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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年鉴委员会主席 主编六部上海市年鉴 早在通志馆筹委会改组时，专任委员赵正平等人曾提出过建议：“本市通志关系重大，各方渴望观成者当不乏人，然史笔刊筠，万难草率从事，兹为便利目前应用起见，似应暂行编辑《上海年鉴》一种，即以本年以内本市政治、经济、教育、建设各概况汇纂成书，一面可供留心现势者之需要，一面仍可备勒成通志之采撷。”该建议被市府认为切合实用，命其草拟办法，但并无下文。通志馆修志一段时间后，同仁们意识到，修志不论多久，终究会告一段落，通志馆更像是一家临时机构。《上海市通志》一旦编纂完毕，工作人员都将面临失业的威胁，而且辛辛苦苦收集累积的文献资料也将散失。因此，到1934年11月通志稿完成过半之际，柳亚子与徐蔚南商量后，决定在编纂通志之余再组织编写《上海市年鉴》。既然是年鉴，那么每年都要编写，只要一年年地编下去，上海市通志馆也可以因此而长期存在下去。另外，当通志完成之后，仍然需要将上海新发生的事情详细地记录下来，为将来续修通志积累资料；最坏的打算，即使上海市通志馆撤销以后，通志馆成员也能够继续从事上海史的研究。
上海市年鉴委员会名单 1934年11月间，通志馆编辑部拟定了《上海市年鉴编辑计划》，至12月中旬，便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年鉴委员会。徐蔚南担任年鉴委员会主席，八位常任编纂和特约编纂董枢及事务员顾南农，共11人组成编委会。经过历年的积累，通志馆内保存大量的文献资料。这项工作又得到了上海市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年鉴委员会向全市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私人发出征集启事或书函征集资料后，他们积极向委员会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次年1月1日起，编委会全力以赴，苦干实干，从事1935年《上海市年鉴》的编纂，至3月底始告竣工，4月即出版面世。上海市年鉴的编纂由此开始，直到1937年通志馆闭馆止，共连续出版了三部年鉴。从1935年第一部年鉴起，年鉴委员会每年都会在编纂前拟定编辑计划书，规定年鉴的体例、字数、内容、格式等具体事项，并逐年改进，以促使年鉴之编辑顺利进行。抗战胜利后，通志馆复馆，年鉴委员会也同时恢复，编委会认为：“八年沦陷，固无损于上海在国内及国际上地位，则上海市年鉴之赓续，自亦有其必要”，并指出：“年鉴之效能，在学术上为研究比较之资料，在行政上起老绩更新之作用，且一编在手，对各方面之事态，可了若指掌”，“经胡（朴安）徐（蔚南）两馆长之擘画，遂于本年年初恢复上海市年鉴委员会之组织，从事胜利后第一期市年鉴之编辑”。考虑到沦陷期间不关国民政府之行政，所以1945年年鉴被称为“胜利号”年鉴，记述起始于日本投降日，截至1945年底。该年鉴于1946年3月开始征集材料，10月编竣，由中华书局印刷出版。
通志馆改组为文献委员会后，上海市年鉴委员会这个名称也被相应取消。不过年鉴的编辑继续下来，仍然由编辑部成员负责，陆续出版了1947年、1948年上海市年鉴。因此，上海市年鉴战前三部、战后三部，共出版了六部。这里要特别提到1935年年鉴有两个版本。1935年《上海市年鉴》全书1300余页，约200余万字，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直接管辖的华界地区为主要叙述对象，兼及租界，这与以往研究上海的著作偏重于租界而淡薄华界的情况迥然不同。该年鉴共分特载、大事概要、土地人口、天时气象、党务、行政、司法、外交、军事、财政、第一特区：公共租界、第二特区：法租界、金融、教育、交通、工业、劳工、商业、农林牧渔、学艺、宗教、社会事业、时事日志、名人录等24编分目。这部年鉴成书时间虽然急促，但作为上海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地方年鉴，诚如广告所言：实“为各界所不可或缺之实用参考书。”其中，该年鉴的《名人录》一反传统方志地方人物生不立传的惯例，共收入上海地方名流3082人。作为地方综合性年鉴，资料的详实准确是编纂的原则和最高宗旨。因此，《名人录》内自然也收入一些著名左翼文化人士如鲁迅等人的简历。不料由于这一点，再加上年鉴采用了红色封面，竟然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神经，1935年《上海市年鉴》被禁止对外发售。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扬言要接管通志馆，事态一下子变得非常严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编委会只得抽掉《名人录》这一部分，并将封面由红色改为蓝色，1935年《上海市年鉴》这才得以继续出版发售。自此之后，历年的《上海市年鉴》也都取消了容易“招惹麻烦”的《名人录》。因此，我们如今所见的1935年《上海市年鉴》就有了两种版本：一种为红色封面，内有《名人录》；另一种是蓝色封面，内无《名人录》。此外，还有一种保留了《名人录》的全本，封面却也是蓝色的。原来这是上海市通志馆的内部工作人员不愿割爱，偷偷保留了《名人录》而仅仅换了个封面。这批年鉴流入社会后，成了存世数量极少的一种特殊版本，显得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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