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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是我军数字序列番号最大的一个兵团，由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组成，是解放战争末期我军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三种方式中的绥远方式最直接的胜利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代表意义。该兵团经过不断整训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彻底转化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绥远起义 1949年春末夏初，随着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的相继解放，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仅剩绥远的董其武部了。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对绥远的国民党军，采取了等待觉悟、和平合作和团结改造的方针，通过各方面的工作，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 当时，绥远的国民党军有：华北“剿总”驻绥远部队指挥所、第9兵团部、第111军军部，号称8万余人（实际6万余人），收缩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这些部队里，有董其武的基本部队5、6个师旅，约3万余人，主力是独立7师，支持和拥护走人民道路。属西北邓宝珊部2个师，1万余人，绥远起义后随邓宝珊调赴甘肃。有地方杂牌部队约6、7个师旅，2万多人，多系土匪、皇协军、地主武装收编，他们明争暗斗，军纪败坏，是起义的阻力。还有一股就是9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领的从张家口逃来绥远的残部，同刘万春111军一部及整编骑兵12旅共1万人，他们反对和平，但又不得不顾及老长官傅作义的面子。
◆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投向人民，对绥远国民党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大中下层官兵渴望和平，不愿再战，上层分子也开始发生分化，有些人建议向西撤退，有些人叫嚣以武力顽抗，但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驻绥远指挥所主任和绥远省主席的董其武将军则坚定主张走和平解决的道路。董其武是一位正直将领，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是傅作义的得力助手和心腹。 尽管绥远一隅的国民党军队成分复杂，对和平解决的态度不一，但毕竟都是傅作义的旧部，在傅作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榜样影响下，争取和平解放绥远的条件是存在的。为此，中央军委于1949年2月12日致电华北军区、中共晋绥分局，指示：“对董其武部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权，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原）、临（河）之后。目前应让其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并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党中央据此提出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各项具体政策，由华北人民政府和傅作义互派代表在北平开始谈判。与此同时，绥远前线我军部队停止了向董其武部的进攻，主力部队由归绥城东的陶卜齐、旗下营一线后撤60公里；停止了瓦解敌军的工作，以缓和敌对情绪，便于绥远当局进行内部工作。还把北平和平解放的一部分军官（1200名）送回绥远，加强对董其武部的争取工作。
◆董其武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划界驻军、平绥铁路全线通车、人民币在绥远全境流通、互派联络员等条款，又经过傅作义做工作，征得董其武同意后，双方在6月8日正式签字生效。7月中旬，华北人民政府派员进入归绥城，组成联合办事处，与绥远当局进行联络商谈。国民党政府为阻止和平解放绥远，不断派遣人员入绥威胁利诱，一些上层分子坚持与共产党为敌，策动部队哗变逃跑，以种种手段破坏和平协议，甚至发生武装枪杀驻绥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事件。由于华北军区坚持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团结以董其武为首的大多数进步军官，挫败了少数反动分子的破坏阴谋，使绥远的形势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 为促使绥远早日解放，8月末，中共中央委托傅作义赴绥远协助董其武组织起义，再三争取那些犹豫不决、顾虑重重甚至手上带有血债的高级军官，保证只要起义，一切既往不咎。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1949年9月19日下午，董其武、孙兰峰等39名绥远军政首脑和各族代表，在包头市举行起义签字仪式，联名通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宣布率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光荣起义，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的和平解放，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不用战争而用和平的方式获得的巨大成功。 