留在支队工作”。  1940年8月25日，黄克诚等在魏营子八路军第五纵队二支队司令部合影。前排左起：常玉清、郭树声、韩振纪、韦国清、黄克诚、刘瑞龙；后排左起：金明、（ ）、邓逸凡、张天云、田守尧、张爱萍、（ ）、李雪三。 赞成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请毛泽东出来指挥”。1930年10月，红一军团占领吉安后，毛泽东判断蒋介石在解决冯玉祥、阎锡山之后，将要转移兵力大举进攻苏区，果断地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即红军主力尽快撤回到赣东最大的苏区集结，抓紧时机整训部队，待敌人大举进攻时，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诱敌深入”方针与当时中央的方针是截然对立的，中央的方针当时也已被广泛接受和拥护。但是，身背“右倾”包袱的黄克诚却“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方针”。结果，至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背离了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红军遭受了巨大缺失。黄克诚回忆：“红三军团从福建沙县回师黎川时，我曾对彭德怀说：'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儿出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危局。’” 敏锐感觉中央红军即将长征，避免了更多战友的牺牲。1934年9月底红三军团从前线撤回于都，博古来给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声称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准备突围。这时，《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对此，黄克诚立即敏锐地“觉察到临时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于是，“我急忙赶到红三军团医院里，去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准备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约有一万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出院，只有少数人当即出院归队。记得当时出院和我回前线的伤病员中，有张震、甘渭汉、钟伟等同志。那些没有跟部队转移走的伤病员，后来都损失掉了，大部分是被敌人杀害了”。  黄克诚师长在第三师反“扫荡”战斗动员大会上作报告 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平型关大捷后，总政治部派黄克诚到第一一五师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他感到虽然部队改编时间不久，但由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在同师部首长商量当中，我建议恢复我军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以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师部首长很赞成我的想法。”于是，他返回后即向总政汇报，任弼时主任当即要他起草报告上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很快批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下令恢复了我军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使部队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 “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1940年上半年，黄克诚向中央提出了“将第二纵队分成两摊子”，“一部分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的建议。这时，也正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部署发展华中的重要时刻。4月17日，中央即电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6月初，黄克诚奉命率第二纵队主力南下华中，“在中共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开辟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苏北地区战斗生活了长达五年的时间，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3年冬，黄克诚在泗沭县（今泗阳县）庄圩与参加整风学习的淮海区党政军干部合影。前排左起：张克辛、吴信泉、邵幼和、刘震、钟伟、李少元；二排左起：覃健、沈启贤、黄克诚、金明；三排左起：黄忠诚、杨纯、张彦、田养泉、冯志湘、刘述周、吕镇中、李一氓。 “建议中央及军委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建议中央抢占东北，是黄克诚大将作为杰出的战略家，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此，黄克诚回忆说：“1945年9月上旬，经中央批准，我率新四军第三师第七、第八旅自淮南津浦路西东返，回师苏北。于9月13日途经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将日本关东军歼灭，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同时，我军也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大后方，一时还来不及接管东北。我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开辟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的极好时机。于是，我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及军委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不可错过时机。但饶漱石当时不同意发电报。我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电报，向中央及军委提出了我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并于14日用华中局的电台发出。”黄克诚建议：“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他的建议，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谋而合。9月17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电报中特别提到黄克诚的建议。19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9月20日，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亲自起草给华中局转黄克诚的复电：“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电谅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  人民网发表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文章截图 学习《黄克诚自述》，可以发现黄克诚大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眼光深邃，高瞻远瞩，同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主席保持了高度一致。而最能体现黄克诚杰出战略眼光，也是黄克诚大将一生中最大贡献的，我们认为是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正确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黄克诚自述》中收录了他1980年11月下旬在中央纪委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他说，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一个同志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丢掉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不能不看到这个危险！”他旗帜鲜明地号召：“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做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黄克诚大将的这个讲话，对于正确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关于建国以来掌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顺利出台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黄克诚大将在自述中说：“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给人以更深刻的教育。因为这些教训的取得，是用大量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不再像从前那样盲目了，自然而然地、更多地动脑筋思考各种问题。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自己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不能够一味地盲从，人云亦云。这样才是真正对革命事业负责。”他回忆在上海找到党之后，曾集中精力学习组织送来的大批资料。他说：“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从中懂得了许多新的道理。”“这使我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认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这既是黄克诚大将的切身体会之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为什么会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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