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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人:曾与彭燕郊先生相遇(2)

 置身于宁静 2022-09-29 发布于浙江

    三

  先生另外给我的强烈感觉是嗜书如命。记得有一次,我到旧书店淘书时,看见好几本“世界名画家全集”丛书,刚想买下,不料,与我相熟的店老板却不卖给我,他说这是彭燕郊老师定下的。那时我才知道,先生也是旧书店常客。我的确有些意外,早已满腹诗书的先生竟然每月还要买上百余本书给自己时刻补充学养。我忽然体会,怪不得先生与我谈话之时,能随时将话题引向很多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甚至可以谈到量子力学等话题。对先生来说,没有哪种知识对他不具吸引力。先生从来不会要我去买他提到的书,但聆先生谈话,我又会非常自然地到先生提及的书本前买下。现在回想,这大概就是潜移默化带来的效果吧。

  在惊骇先生的学识之余,我有一次也忍不住问先生,这么不停地买,以后如何安置?对先生来说,确是一个问题。先生住处不宽,间间房都是书柜,无法上架的书已找不到安置之处了。后来有一次,我去先生家中时,先生一见我,流露出一种特别不同的喜悦。他告诉我,他有了一套全部摆书的套间。一听之下,我也特别兴奋,他立刻带我去参观他真正的书房。这套房就在他住处的隔壁。一个两居室的套间。先生把这套房买下来,专门将它打造成书房。先生引我到一个个书柜前浏览,表情兴奋。第一次,我竟产生先生是一孩子之感。那种单纯的快乐非常富于感染力,我不知不觉,被他的单纯带进他独特的精神世界。现在,他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完整的书房来容纳,书架上一格格的书摆成数面书墙,不论新书还是旧书,都显得一尘不染,显示出房间主人的清洁精神——一个与书相伴终生的人,他的精神又怎么会不高洁?

  先生去世后,我曾问师母,先生的书如何安排。师母告诉我,先生留下的遗愿是将所有书籍都赠送给他曾执鞭授学的湘潭大学,唯一的要求是希望将书籍单独归置在一间命名为“彭燕郊图书室”的书房内。可惜的是,先生这一心愿至今未能实现。方方面面的阻碍和现实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先生收集的数万册书籍竟然还是在博物馆的书房内等候知音。我不禁觉得,这种现实的残酷对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带来的伤害真的太多,偌大一个大学,难道就真的辟不出一套书房吗?我不禁又联想到先生生前受到的境遇。先生谈话时总是不急不缓的语调,唯独一次竟有些情绪激动。我记得我当时问及先生是何原因开始写诗时,先生说是参加新四军开始。对先生来说,参加新四军是他一生的真正起点,令先生激动的是,有些部门始终不承认他参加过新四军。否定一个人的起点,就太容易否定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令先生难以释怀之事。先生一生做事多矣,有些事可以被强行否认,有些事却摆在所有读者面前,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尤其先生留下的诗歌,它们一行行无不出自先生心血,哪怕在遭受牢狱之灾时,先生仍继续作诗。狱中无纸无笔,先生就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写。将诗歌腹稿认真打好之后,自己反复背诵,然后用一个词来代替一个段落。就这样,先生只需记住一个单词,就等于记住一个段落;记住几个单词,就等于记住一首完整的诗歌。这一闻所未闻的作诗方式令我骇然。先生对创作之痴迷由此可见一斑。痴迷不能说明问题核心,以我对先生理解,是先生对人世之美与生活之美有绝对的信任。能为世间留下美,是先生毕生宏愿,即使先生以为的美并非常人以为的简易之美和单纯之美,而是更深入的复杂之美,甚至是有毒之美——后者才是先生以为的人世本质之美。我们也只有面对这种一言难尽之美,或才能真正理解生活中隐藏的种种玄机内核。

  没有任何东西能否认先生认识的生活玄机,它们都在先生的诗歌之中。

  四

  和先生十年交往,先生总似乎不大出门。我每次见他,都是在先生家内,且不论什么时候去,先生总是在家。那里的安静和孤独构成先生给我的诗人底色。从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我能看到,青年时的先生交游颇广。那些和他一起创作的同伴都年岁已高,难得再见面了。也因为我没见过,所以总觉得先生孤独。不过,孤独的好处是先生在花甲之年还能创作出堪称杰作的《混沌初开》。晚年能创作出巨制的人从来不多。我特别记得先生完成那部千行长诗《生生:多位一体》的初稿之日,我凑巧登门拜见先生,遂有幸成为它的第一个读者。像先生的所有稿件一样,先生复写了好多份。他说那些复写的稿件将寄给一些还健在的老朋友。