部队解放军化 绥远解放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建设新绥远”的指示，华北军区于1949年12月初，组织了第一批军政人员进入归绥。中旬，绥远军区机关进城。13日，中央军委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区司令员，薄一波兼任政委，董其武、姚喆为副司令员，绥远省委书记高克林兼副政委。20日，奉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成立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以傅作义为主任，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任。1950年1月1日成立绥远省临时人民政府，以董其武为主席。同时，将起义的军事机关分别编入绥远军区各个机关，建立了归绥、包头2个警备司令部和集宁、萨县等6个军分区。
◆23兵团政委高克林。 对于起义部队的整编，在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将绥远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个军6个步兵师及1个骑兵师，共约4万余人，归华北军区绥远军区领导。当时鉴于起义的骑兵部队过多，董其武要求再多编3个骑兵旅，中央军委也照准了。整编从1950年2月21日开始，4月底结束。部队改编情况及干部配备是： 以原第111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军长刘万春、政委康健民、副军长王建业、张惠源、参谋长樊折桂、政治部主任李远，军部驻包头市，下辖第106、107、108师及1个直属骑兵旅。 以原独立第7师为基础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7军，军长张世珍、政委帅荣、副军长卫景林、冯梓、参谋长化博知、政治部主任张逊之，军部驻五原，下辖第109、110、111师及1个直属骑兵旅。
◆1949年12月，绥远军政委员会全体委员就职合影。前排：傅作义（左六）、董其武（左三）、高克林（左五）。 以原骑兵12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4师，师长鄂友三、政委白正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强自珍，师部驻武川北小井村，下辖1个独立骑兵旅和3个骑兵团。原骑兵第11旅改编为独立骑兵旅，旅长陈秉义、政委强自珍（兼），驻武川。 为了对起义部队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人民军队，华北军区选调近2000名政治干部到起义部队工作。绥远军区首先举办了由军、师、旅级起义将领和选配政委参加的高级训练班，统一上层的认识。接着，团、营、连各级政治干部相继下到部队，他们排除了种种干扰和阻挠，本着团结改造的方针，从联络感情、宣传政策着手，发扬民主作风，实行经济公开，提高士兵在政治上的地位，取得了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的信任，在部队中开始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执行革命军队的各种条令、条例。与此同时，绥远军区还成立军官学习班，前后训练了连以上军官4638人，进行了系统的人民军队的教育。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渐扩大，部队进一步纯洁，保证了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在部队解放军化的进程中，还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较好地完成了军事训练和剿匪等任务。 衡水整编 1950年11月，在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实际斗争考验，绥远起义部队从军事技术、政治素养、组织成分、武器装备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国与绥远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及抗美援朝战争初期阶段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广大中上层军官要求进步的呼声越来越高，纷纷请求开出绥远，参加抗美援朝。 党中央通过华北局与华北军区命令董其武率各军、师、旅长赴京接受新的使命。华北军区召开了研究绥远部队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予以接见，对一年来绥远各方面工作的进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鼓励，并宣布中央军委的决定：将起义部队组成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开出绥远易地整训，创造条件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为贯彻执行军委指示，绥远军政委员会决定，从绥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门中，各抽调60%的人员着手组建兵团机关。军委命令向部队传达后，官兵们情绪非常高涨，许多人流着热泪说：“组建23兵团是党中央对起义部队的最大信任、支持，也是大家的最高荣誉，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回答党对我们的关怀。” 1950年12月下旬，绥远部队分批乘火车开出绥远，经北京南下到达河北衡水地区，兵团机关驻景县龙华镇。部队到达河北后，23兵团领导机关正式组成，同时成立了兵团党委和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为兵团的最高权力机关，主席董其武、副主席高克林、秘书长王克俊，委员有边章五、姚喆、裴周玉等。
