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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赶超，跨越。新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后来者，既要在短期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又要避免落入“现代化陷阱”；既要考虑同世界现代化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行性；既要有统一的总体目标，又要与现代化的动态过程相适应。 60年之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中国交出的现代化答卷，令所有了解历史的人惊叹——1949年，我们连铁钉、火柴、煤油都是“洋玩意儿”，现在，我们每五天创造的经济总量，就相当于1952年一年的经济总量。“两弹一星”发射、太空漫步、“嫦娥”飞天，我们已经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这些高端技术的国家行列，成为“亚洲的新领头羊”、“世界经济的新引擎”。 在这块曾被称为“停滞的帝国”的土地上，奔驰的时间划出一道人类发展的炫目曲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10.9％；六七十年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8％以上，新加坡1968—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10.1％。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却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飞翔了整整30年。 当速度变快时，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能够解释这样的观感：“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憩的瞬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60年间，中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在“北京时间”跳跃的数字中迈开奋进的脚步。世界，从“北京时间”铿锵的报时声中，感受青春中国的辉煌奇迹。 （六）奇迹是什么？ 当今天的人们探询中国现代化动力，寻找“中国奇迹”发展秘笈时，往往会陷入矛盾和纠结之中。 有人分析，“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但选择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有人解释，是“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吃苦耐劳”，但历史上中国人民从来勤劳，为什么只有在这新中国的60年造就了奇迹？有人认为，是“变革推动了发展”，但从拉美到前苏联，选择变革的国家不为少数，结局却是政治动荡甚至国家解体，为什么独有中国能在平稳中推动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 各种观点，对诠释中国的成功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却都不是决定乾坤的根本因素。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曾如此论证，“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对于新中国而言，“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才是“中国奇迹”的核心因素。 发展政治学有关研究已经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这是新中国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以人民利益为宗旨，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组织纪律严整、思想高度统一、社会动员能力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它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是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回首鸦片战争后百余年历史，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之所以充满迷茫和挫败，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都未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建立集中统一、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政权；都未能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建立起一个支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制度框架。 新中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不仅结束了“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第一次让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追求现代化，以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保障现代化进程，这才开启了古老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 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也正源于中国共产党人能把亿万人民的迫切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创新认识，凝聚为国家意志。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到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现代化实践的先进理论，30年来，执政党永不停滞的开拓创新，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相应的变革，最后各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了我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的画卷。这是“中国奇迹”的第一推动力。 奇迹是什么？歌德说，奇迹是信仰最宠爱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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