  我的确好奇先生的老朋友。没想到,我真见到了他的一些老朋友。

  时间也就是2007年夏天的广州之行。颁奖结束了,活动结束了,该是我和先生返回的时候了。先生突然提出,想去见见郑玲。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其作品在刊物上随处可见,我吃惊的是我竟然不知道,郑玲竟然是先生同时代的诗友。

  陪先生到郑玲家时,郑玲在保姆搀扶下来到客厅。先生路上谈起郑玲时我已在想象,郑玲应是位瘦高、精神矍铄的老人。见到人后,她的精神状态果然很好,满头白发,梳理得十分精致。我第一次见到先生那样激动,用力和郑玲握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哪怕坐下后,我都感觉先生有种想手舞足蹈的冲动,似乎是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人。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半个世纪的诗友了,自郑玲离开湖南到广州后,两人已经有二十年时间没见过面了。我坐一旁看两位老人聊天,他们都显得非常兴奋。郑玲拿出相册,要先生认认以前的朋友和一些慕名的朋友。然后,郑玲又给先生看自己的新诗,先生竟然背下了他曾记得的郑玲的一首旧作。对先生来说,这是极为自然之事,对他读过的好诗,决不轻易忘记,他总觉得那些好诗有他没有达到的境界。我深深理解,这其实是先生对写作和诗歌所抱的敬畏体现。有敬畏,才有真正的热爱。我不能不想起先生跟我谈过被当年打入“另册”后的生活。出狱后的先生被安排到街道工厂劳动,每天所做的是刷油漆之事。那时的先生是如何被写作和读书的欲望折磨?先生谈起这些往事时,总将它们都看成自己的人生财富。后来《书屋》杂志创办人王平君也跟我说过他在六七十年代和先生的往来之事。在那个只有语录书与浩然小说的年代,谁也不知先生是如何藏起一些名著书籍。每个周六,他都像战争年代的接头人一样,和王平在公交车站见面,将所藏之书匆匆塞给王平后即刻离去,到下周再另换一本。我很诧异那个没有电话手机的年代他们是怎么联系的。王平说他们见面时间是一个估算,周六吃过中饭后,休息一会,就动身到公交车站去等。每次都不用等多久,先生就会从一辆公交车上下来。每次听到这样的事,我总觉得能够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待先生对文学的生命投入。在郑玲那里,我分明也看到先生对友情的投入。

  流光易逝,转眼之间,从认识先生到先生离开后的今天,中间竟然是漫长的二十年岁月。它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二十年。先生留给我的人品和作品,始终在我内心存放。对我来说,先生代表一种品质的存在。这一品质在堪称先生毕生压卷之作的《瀑布》中也有体现:

  ……不管高和低,一直向前流去高和低之间,有悬崖峭壁,怎么办?……转个弯就好了,干吗不转弯?……这里不存在转弯。不存在回头于是,奔腾而下了,呼啸而下了……成为粉末了吗?成为碎片了吗?不,是展示。展示这灿烂的洁白,洁白的灿烂高高地飞扬起来,张挂起来,展示生命的神奇的张力……用不着议论了,议论就是害怕害怕就会去寻求平静奔流的路上,存在平静吗?……

  我忘不了读过这首诗后的颤栗。对我来说,这条瀑布不恰恰就是先生的一生写照?先生一生从未“转弯”去回避人生,更没有去“寻求平静”,而是在每一段人生的必然坎坷处上,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奔腾而下”。唯其如此,先生对生命的理解才在不断深入生命的过程中有了晚年的超越。先生真的让我明白,写作不是一天两天之事,也不是一年两年之事。投入了写作,它就是一生之事。记得那时,我总会将自己的刚刚写好的诗歌给先生过目。先生从来不去具体分析,而是在看过之后,建议我去该读的书籍。此刻我忽然发现,足够我一生咀嚼的,难道不恰恰是先生留下的一卷卷文集?

  (2017年除夕日凌晨初稿于长沙2017年3月3日重写于深圳,发表于2017年第四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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