◆董其武在绥远919起义1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1951年1月11日，在景县龙华镇召开兵团成立大会，裴周玉宣读了中央军委组建第23兵团的命令及兵团首长的任命。兵团司令员董其武、政委高克林、副司令员姚喆、边章五、副政委王克俊、参谋长边章五（兼）、政治部主任裴周玉、副参谋长袁庆荣、后勤部部长张升初。1月26日，在接到绥远部队顺利开拔情况的报告后，毛泽东阅后立即挥笔批转傅作义审阅，称：“23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1951年2月，兵团军政委员会在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对刚组建的23兵团的要求：半年内完成部队军事训练、整编、补兵等任务，做好赴朝参战准备。根据军委指示精神，23兵团首先开展了为期40天的自我教育活动，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检举揭发了一批隐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队伍。其次，根据部队师、旅、团单位多，官多兵少的现状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经华北军区批准，兵团军政委员会决定在留强去弱，主要保存傅作义、董其武老部队底子的前提下，适当照顾起义时其它“山头”部队历史，撤销6个师、旅，骑兵全部下马，整编为4个步兵师。 据此，36军于1951年4月撤销了108师和直属骑兵旅，整编为106师和107师。36军代军长王建业、政委康健民。37军撤销了111师和直属骑兵旅，整编为109师和110师。37军军长张世珍、政委帅荣。骑兵第4师及师属骑兵旅撤销，官兵编入37军各师。原108、111师机关保留，为空架子师，负责接收全兵团编余的年老体弱的官兵及家属、子女的管理。兵团还抽出十几万元基金，在北京筹建子弟小学。另外，挑选编余干部里身强体壮者1500余人组成兵团教导大队（师级），作为预备干部，以补充部队抗美援朝的需要。 整编后，部队精干了，战斗力提高了，但缺员严重，每个师只有五六千人。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从湖南、江苏、河南征集了2万名新兵补充部队，为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也大大改变了部队的成分比例。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军事整训，23兵团的思想面貌、技术本领与战术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为抗美援朝，战胜美国侵略者，增强了胜利信心。 赴朝参战 1951年8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23兵团改番号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限10天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开赴朝鲜参战，以加强志愿军的反击力量。这是在战火中进一步考验和发展绥远方式成果的好时机，也是党中央对这支起义部队的信赖和给予的极大荣誉。赴朝的兵团领导班子和编制配备基本上是原套班子原套人马。8月28日，军委又给23兵团补充了1万名新兵，全兵团（含兵站、运输部队）实力达到6万人。 9月3日， 23兵团奉命从景县开拔北上。9月8日，兵团军政委员会到达辽宁安东后，接受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指示：当前两个月内，23兵团主要担负朝鲜境内泰川、院里、南市3个机场的修建与后方警戒。 9月9日下午17时20分，兵团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按照计划，由36军率106师、107师之319团去价川郡，修建院里机场；37军率110师、109师之325团进入龟城郡之近郊，修建南市机场；兵团率兵直、107师（欠319团）、109师（欠325团）到泰川郡，修建泰川机场。
◆23兵团部队在泰川郡修建机场。 9月18日前，各部队分别到达施工地，受到朝鲜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为统一领导，根据志司指示，23兵团成立了修建委员会，董其武为主任，高克林为政委，姚喆、杨尚儒（志愿军空军后勤部部长）、金元凤（朝鲜检阅相）为副主任。院里、南市、泰川机场依次划为第1、2、3工区，分别成立修建委员会分会。每个工区除兵团部队外，均配属有对空掩护的高炮部队、汽车团及空军的技术大队，共2万余人。 机场是在时间紧迫、敌机轰炸袭扰下，冒着生命危险，夜间进行抢修的。当时施工部队一无经验，二无技术，三无图纸，四无机械作业，五是材料短缺，困难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产生了愿意参加前线打仗，不愿意参加施工的想法。但经过动员后，这种想法很快得到纠正，而且都争先恐后要求去完成最艰险的任务。自9月19日正式开工以来，部队表现出忘我的劳动热情和高昂的战斗情绪，“施工现场就是战场”成为全体指战员的行动口号。师、团领导干部都深入现场就地指导，还同大家一起挑砂石、打水泥。大家都认识到：多挑一担砂石，多打一块水泥板，就是射向美帝国主义的一颗子弹。每天从太阳未落山就进入工地，劳动十四五个小时，到第二天太阳出来很高，还不肯回去。看到部队这种任劳任怨、不怕困难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董其武心中无比激动和兴奋。 经过23兵团广大干部、战士的艰苦奋斗，南市机场于10月20日、泰川机场于10月29日、院里机场于11月4日，先后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团共投工107万余个，完成3条长2000米、宽60米的跑道，停机坪8个，飞机掩体193个，滑行道、联络道、推机道及附属工程30余项。23兵团将完成修建机场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华北军区、朝鲜政府，他们都回电表示祝贺。中央军委的回电中称：“23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地完成了任务，甚好。”