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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战役，是红军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 西方评论家称赞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就连毛泽东也谈到，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活动，不仅深切的感受到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神来之笔，更感受到四渡赤水所蕴含的深厚军事文化积淀，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习水人民的宝贵财富和骄傲，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和骄傲，这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和骄傲。  四渡赤水出奇兵雕塑 四渡赤水不仅是人民军队与强敌英勇抗争、斗智斗勇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它磨练和锻造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在习水这片热土上，不仅演出了四渡赤水的战争活剧，还走出了两代党的领导核心、三任国家主席、一任国务院总理、七大元帅、五任国防部长、数百名开国将军和3万多红军精英，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这里有许许多多值得人们探寻和研究的财富与课题。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的一个伟大转折，是人类战胜强敌与艰难的一个伟大展示。四渡赤水所蕴含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伟人精神不仅是我们孜孜不倦探讨的课题，也是人类社会探寻和研究的永恒课题，这就是红军为什么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转败为胜？为什么能在风餐露宿、饥寒交迫、艰难跋涉中团结一致，奋勇向前？为什么能在人类极限不能超越的艰难困苦面前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就是伟大的四渡赤水精神，这就是人类敢于与困难、与强敌、与艰难抗争的一种精气神，这是我们生生不息、永远传承的伟大精神。 四渡赤水的胜利很重要的，不仅是培养了红军指战员战略谋划和掌控战场布局的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军事理论宝库。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是两军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直接较量，其战略思维的优劣，将直接体现在对战争全局的控制上。四渡赤水战役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战略谋划上一次较量。  湘江 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其兵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元气大伤、弹药奇缺，补给匮乏；而蒋介石全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落空后，又集中40万重兵进行围堵，双方兵力悬殊。 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一方面凭借优势兵力在红军可能跳出的沿线布防，以逸待劳，从战略上讲，这对红军极为不利。但是，蒋介石在实际指挥中，更计较一战一役的得失，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对红军尾随追击，这实际上是抓小放大的战术行为。  四渡赤水战役前敌我态势图 相反，毛泽东紧紧把握跳出包围圈北上抗日这个战略目标，不计一战一役的胜败，因势利导，牵着国民党军队东奔西跑、疲于奔命，并在牵的过程中造成敌人的被动，寻机歼敌，跳出包围圈，具体来说，一渡赤水河，迫使国民党军汇聚川南，造成黔北空虚；二渡赤水河，红军向黔北猛杀回马枪，突破桐梓、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蒋介石被打疼了，又指挥部队向遵义蜂拥而来。红军三渡赤水河，将国民党重兵再次引入川南，而红军又虚晃一枪，四渡赤水河，并南下突破乌江，直逼贵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严令云南国民党军阀部队火速东进“救驾”。这一招，早在毛泽东的胜算掌握之中。在此之前，毛泽东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云南军阀大惊失色，一面向蒋介石紧急求救，一面令云南北部军队南下增援。这样，金沙江防线就空虚了。中央红军直驱金沙江，从容渡江北上，将国民党40万追兵全部甩在金沙江南岸。可以说，由于双方战略谋划水平的差异，演出了四渡赤水战役精彩绝伦的战争活剧。 纵观古今战史，我们看到，战略思维是掌控战争全局与进程的先决条件。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战略思维，这才有利于提高我们在复杂环境下的临机处置能力。 当然，强弱是相对的，红军的胜利就在于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变挑战为机遇，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 毛泽东深谙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认为战场上的优势和劣势，强与弱乃至主动和被动，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主观努力，促使其转化的。  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河示意图 四渡赤水战役是一场3万对40万人的悬殊较量。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促使敌我强弱转化，这与红军长征初期，在左倾领导者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各路国民党军奔袭而来时，为了争取主动，寻机歼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避实就虚，突然回师东进，二渡赤水，抓住黔北敌人兵力不足的有利战机，对敌形成优势兵力，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这样就使在全局上处于优势和主动的国民党军变成在全局上处于劣势和被动，从而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接着，三渡、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中，毛泽东又巧妙的采用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的战术，指挥中央红军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的重兵之间，始终掌握着行动的主动权。 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围剿”，一次一次地落空，他指挥下的国民党军由优势变为弱势，处处被动，疲于奔命，而中央红军则机动灵活，处处主动。这样，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士气，给敌人以极大的震慑，使国民党军再也不敢像长征初期那样紧追不舍，而是心怀戒虑，畏缩不前。虽然蒋介石一再要求对中央红军“紧追”“穷追”，但其他各路“追剿军”始终不敢“衔尾紧追”。所以在每一步的作战行动中，国民党虽然大多数时间走大路，中央红军都是走小路、山路，但国民党军总是比中央红军落后两天甚至更多的路程，而且从不敢一个旅、一个师突出冒进，必须各个纵队等齐后才行动。这样，就相对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给了中央红军以更多的主动和自由。这也在中国军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 这种强与弱、被动与主动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正确地评价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长征：“由于红军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于是把可能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摘自首届“四渡赤水论坛”论文集，原题《四渡赤水的伟大意义》作者：肖裕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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