朝鲜政府也授予董其武、高克林等6名领导同志各以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一枚，以示热爱和感谢。 部队在休息整顿之后，又开始了军事训练，积极准备开赴前线参加战斗。1951年11月下旬，由于战场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为缓和朝鲜运输与供应紧张，中央军委命令23兵团回国整训。当月底开始，23兵团分两路从安东、长甸河口返回国内，12月上旬进抵河北定县地区。 69军的光荣 1952年2月，23兵团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军事整编计划》和《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命令》开始整编，至5月中旬结束。期间，将36军军部撤销，37军军部调归中央财委改为建筑工程部，106、109师分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1、2师，随其调出。107师和110师合编为1个国防重装师，用107师番号，由兵团直辖。空架子108、111师和龙华留守处合编为兵直学习团，担负兵团编余人员的教育训练任务。兵团教导大队改编为文化速成小学。此外，中央军委将调至华北军区的原二野10军之28师拨归23兵团建制，该师和107师，互相对调了3个建制营。 28师的前身是1938年12月组建的八路军129师抗日先遣纵队，开辟和坚持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过上党、豫皖边、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和进军大西南，因番号编在二野师级部队序列最前，有“刘邓大军第一师”之美誉。28师的调入，使23兵团的政治素养与战斗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并带来了解放军老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对部队以后的建设起到了带头和先锋作用。 1952年12月23日，华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12月15日的批复意见，下达队字第779号命令：根据部队今后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决定撤销第23兵团番号，改为第69军番号，下辖第28、107师。1953年3月3日，中央军委任命董其武为69军军长，定为正兵团级，裴周玉任政委，马卫华、张世珍任副军长，曾威任副政委，袁庆荣任副参谋长。后来有一次，董其武到北京开会，毛泽东主席问他对任69军军长职务有什么意见？董回答没有。主席解释道：“按说正兵团级应任大军区的副职为宜，但这样就没有兵权了。所以，还是让你当军长，直接带兵，不离开老部队，有职有权，当军长好！”董其武与同样是起义将领的陈明仁和陶峙岳均为正兵团级，他们在1955年9月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尤其相似的是，董其武和陈明仁都曾任过兵团司令员，所在兵团都缩编为军，并长期担任军长职务。
◆23兵团改为69军后掀起练兵热潮。 1953年11月，69军军部从定县移防保定，各师部队移防清风店至松林店一线。保定当时是河北省的省会，是首都的南大门，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这里驻防，守卫北京，无疑是对69军的巨大信任和器重。 69军组建后，在五六十年代，部队在军事训练、生产施工、抢险救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更换苏式装备和营房建设结束后，部队掀起了大规模的练兵热潮，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107师坦克自行火炮312团的训练成绩，达到了“全能全优团”的标准，1958年国防部给该团记集体一等功，军委装甲兵授予“装甲兵的一颗卫星”锦旗。28师炮兵585团代表北京军区在1959年军委炮兵组织的全军地面炮兵团比武考核中，获得总分第一名。1964年全军大比武时期，69军又涌现出被北京军区授予“张振生班”荣誉称号的28师83团通信连两瓦报话班先进典型，其“快密通话法”被总参在全军两瓦无线电分队推广。这些成绩引起了军委首长的注意，先后有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等6位元帅到69军视察，给予表扬和鼓励，这是69军建军史上最光荣的时刻。 此外，69军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参加了1958年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1963年天津、保定地区抗洪抢险等重要活动。战士谢臣在抗洪抢险中为抢救落水女童英勇献身，1964年1月22日，国防部授予谢臣“爱民模范”称号，授予他所在的28师82团3营炮兵连5班“谢臣班”称号。 1967年2月，为加强战备，69军奉命调防山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太原。1969年10月，又移防晋北重镇大同，担负我国北方第一线防御任务。同时，所辖28师、北京军区第6工区、107师依次改番号为陆军205、206、207师。至80年代初期，69军还领导有北京军区坦克7师、守备1师等部队。在大同期间，69军立足准备打仗，长期坚守，艰苦创业，在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毫不放松军事训练，国防工程和阵地设施建设也得到很大加强。1985年10月，北京军区精简整编，驻大同的69军和由临汾北上的28军合编为陆军第28集团军，撤销了69军番号和建制，绥远起义部队编成的23兵团、69军至此结束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编辑｜侯梦玮 责编｜王媛媛 编审｜项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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